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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可铮，建国后首个在国际声乐大赛获奖，被誉为“世界低音之王”
可凡倾听 上海老底子
温可铮(1929—2007)，男低音歌唱家。北京人。1950年毕业于南京音乐学院。后任上海音乐学院教师、声乐系主任，中国音协第四届理事。
——温可铮
10多年前
世人钟爱的“高音之王”帕瓦罗蒂逝世
至今，仍有无数人无数次在怀念他
可是很少有人还记得
那一年
我们也失去了另外一种天籁
“世界低音之王”温可铮
他是建国后第一个
在国际声乐大赛中获奖的中国人
也是第一个在国内开独唱音乐会的歌唱家
出版建国后华人在世界上出版的第一张唱片
他的音乐生涯横跨半个多世纪
不但是蜚声海内外的声乐艺术大师
还是桃李满天下的著名声乐教育理论家
人们称他为“当代的夏里亚平”
十多年前
《可凡倾听》有幸采访到了温可铮老师
《余音绕梁七十载》
如今
可还有人记得
一代声乐大师温可铮的绚烂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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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凡倾听》温可铮专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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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凡倾听》温可铮专访（下）
活着，就是为了歌唱
温可铮出生于北京的一户书香门第，受父亲影响自小就喜好音乐。早在10岁那年，温教授就以童高音演唱意大利古典歌曲《爱情的喜悦》获得“北京市天才儿童音乐奖”。
四十年代，已多次在北京中学生歌唱比赛中拔得头筹的温可铮，深深地迷上了著名男低音斯义桂，不顾父亲的反对以榜首考入南京国立音乐院声乐系，师从著名俄籍教授苏石林和保加利亚索亚菲音乐学院院长、著名声乐教育家契尔金教授。对温教授来说，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跟了两位正确的老师，这让他对声乐有了更深刻的体会与自己的想法。
1950年，毕业后的温可铮没有进入歌剧院，而是到了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文理学院音乐系教书。在这里，他开始了自己的教学生涯，也邂逅了一生相知相随的知己伴侣——钢琴演奏家王逑老师。从此，温教授几乎所有的演出伴奏都由王逑老师担任，合作间的默契让人动容。
1956年，温可铮代表上海声乐家参加《全国音乐周》后，一鸣惊人，从此成为中国歌坛的焦点人物。翌年，夺得文化部举办的全国青年歌唱比赛的第一名的温教授，就代表中国青年歌唱家赴莫斯科，参加“西欧古典歌曲”大赛并获得金奖。同时，苏联国家唱片公司出版了温教授的演唱专辑，这是建国后华人在世界上出版的第一张唱片。
这张唱片，伴随着温教授一直到文革。但即使在文革期间，他也始终坚持练声。此后的岁月里，温教授几乎所有的一切都围绕着教学和歌唱。他始终认为，音乐是他生活的唯一意义，他所有的自尊、自信，都来源于音乐。他活着，就是为了歌唱。为了歌唱，他可以舍弃所有。
当代的夏里亚平
自1951年在南京举办新中国乐坛首次个人演唱会后，温可铮在一个甲子多的歌唱生涯中，参演音乐会达两千多场，个人独唱会三百多场。他的声音不仅遍及中国，更多次到欧美、日本、香港等地演出，备受尊敬与欢迎。
他能用德、法、俄、英和意大利语，演唱很多国家在不同时期、各种不同风格、题材和样式的歌曲近三千首，其中保留曲目达六百首，许多国家知名的乐评家认为他是“当代的夏里亚平”，最杰出的声乐家之一。
