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客户端

张正明：辽朝同中原王朝的关系 | 契丹简史

2020-03-07 20:02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张正明中华书局1912

辽朝同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的关系

辽太宗耶律德光即位后，辽朝的内外形势都有显著的变化。就内部来说，人民久受战争之苦，阶级关系紧张；在统治阶级中，由于具体利益的冲突，述律太后残杀了许多势要人物，众志不一；太宗兄东丹王因不得继位，且受太宗猜忌和约束，也心怀异志。就外部来说，中原在后唐明宗的统治下，革除了一些苛税杂役，整顿了吏治，“兵革粗息，年谷屡登”（《新五代史·唐纪》），社会情势好转；骁将悍卒，屯驻要地，边备相当森严。由此，在辽朝的汉族降将中，就有人动摇了。

《东丹王出行图》（局部），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藏

太宗即位不久，镇守平州的卢龙节度使卢文进，因部下汉人都切望返回故乡，经明宗密遣使招诱，率其众十余万、车帐八千乘归后唐，这对辽朝是一个不轻的打击。太宗命将南进，再夺平州。旋与后唐叛将王都所部会合，南过定州，进围曲阳。后唐北面招讨使王晏球迎战，大破之。太宗遣军来援，亦为王晏球所破。

民心的向背对后唐的胜利和辽军的失败显然是有重大关系的。辽军既败，“其余众溃投村落，村落之人，以锄耰白梃，所在击杀之”（《新五代史·王晏球传》）。辽朝先后出动骑兵七千，“殆无孑遗”，“其得脱归国者不过数十人，自是契丹沮气，不敢轻犯塞”（《资治通鉴·后唐纪》）。接着，代卢文进为卢龙节度使的张希崇又杀死平州的契丹将领，悉举所部二万余口奔后唐。未几，东丹王也浮海奔后唐。至此，辽朝丧失了先前所曾占有的优势和主动权。

可是，当时的后唐还有一个未除的痼疾，就是分据各地的藩镇仍有专擅之权，彼此勾心斗角，矛盾重重。他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不顾民族的利益，所以后来局势发生了急转直下的变化。936年（辽天显十一年，后晋天福元年），后唐太原节度使石敬瑭为了夺取后唐的天下，乞援于辽，不惜把山南代北的幽、蓟、瀛、莫、涿、檀、顺、新、妫、儒、武、云、应、寰、朔、蔚十六州拱手割让给辽，并许岁贡帛三十万匹，对辽太宗自称“儿皇帝”。

从此，辽朝夺得了有大宗税入的大批州县，夺得了一些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城市，夺得了幽州和大同这两个战略据点，占取了北负山险、南窥平野的高屋建瓴之势。

由石敬瑭建立的王朝是后晋，尔后继后晋而起的是后汉。在晋汉两朝统治下，政治腐败，赋役繁苛，水利失修，耕种失时，中原的社会经济愈加衰退了。两朝的统治阶级，唯以聚敛为能事，对外敌则是妥协乃至投降。在将帅中，愿以十万横磨剑与契丹较一日之短长如景延广的，在朝臣中，以“稽颡于穹庐”为耻如王权的，已不可多得；至于坚决作战、虽死不辞如吴峦的，就更少了。但是，统治阶级的媚敌行径在人民群众里引起了严重的不满，辽朝的贪得无厌则使统治阶级中的一些成员也渐生反感，所以在后晋晚期，与辽朝的关系又恶化了。契丹的不断侵掠使河北人民备遭蹂躏。后晋的军队不是不能打仗，他们的步兵曾经在劣势中奋起反击，打得契丹骑兵大溃。可是内部社会经济实在已经残破不堪，在后晋季年，“民饿死者岁十数万”（《新五代史·景延广传》），难以长久支持了。

《新五代史》（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

945年（辽会同八年，后晋开运二年），辽师大入，陷贝州后，节节南进。辽军的南进和取得胜利，与有些汉族将帅叛降辽朝有很大关系。赵延寿怂恿在先，杨光远勾引在后。末了，后晋唯一可以倚重的将军杜重威也全军以降，于是辽军就长驱直入了。杜重威这人本来就是一个搜刮的能手，当民间乏食的时候，他所积的私粟竟有十余万斛。946年（辽会同九年，后晋开运三年），辽军入大梁，后晋“始以契丹而兴，终为契丹所灭”（《新五代史·景延广传》）。