回顾温教授的艺术人生，可谓充满了传奇性。他虽年迈但演唱嗓音却运用游刃有余，纽约时报曾撰文称：“来自中国的、年高七十的世界知名的男低音温可铮，竟以美妙神奇的嗓音力度…使人听众动容而震撼…”法国老一辈著名声乐家阿兰·万佐，更在聆听后赞叹“上帝啊，怎么这位来自东方的歌唱家的嗓音如此年轻富有魅力，他美妙的歌唱艺术，即使在意大利，在欧洲也是绝无仅有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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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木汗》
《阿拉木汗》是一首流传于新疆吐鲁番地区的维吾尔族双人歌舞曲，全曲采用一问一答的表现形式，旋律具有歌唱性，节奏富于舞蹈性，风格活跃而风趣。频繁地运用切分节奏，使乐曲轻快活泼的效果更加突出，再结合手鼓的伴奏，使人听之欲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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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尔加船夫曲》
《伏尔加船夫曲》是一首流传很广的俄罗斯民歌，作品在说沙皇统治下的俄国人民群众，他们忍辱负重，以坚韧不拔的精神担负历史重任。整首曲子速度徐缓，旋律朴实，有着忧郁、深沉的基本格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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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银色的月光下》
《在银色的月光下》是一首新疆民谣，源自俄罗斯民歌。这是追忆背叛自己的恋人的歌曲，无限思忆诉诸月光下，温婉低沉，西方的小夜曲无法具备其中的温存。或许，只有潜心修造音乐与中国文化的人，才能演练出歌曲深含的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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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歌》
《牧歌》是一首经典的内蒙古民歌，旋律舒展辽阔，句尾悠长，节奏自由舒缓，蓝天、白云、绿草、羊群展现了一幅令人神往的草原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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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蚤之歌》
《跳蚤之歌》是俄国作曲家穆索尔斯基在1879年秋天创作的一首著名讽刺歌曲，歌词选自德国诗人歌德的诗剧《浮士德》第一部第五场中魔鬼梅菲斯特与一群朋友在酒店里所唱《跳蚤》一歌中的诗句写成，以鲜明的音乐形象、戏剧性的艺术效果和浓郁的俄罗斯民歌风格著称于世。
铭记大师风采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还未长大的曹可凡老师，就在音乐学院遇见过温教授。那时候的温教授一边扫地，一边还在唱着《跳蚤之歌》，其乐观的态度和对音乐之热爱让人记忆深刻。彼时，大概谁也不曾想到，三十余年后，他们会再次重逢，开启一段超越时空的对话。
他离开我们十年了，无论你此前是否关注，请一定记得，有这样一位世界杰出的华人歌唱家，他曾穷尽一生去攀登艺术之巅，他曾用生命的激情，留下不朽的歌声。
部分图片及视频来自网络
附：《可凡倾听》温可铮采访全文
余音绕梁七十载——低音歌王温可铮
500多首积累的曲目，1500多场参演的音乐会，75岁的高龄，66年的演唱生涯……这一连串的数字组合起了中国著名男低音歌唱家、声乐教育家，堪称“世界低音之王”的温可铮的绚丽人生。
曹可凡：温老师你好！
温可铮：你好！
曹可凡：你大概不知道，我小的时候，就是你的歌迷。那还是七十年代我特别小的时候，您那会还在扫地呢。那天我在音乐学院的校园里发现您一边扫地，一边还在唱着《跳蚤之歌》。我就发现这老头挺有意思，后来我的亲戚告诉我，这个人是个大歌唱家，他的名字叫温可铮。所以在我的记忆当中，你是第一个进入我音乐记忆当中的一位歌唱家。
温可铮：那我多荣幸啊。
曹可凡：对呀，今天我们有这样一个探讨我觉得是一个超越时空的一个对话。
温可铮：对对。
1929年，温可铮出生于北京。谁也没想到，京剧竟成为他最早的音乐启蒙。1938年，年仅9岁的温可铮获得了华北地区“音乐天才儿童奖”，从此开始了他漫长的的艺术生涯。
曹可凡：我知道你是北京人，对吧？
温可铮：北京人，对。
曹可凡：你从小特别迷恋京剧。
温可铮：对。
曹可凡：你小时候都看些什么戏？
温可铮：那时候（看）《借东风》，窦尔墩的《黄天霸》，多了，程砚秋，梅兰芳，马连良这些，包括叶盛章，这些我都喜欢看。不管哪行，只要唱得好，我就爱看。
曹可凡：这是不是跟你家里的这种熏陶有关？
温可铮：对了，家里有（熏陶），我父亲就喜欢京剧，家里有个大的留声机，木头的，个大，拉起来转，大转盘，还是那样的。小时候听金少山，杨小楼，郝寿臣，他们唱的我都爱听。小时候我们家在北方有那种大炕，有的房间有床，有的房间是大炕。大炕的时候我就把袖口上弄两个手巾，这儿戴一个髯口，就可以演，把炕当舞台，自己就唱，唱《法门寺》，一人唱三个角。据告状民女送小娇气家事。那个时候小时候也练。
曹可凡：那个念状有一百来卷。
温可铮：后头全忘了。小时候也不大懂，反正就喜欢练，就练，无形中把嘴皮子给练出来了。没有想到说后来要真是怎么样。反正小时候就挺爱这行的。在房间里面唱，外面走路的人听见了，说嗓子好，叫好，好！越叫好我越来劲。
曹可凡：小时候还是有表现欲。
温可铮：有表现欲，就喜欢舞台，后来发现这个炕头是舞台。
曹可凡：所以对你来说，第一个舞台就是你们家里的炕头。第一个道具就是两块毛巾。你正式开始学唱歌是什么时候？
温可铮：就是七八岁吧就开始正式学唱了。
曹可凡：那个时候你是童男高音？
温可铮：童男高音。
曹可凡：听说你小的时候自行车你不是骑着去（上学），你是推着车去（上学）。
温可铮：对，推着车去的。为什么，就是炼身体。我们家住在靠近天安门，就是现在国家大剧院盖的那个地方，学校在灯市口东城，我有个自行车，每天早上就一个手拉着把，一个人跑。大街上看到这种人也少，怎么有自行车不骑？为什么还带自行车呢?就是到了中午回家吃饭，有时怕来不及下午上课，就是为了那个，要不这个自行车当然可以不带。但是有一个自行车摆在旁边，自己心里也挺稳当的。就好像今天我又练了功了，好像跟练功一样。就是这样的话，就觉得骑骑会好一点。后来就上瘾了，（这是）中学的生活。
曹可凡：其实这种气息的锻炼的方法一直延续到今天。
温可铮：现在就是走路了，现在不是跑了，也不敢骑自行车了，怕跌跤，万一跌一跤的话就很麻烦了，骨骼受损不愿意。
曹可凡：我觉得你小的时候对唱歌就特别的用心。
温可铮：对，就是热爱这个东西。
曹可凡：除了要锻炼自己的气息之外，你还在吃的方面特别讲究。
温可铮：对。那时候讲究吃什么西红柿，那时候别的不多，也跟着别的小孩，说吃生鸡蛋好，自己就吃生鸡蛋。人家说喝牛奶（好）就喝牛奶，反正大家伙学术上是没有的，聊天聊到什么我就回家试一试。那时候也挺幼稚的，想想挺可爱的，这段生活。
少年温可铮坚定地相信，音乐是他一生的追求，上海是他梦想成真的出发港。于是他不顾父亲反对，义无反顾地来到了上海国立音乐学院求学。
温可铮：结果一出家门就是兴奋，就想我在圆我自己的梦，才走了第一步。因为我父亲不赞成我学这个。
曹可凡：你父亲是干什么的？
温可铮：他是律师。
曹可凡：是不是希望你将来成为一个大律师？