辽朝既灭后晋，声威大振。不过辽朝的胜利是暂时的、表面的，其实这场战争的结果是两败俱伤。“契丹连岁入寇，中国疲于奔命，边民涂地；契丹人畜亦多死，国人厌苦之。”（《资治通鉴·后晋纪》）可见，这场战争不但严重地损害了汉族人民的利益，也严重地损害了契丹人民的利益；不但汉族人民反对契丹统治阶级发动的掠夺战争，契丹人民也并不甘愿充当契丹统治阶级进行掠夺战争的工具。

辽太宗入大梁后，改号大辽，改元大同，有久据中原之意。可是在他身上，却看出了契丹部落贵族的野蛮性和掠夺性。他在大梁“广受四方贡献，大纵酒作乐”，毫不关心如何安定残局、抚慰人心。契丹军队的粮秣，一向由军士自行筹措，因此契丹军队到处强征民间粮草，谓之“打草谷”。以打草谷为名，大肆剽掠。中原地区“丁壮毙于锋刃，老弱委于沟壑。自东西两畿及郑、滑、曹、濮，数百里间，财畜殆尽”。以犒赏军士为名，“括借都城士民钱帛，自将相以下皆不免。又分遣使者数十人诣诸州括借，皆迫以严诛，人不聊生。其实无所颁给，皆蓄之内库，欲辇归其国。于是内外怨愤，始患苦契丹，皆思逐之矣”。“又多以其子弟及亲信左右为节度使、刺史，不通政事。华人之狡狯者，多往依其麾下，教之妄作威福，掊敛货财，民不堪命。”

这种野蛮的掠夺，激起了中原人民的同仇敌忾，他们用广泛的起义来回答辽军的侵暴残害和中原官僚地主阶级的投降行为。起义迅速蔓延，分布在各地的人民武装“多者数万人，少者不减千百”，先后攻拔相、宋、亳、密等州。辽太宗到这时才发现：“我不知中国之人难制如此！”他在大梁住了不满三个月，就仓皇北遁了。临去时，“尽载府库之实以行”（以上引文俱见《资治通鉴·后汉纪》）。辽太宗承认：“我有三失：杀上国兵士，打草谷，一失也；天下括钱，二失也；不寻遣节度使归藩，三失也。”（《旧五代史·契丹传》）契丹统治者与汉族人民的矛盾是当时国内的主要矛盾，这个矛盾在实质上是阶级矛盾，它是在民族关系上表现出来的阶级矛盾。契丹统治者入占中原后，不是减轻而是加剧了阶级矛盾，又使民族矛盾也随之激化，这就是契丹统治者不能把在战争中获得的胜利保持下去的根本原因。

947年（辽大同元年，后汉天福十二年）初夏，辽太宗在北返的途中，病死于栾城县境。据说，丧车至国，太后不哭，曰：“待诸部宁一如故，则葬汝矣！”（《资治通鉴·后汉纪》）可见，辽太宗的南征在契丹内部也是不得人心的，使契丹诸部不宁，也就是说，使契丹内部的阶级矛盾也加剧了。

辽怀陵遗址

有一部分汉族官僚地主，以原任后晋河东节度使的刘知远为首，在这场战争中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态度。就在契丹兵马北撤这一年春天，刘知远在太原称帝，国号汉—即后汉，待辽太宗北返后，轻易地抢占了中原。先前被辽军攻取的后晋州县，除易州外，全为后汉所得。刘知远这人当初也勾结辽朝，称辽太宗为父，即帝位后仍力求不与辽朝发生冲突，唯自保是图。继位的刘承祐也步其后尘，当大将郭威“请勒兵北临契丹之境”时，被他制止。后汉的国祚只有四年，继起的是郭威建立的后周。郭威立三年死，养子柴荣嗣立，是为后周世宗。

后周（951—959）是一个短促而颇有作为的王朝。柴荣在郭威初步经营的基础上，为了恢复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在经济、政治、军事上进行了若干不无成效的改革，国内形势明显地好转。他兼并了相邻的几个王朝，使后周的统辖范围逐渐扩大。

同时，辽朝却中衰了。太宗南征，民力疲弊，人心怨愤。太宗死后，弟李胡与侄兀欲争立，结果李胡失败，由兀欲继位，是为世宗。世宗“荒于酒色，轻慢诸酋长，由是国人不附，诸部数叛，兴兵诛讨，故数年之间，不暇南寇”（《资治通鉴·后汉纪》）。951年（辽应历元年，后周广顺元年），其燕王及太宁王杀世宗。乱平后，诸大臣奉太宗子述律为王，是为穆宗。穆宗喜田猎，好击鞠，常以细故杀人，不大过问国事，“每夜酣饮，达旦乃寐，日中方起，国人谓之睡王”（《资治通鉴·后周纪》）。偶而举兵南下，都是骚扰性的。952年（辽应历二年，后周广顺二年），瀛、莫、幽州大水，民多流离失所，因辽朝无力赈济存处，有流民数十万口涌入后周境内（见《资治通鉴·后周纪》）。此后，还陆续有一些汉民越境流入后周（《五代会要》引后周显德二年诏曰：“近北诸州，自契丹离乱，乡村人户多被番军打虏向北，近来多有百姓自番界回来。”）。

拿这时的辽朝与后周作比较，强弱之分可不言而喻。958年（后周显德五年，辽应历八年），后周对南唐的战争告一段落，长江以北原为南唐所有的十四个州纳入了后周的版图，后周国力益充，兵威益盛。于是，世宗在959年（后周显德六年，辽应历九年）大举伐辽。这次伐辽，确是“乘其胜威，击其昏殆”，选中了“不可失之机”（《新五代史·周纪》及同书《四夷附录》）。柴荣亲征，军行迅速，在离大梁四十四日后就占领了瀛、莫、易三州和瓦桥、淤口、益津三关，其中只有易州是最后用武力攻克，另外五处都是望风迎降的。本来，后周的军队可以继续北上，然而与柴荣的意图相反，从行诸将认为“未宜深入”，柴荣自己又偏偏得了病，于是北伐中辍。

后周世宗像

在有些史书中，可以看到这样一种说法，把后周这次北伐的中辍单纯地解释为由于柴荣得病，认为似乎只要柴荣不病，燕云失地必可指日尽收，北伐必能竟其全功。这种说法是不够全面的，是因为没有对当时的复杂形势作全面分析而形成的。

当时的形势是：“乘其胜威，击其昏殆”，这是有利的一面，而且是主要的一面。但是，除此而外，还有不利的一面：南唐虽已退保江南，仍未放弃重收江北失地的企图，且经常密遣使以腊丸书结援于辽朝；河东地区有一个与后周同时建立的北汉，也以辽朝为外援，与后周相对抗；辽朝虽中衰，仍不可等闲视之，其主力屯聚在幽州以北，尚未出动，有以逸待劳之势，且已遣使急告北汉出兵配合；后周本身虽日见其盛，但承前朝久弊之余，财力还不十分充沛。

因此，后周的战机固然选得恰到好处，终须以速决及适可而止为上策。如击破辽军主力，则乘胜逐北；如推进到一定程度而出现了相持不下的局面，则不得不适可而止，留必需的兵力扼守拒御。反之，如旷日持久，不利因素的作用将增大，北汉必捣其侧，南唐也可能掎其后，这样三面受敌，就难免顾此失彼。柴荣进军极速，可见他对形势是有充分认识的。但是，正因为有上述不利因素存在，从行诸将公然在庆功宴上提出了与柴荣意图相反的建议——“未宜深入”，这却是柴荣未曾想到的，必然会使柴荣在是否大举深入这一点上费些踌躇。

综上所述，后周这次北伐中辍的原因实有两个：其一为柴荣得病，其二为柴荣因从行诸将意见相左而有所顾忌。柴荣得病后，虽停止北伐，仍命将西攻北汉，这也可以说明他不是完全放弃进攻计划，而只是对北上与辽军主力决战有所顾忌。

960年（宋建隆元年，辽应历十年），宋取代后周。

辽朝同北宋的关系

宋初把全部精力用在整顿内部和讨伐南方的封建割据政权上，对辽朝采取来则备御、去则勿追的方针。开宝二年及九年（969及976），宋太祖两次进攻北汉，都因为辽军援助北汉而没有成功。