温可铮：不是，他觉得你们这音乐不是一行，这唱着玩玩的，他是这么想的，我跟我父亲是这么讲，我说我不当教授我不回家。他说当教授哪有这么容易，不大容易，我说我不当教授我就不回家了，当然我父亲在心里也很痛，自己儿子等于出家了差不多。当然他也是很反对的，我自己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学小朋友扎一个针在这里，用血写几个字，什么离开父亲我怎么样去创业了，创音乐（的事业）去了。小时候尽干傻事，一出家就把家（忘了）。我们家的门口当然我记得住，每天回家，出入家。忘了多少号了，我那个家环境当然一切我都记得住，就是具体让我写信，我写不出来，我父亲就以为我丢了。那到了很久很久之后，大概有三四个月之后，有人正好碰到（我）了，（他）也到南方来，就说你父亲很想你，那（我问他）我们家（地址），他都不信，我说我确实是忘了，你告诉我，赶紧告诉我，后来反正是这样才联系起来的。
曹可凡：那既然你把自个家里的地址忘了，可是你家里人应该知道你学校的地址，他们没跟你联系吗？
温可铮：实际上家也给我来信了，他想我知道地址，就写“内详”，没写家里的，那时候也不讲究这个，就是内详，温寄，北京，就完了。（我）越着急越没有这地址。到后来就是通过别人来的时候，正好把这事情澄清了，我才知道了地址。
曹可凡：是不是那几个月父母都急坏了？
温可铮：急坏了，觉得这孩子不知道跑哪去了，好像是蜀山剑侠跑山上练剑侠去了，不要家了，那种感觉。
在国立音专，温可铮师从于前苏联的乐坛大师苏石林。温可铮在演唱技巧上取得了长足进步，为今后在歌坛扬名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曹可凡：苏石林教授当时已经是名震天下了，你怎么找到他的呢？
温可铮：也是南京国立音乐学院一个教授带我去的，伍正谦教授。他带我去的，他说你听听这小孩非常好，他（苏石林）说你看我浑身全是汗，不能再教了。他（伍正谦）说那你就先听听他（唱歌），他一听他立刻就面目全非了，跟以前不一样了，他说我可以教你，你来上课，后来从那就一直很顺利。
曹可凡：那在这之前，其实你也跟其他一些老师学过？
温可铮：已经学过，就小时候。
曹可凡：那你觉得苏石林教授教学的方法跟其他人的教学的方法有些什么本质的不同？
温可铮：他讲的就是我容易模仿。最初还是模仿的阶段，我觉得他唱出的声音好听，我小时候因为学什么像什么，他一出声我跟着来，他挺奇怪。他说你这小孩学得很像，他就很高兴。
曹可凡：那时候你多大？
温可铮：那时候我17岁。
曹可凡：英俊少年。
温可铮：不……反正比较淘气。
曹可凡：苏石林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温可铮：我倒是觉得他是个天才演员，虽然“中国音乐之父”可能有点架子了，心里有点架子了，不大唱了，但是我跟他上课他经常高兴了，唱两段，唱得过瘾得不得了，我看得简直神奇。我想这老师真好。
曹可凡：那除了上课之外，老师还跟你谈点别的什么吗？
温可铮：不，他没有时间。他对我客气到什么程度呢？学费要打折。
曹可凡：打多少折给你？
温可铮：比如说别人30块钱美金，15块美金，我上半个钟头课，因为没钱，上半个钟头15块钱，按美金。一直到解放后他还要美金，因为他对人民币不认识，出奇了，他不认识，反正就是这样子。
曹可凡：跟苏石林教授一共学了多长时间？
温可铮：一共10年。
曹可凡：前后差不多有10年。
温可铮：就是1946到1956。1956年正好索非亚音乐学院的院长，叫切尔金，他在总政教书，我正好回北京度暑假，我知道来了个外国专家我去听，我觉得这个专家不错，这个专家我说很好，因为我唱给他听，他很惊奇，他说上海是不是都是你这水平？我说上海像我这样水平多了。我就这一句话就把他拉到上海来了。结果我到上海音乐学院，他作专家，我又学了两年，我这一辈子最大的幸福就是跟了正确的老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学芭蕾舞学钢琴，学这种技术演奏的，没有好老师是不行的。老师必须得正确。要不正确给你拧歪了，你越用功越不行。你说你用功，就是蛮拧，非得在正确的道路上演奏才可以。
曹可凡：其实你们同门师兄弟有很多，除了你之外像高芝兰先生，斯义桂先生和沈湘先生，那你跟你的这几位师哥师姐有一些交流吗？
温可铮：我们都好。沈湘是我最好的朋友。
曹可凡：听说那时候沈湘开音乐会，你还帮着他刷标语，搞宣传。
温可铮：我跟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感情的初级阶段，就是这么一回事，他第一次从上海回到北京，他要开音乐会，他说要开音乐会没有朋友帮忙，经济上，场子上，贴标语，工作上，各方面（都没有），我说我来。我给他干什么，我说你给我点活干，他说到现在了还没人给我贴海报，我说我来，我（在）学校还是中学生，我不上课，高价，逃学，我给他干活去了，骑着个自行车，这边拿着个桶，装的是浆糊，一个大刷子，这边夹着广告，POST，音乐会的，我就带着骑着车，当然骑着很危险，再怎么棒也骑着危险，人家杂技演员（都危险），但还是基本上没出过错，到那站住，一个脚歇下来，我记得清清楚楚，把桶放下来，那个过程还很仔细，因为怕把人弄坏了，到北京各个交通路口贴这个去。这个后来沈湘都有记忆，他说那时候帮我很大忙，从那时候我看你执着，热爱这一行就甭提了。他这人音乐修养是非常好，他的唱片当时在北方就属他多。想起一个小插曲吧。我们的唱片从北方（带）来上课，我都舍不得丢，那种唱片不是现在这种一张就能装很多曲的，一个歌就一大盘，抱几十个才抱一大堆，都拿不动了，那要多少斤多少斤，你坐火车，那时候小时候还坐不起卧铺，火车又慢，就这么坐着，压着腿腿都麻了，都舍不得摆在上面，怕人给撞了。就那么保护着这种老唱片。我们在谈唱片方面我也是受益匪浅，我们俩谈起来是能够真的谈得很累很累的时候，还不想睡觉。我平常是坚决不过晚生活，我第二天要练唱，但是这个时候我情愿跟他在一起。他喜欢聊天，晚上他能熬夜，我不能熬，我半睡眠状态也要跟他聊。
酷爱歌唱的温可铮没有进入歌剧院成为一个演员，1950年，温可铮来到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文理学院音乐系教书，开始了他的教师生涯。
曹可凡：你喜欢那份工作吗？
温可铮：我很喜欢。我挺喜欢这工作，我到现在这份工作我都觉得是我一种幸福。
曹可凡：为什么？
温可铮：唱，教，听的也是要研究这行，你不让我干这行，我倒觉得我还是要干这行，所以正好我的工作，整个我最喜爱的一行，我觉得我是最幸福的。今天我还在想，现在假如问我，说你怎么没演过歌剧，我说我还是没演过歌剧，为什么，我有演戏的才能，我从小也演过戏，但是我个矮，因为演歌剧要1米80都不算高，我才1米71，现在越长越抽抽，现在1米70，我估计再过两年就该1米69，所以年纪大了越来越抽抽，我也不知道哪里回事，我也觉得挺有精神的，但是一量个儿怎么少了一公分，所以我觉得我选择的教书就更稳定了，没有一点后悔的地方，我觉得一切都是安排的那么好，上帝安排的好。
曹可凡：那我想你觉得金陵女大那份工作给你带来幸福，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你在这个学校认识了你的夫人王逑。
温可铮：这个是缘分了。
曹可凡：我们在做准备的时候说，其实这份工作你应该很喜欢，你跑到花堆里去了。
温可铮：那个时候倒还想的比较少，奇怪，因为跟王逑我们主要是她弹琴，因为她手巧，她适于弹伴奏，我喜欢唱，假如一个人给我弹伴奏，你想这个人得意得不得了。
曹可凡：有一种成就感。
温可铮：那时候觉得很合适，慢慢就成功了。
曹可凡：你还记得当时第一次见到王逑老师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温可铮：因为她是李嘉禄先生的学生，她给我弹伴奏。李嘉禄先生给我弹伴奏的时候，我其实跟王逑那个时候已经就经常在一起练唱，我不能老找人家大教授来练。我当时也是一个普通的讲师，就是这个情况。我更想更多的唱，那么就慢慢地接近了。
曹可凡：当时你们俩相爱是不是也是因为王逑老师特别喜欢你的歌声？
温可铮：这也可能，反正她对我（是）怎么过分地有点信任吧。