这样一来，在宋朝的统治阶级中，就产生了一种过高估计辽朝力量的思想倾向。宋朝在后周的基础上，继续实行了一些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措施，社会经济得以迅速恢复和逐渐上升。还先后扫平南方的封建割据势力，统一了中原和江南。又取消勋臣宿将和地方藩帅的兵权，巩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在太平兴国元年（976），全国已有三百余万户。

979年（宋太平兴国四年，辽乾亨元年），宋太宗亲征北汉，灭之，乘胜移师河北，连下数郡，进围幽州。这时，辽朝在景宗统治下，经过二十来年的休养生息，社会经济形势也逐渐好转，但是与宋朝相比，究竟还差得多。所以，就辽宋双方的力量对比来看，宋朝占着优势，光复燕云失地是大有指望的。可是，在过高估计辽朝力量的思想倾向支配下，宋太宗和他的将领们对这次战争缺乏必胜的信心；宋太宗本人又在军事部署上犯了严重错误，重兵云集，然而没有作成一种可以相互救援的机动配置，对敌军主力的动向也不够了解。结果辽方援军大至，左右夹攻，高梁河一役宋军惨败，全线溃退。

986年（宋雍熙三年，辽统和四年），宋太宗再度命将大举伐辽，兵分三路：曹彬、米信出雄州，田重进出飞狐，潘美、杨继业出雁门。这次宋太宗又犯了严重错误，三路大军不能有效地配合，粮草接济不够及时。起初，三路皆以捷闻。辽方一面调集各路援军，一面纵令宋军深入，待宋军疲惫，就重施故技，来了个两路夹攻，首先击溃宋东路军于岐沟关，继而击败宋中路军于飞狐。宋西路军闻讯急撤。惟杨继业奉命救援他路，悬军深入，败于陈家谷，负伤被执，不屈，绝食死。至此，宋朝的这次进攻又完全失败了。辽军不时南扰，在989年（宋端拱二年，辽统和七年）夺占了易州。

雁门关前的杨家将雕像

此后，辽朝鉴于宋朝的强大，极力修治内政，大量起用汉人，均赋税、劝农桑、修武备，并取消了一些歧视汉人的做法，国内的阶级关系和民族关系都得到了一定的调整。986年的那次战争，使燕云地区遭受了不轻的破坏，如山西四州，“自宋兵后，人民转徙，盗贼充斥”。经过十多年，治愈了战争创伤，农业和手工业都显著地发展了。宋朝方面却是另外一种景象。宋朝不像先前有些朝代所做的那样—开头造成许多小自耕农，而是在酌量调整小自耕农负担的同时，纵容和助长大土地占有制的发展，这是因为宋朝几乎原封不动地接受了那些被它征服的地方王朝的社会经济制度，以及宋朝采取优容官僚地主以换取他们对中央集权的支持的政策。所以，在宋初，国内就存在着深刻的阶级矛盾。

伴随着经济的繁荣，阶级关系也紧张起来。那些养尊处优的官僚地主，大多只图维持国内现存的秩序，维护他们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深恐与辽朝兵连祸结会摇动人心，会因为可能的失败而危及他们的统治，于是逐渐放弃了收复燕云的打算。主战、主攻的虽也不乏其人，可是主和、主守的更多。端拱二年（989），宋太宗令群臣言战守之宜。吏部尚书宋琪主张相机攻取，而户部郎中张洎则主张一味固守。张洎上疏略谓：

缮修城垒，依凭险阻，训戎聚谷，分屯塞下，来则备御，去则勿追，策之上也。偃革橐弓，卑辞厚礼，降王姬而通其好，输国货以结其心，虽屈万乘之尊，暂息三边之戍，策之次也。练兵选将，长驱深入，拥戈而肆战，决胜负于一时，策之下也。……倘后日之战，复有杀将覆军之祸，则赵、魏、镇、定，畴能守之，人心一摇，天下事去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一《太宗》）

宋太宗本人自从两次北伐失败，也丧失了战胜辽朝的信心，因此，对宋琪只虚言嘉勉，对张洎的建议则“颇采用之”。在知雄州何承矩的首创下，宋朝疏通了河北缘边地区的河渠塘滦，并筑堤蓄水，自保州至泥姑海口，屈曲延伸几八百里，借以阻遏辽朝的骑兵。