曹可凡：用你的这个富有磁性的歌声打动她。
温可铮：这也有关系，她弹琴的时候，虽然我不夸奖她弹得是最好的，但是我们合作的时候最默契。
曹可凡：所以打这以后，其实你所有的伴奏都是王逑老师一个人担任的。
温可铮：对，大量的都是她，因为这还有个原因，在家练好了上台之前用不着慌，用不着再重新练，重新练多费时，这点轻这点重，两人还得研究，花好几个钟头才唱几分钟。还不如在家有什么拿什么，到时候听听，挺舒服，那就好了，并不是我们俩演奏的时候高水平，就是我们的默契。
温可铮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在国际声乐大赛中获奖的中国人。为此，前苏联国家出版社还专门为温可铮录制了专集，这也是建国后华人在世界上出版的第一张唱片。
温可铮：就是我们去比赛去了，去比赛给了我银质奖，我心里不服气，我想前苏联那个确实是不错，他只说音量比我大，身体比我高，身体比我壮，他能吼，我就想，音量很大，唱上，艺术上我不见得差，我当时是这么想的。但是很快前苏联比赛的时候就给我定签约，说我们请你在国家出版社预备出你的唱片，你愿意吗？我几乎没听清楚，我说给我出唱片，楞了，我认为我配吗？我心里还这么想，我说我现在还很年轻。就合作了录了唱片，当时唱的外国人的东西多一点，中国的东西是《杨白劳》也有，还有我自己写的一个东西，叫《小仨》。
曹可凡：北京话，小仨，你自己写的？
温可铮：我自己写的。那时是（20世纪）50年代初，我当时又唱歌又自己写东西。那时候还写伴奏。
曹可凡：你还记得《小仨》怎么唱的？
温可铮：一开头我是用中国单弦写的钢琴伴奏。小仨娶了个大姑娘，后来又赶车又丰收什么，反正思想就是跟国家那时候情况完全统一的。因为我是第一个想用中国北方的说唱配上西方的音乐，当然我那时候很早了，就是（20世纪）50年代初。
曹可凡：这个专辑录得顺利吗？
温可铮：顺利。
曹可凡：前后录了多长时间？
温可铮：就是全是唱一次，没有说现在的接，我现在真是不懂了，一句一句的在那接。
曹可凡：不是一句，是每一个字每一个字接。
温可铮：我到现在还是习惯了就这么唱出来就算了，这个是最真实的，是什么就是什么。
曹可凡：那那个专辑出版（发行）之后它的反响怎么样？
温可铮：这就不知道了。
曹可凡：就是在前苏联发行？
温可铮：在前苏联发行，我也带回来了一张，朱雅青也带回来一张，后来文革时说这种是毒品，这种情况家里很多唱片都不能留。书我弄出去很多，文革时候，心里很痛，以前是挣人民币，私下换美金，再订书再寄进来，你想这个得多少钱？等他一批判，你第二天必须把这些毒品处理掉，那怎么处理呢？那就拿到附近卖旧货的地方去，让他称斤要。一拿去，他说你这个我不要，我说你怎么不要，这书不挺好的吗？我心里都是痛啊，卖这些书，他还说不要，他说红旗我要，我说为什么红旗要呢，他说红旗是报纸做的，我们可以把它回炉，你这是硬纸做的，我不能回炉，洋装的不能回炉。人家还不要，就是很便宜的价钱都不要，论斤都不要，说是要么你搁在这，我给你点钱，我就卖花生米时包一包。我当时思想上痛苦的不得了，觉得那段时期真是很难过的。
曹可凡：那到了文革当中，你跟其他的一些教授一样，受的冲击特别大？关在牛棚里？
温可铮：是，是。
曹可凡：那你从年轻到现在一直就没有间断过练声。听说你那个时候也还偷偷地练？
温可铮：一个是读报的时候（练声）。我明白普通老百姓就这声音，我到时候一改，声音挪了，这个声音就是唱歌的声音，他就不知道我练声了。那时候放出来就到人家家里去唱，因为我有个表兄家里就是我经常去的，我在他们家里我们夏天就光着大膀子就练。夏天热，那时候没有冷气，就是特别热，房间门全锁起来，窗户关严，窗帘拉上练唱。那个时候还有个（机会）唱就是哪天下雨下的大，打雷的时候唱。
曹可凡：起到一个遮盖作用。
温可铮：还有时骑着自行车到郊外去，下着大雨，不知道是累还是下雨，自己一边骑着车一边唱，穿着雨衣谁也不知道。还有就是到钢厂里，上钢一厂，上钢五厂，工人们都很爱我当时。工宣队押着我去的，不许吃饭，排队在最后。但是到了上钢厂的时候，在锅炉前头，最热的时候，他们说上海音乐学院的给我们来一个，没有一个人出来。那时候我虽然有问题，但是一听唱歌我就忘了我的身份了。我说我来一个，人（家）就欢迎，我就唱起来了，我就顺着也唱唱。一是为人家演唱了，我自己也练了。反正是利用各种的机会。我就发现中国这功夫很有意思，每天练，它就不会丢，你要是一个时期不练，不用功，我就跟学生讲，一天不练唱，我自己知道，两天不练唱，我隔壁知道，三天不练唱，你猜怎么，全世界都知道。
曹可凡：这是中国人经常讲的，“拳不离手，曲不离口”。
温可铮：这是专业的声音。业余的声音是随时都能唱，说这人真棒，随时拉起来就能唱。那个倒不见得是专业的，那是业余好嗓子。我就觉得上次多明戈来，帕瓦罗蒂来，全唱失败了。一个是泪洒上海大舞台，一个是唱的票价卖6000块钱，唱的真是太一般了。这么两个大明星大腕，唱的这个样子，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练习得少。他们没当回事，没拿中国人的水平当水平，假如说让他到维也纳去唱，你看他敢这么唱吗？他到罗马，到拉斯卡拉，他敢这么唱吗？他不敢。他就在旁边都市挣钱，挣了很多，他累了之后他到中国来，所以他一露面我想他有什么问题错了。
曹可凡：其实他们这也叫走穴。
温可铮：是，国际走穴，这个不行，绝对不行。艺术哪能这么干呢？
曹可凡：那你今年已是75岁高龄了，坚持每天练声，还坚持每年举办一系列的音乐会，这可能在世界范围中，像你这样高龄的歌唱家都非常少了，而且现在气息依然保持得这么完美。你觉得保持这种青春朝气的秘诀在什么地方？
温可铮：秘诀就是喜欢音乐，执着。它给了我生命。我没唱够，我还没唱过瘾，我应该开更好的音乐会，水平高的，还有很多曲目摆在肚子里没用过。一想到我75岁还能唱，我能唱更多的作品，有成就感。给你精神上带来很多快乐。我相当乐观，开心，人家说你是阿Q也行。
曹可凡：我发现你家里，每个房间都有钢琴，是不是随时到哪个房间都能开始唱？
温可铮：就是这么个意思。想唱了，抬琴就唱。所以觉得很年轻，一照镜子，这么老了，眼圈都这样了。今天要上电视，我穿哪件衣服好？这都不知道。
曹可凡：我发现你上了舞台之后，在话筒前我觉得你这种感觉都出来了。那今年你是和王逑老师金婚50年。在你们50年的合作，相濡以沫，夫妻之间的交流（中），你觉得给你带来最大的快活是什么？
温可铮：就是唱歌。我们的合作。就是因为有了这我们才不分开。
曹可凡：你们俩平时闹别扭吗？
温可铮：小别扭总归有的，什么你走得快我走得慢，你买东西你要吃这个我要吃这个，她喜欢买衣服我喜欢买书，比如家里没钱两人喝粥去，到月底我们经常干这种事情。像这方面有点小矛盾，不是说没有，但是两人一唱歌，什么都忘了。唱歌实在是好我要跟你们说，我要向世界宣传，唱歌不但健身，精神好。
曹可凡：增进夫妻的感情。
温可铮：各方面的感情。还有说你生气了，一唱歌什么都没了，人家欺负你了，你也一唱歌，没了，忘了。什么事情都可以忘掉。这唱歌进入了之后，真是另外一种天堂。太好了！
曹可凡：带来无穷的享受。在这里我要祝愿你跟王逑老师金婚快乐，希望你们俩艺术青春能够不断地继续下去，不断地给我们唱更多的好歌。谢谢温老师！
温可铮：我要特别谢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跟大家谈，这个对我来说是种荣享，是一种信任，我特别感谢大家，我也感谢听众们给我时间能听这节目，反正我随心所欲乱谈，一定有很多不适当的地方，希望大家原谅。
曹可凡：好的，谢谢温老师！
来源：可凡倾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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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温可铮，建国后首个在国际声乐大赛获奖，被誉为“世界低音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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