辽朝看清了宋朝的弱点，就采取主动。经过长期准备和多次试探，在999年（辽统和十七年，宋咸平二年）冬与师南下，遭宋军顽强抗击，不得逞，在次年春撤退。至1001年（辽统和十九年，宋咸平四年）冬，辽朝把镇抚西北有功的萧挞凛调任南京统军使，倾全国之力大举南下。辽圣宗及其母萧太后都亲自出动，调度各路兵马。战经两年，辽军在1004年（辽统和二十二年，宋景德元年）冬进入河南北部。

宋廷大震，妥协派要求迁都避难及屈膝求和的呼声，一时甚嚣尘上。但宰相寇准是主战派，他力排众议，奉宋真宗亲征，同时飞檄调集援军。当时河北、河南人民纷纷起兵抗辽，各方援军也先后开到，见宰相奉皇帝亲征，民心激昂，士气高涨，辽军为之夺气。辽宋两军在澶渊之北展开了一场恶战，萧挞凛中伏弩死，辽军少却。先是，宋朝已遣使与辽朝议和。辽军既受挫，掌权的萧太后也有了求和之意。宋朝本来不难把辽军击退，可是妥协派终竟占了上风，怯懦的宋真宗本人也是妥协派。淳化四年——至道元年（993—995）的王小波、李顺起义和至道三年（997）、咸平三年（1000）的兵变，在宋朝皇室和官僚地主的心中犹有余悸，他们唯恐人民的发动越出朝廷的控驭范围，希望战事尽快结束，这就使主战派的主张不能实现。

宋真宗像

和议很快就达成了，宋朝允岁输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给辽朝，辽圣宗同意称宋真宗为兄，双方罢兵，辽军撤回本国（易州属辽，瀛、莫二州仍属宋），这就是所谓“澶渊之盟”。辽朝发动的这次战争使人民— 包括契丹人民在内—再次遭受重大损害，是非正义的战争。从宋朝方面来说，本来是正义的战争，但由于统治集团害怕人民组织和武装起来，加以压制，使战争的正义性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从而竟得到了一个屈辱的结局。

此后，宋朝因国内地主与农民的阶级矛盾愈演愈烈，统治阶级内部的党争也层出不穷，统治阶级在对辽朝的关系上就但求相安无事，虽明知辽朝的财源和兵源都不如自己，仍尽力避免重开战端。辽朝方面，乐得每年坐收大宗岁币，也不再打算劳师南征了。可是辽朝仍不放弃可以借故敲诈的机会。1042年（辽重熙十一年，宋庆历二年），宋朝牵制在对西夏的战争中，北防空虚，辽朝便以收复瓦桥关以南瀛、莫二州为借口，调发兵马，扬言南征。宋朝惊惶之余，竟甘愿每年增纳绢十万匹、银十万两给辽朝。1075年（辽大康元年，宋熙宁八年），为了平息一宗边界争议，宋朝又割河东缘边之地一段给辽朝。

按照某些宋人的说法，宋朝对西夏用兵，岁费五倍于输纳给辽朝和西夏的岁币，此外还要损兵折将（见《曲洧旧闻》）。这当然是为宋朝的屈辱求和辩解。岁币年年都要支出，兵费只用于一时，如何能拿一年的岁币同一年的兵费相比。而且，这种说法是把自己置于必败之地来提出的。其实，宋朝对辽朝和西夏奉行“输国货以结其心”的政策，是加深了国内的阶级矛盾。北宋农民起义领袖方腊就尖锐地指出过：宋朝除了“声色、狗马、土木、祷祠、甲兵、花石糜费之外，岁赂西北二虏银绢以百万计，皆吾东南赤子膏血也。二虏得此益轻中国，岁岁侵扰不已。朝廷奉之不敢废，宰相以为安边之长策也。独吾民终岁勤动，妻子冻馁，求一日饱食不可得”（《泊宅编》）。

对辽朝来说，澶渊之盟当然是极其有利的，巨额的岁币改善了国家的财政状况。辽朝的财政收入，绝大部分被用来供养皇室、贵族和官僚机构。澶渊之盟订立之后，辽宋的关系形成了一个暂时的稳定局面。辽朝更多地采纳中原地区进步的生产技术和科学文化，生产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辽统和二十五年（1007）辽兴建中京，后来便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

（本文选自《契丹简史》，中华书局2019年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