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当你与世界的痛苦感同身受

当一个作家和世界的痛能够感同身受的时候，可能就会真正触及文学的一些本质的东西了。——迟子建

当你与世界的痛苦感同身受

口述|迟子建　

采访、整理|孙若茜

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我写了30多年了。如果一定要在我的写作里找一道分水岭，那就是2002年，尽管我多么不愿提及。我爱人因车祸离世对我的迎头痛击，毁掉了我的俗世幸福，却对我的文学成长，起到了一种催生作用。

2003年和2004年，对于我的写作是非常重要的两年。《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额尔古纳河右岸》，还有短篇《一匹马两个人》等，都写于这个时期。长篇、中篇、短篇都有，从作品的数量上来讲是够大的，从质量来讲，不管我未来是否会写出更加令自己满意的作品，我必须承认这些作品的气质，在我个人的创作史中，是不会被自己忽视和遗忘的。这些作品里，有一个人和世界的关系，有一个人对待死亡的态度，有一个作家应该懂得的生命的重量该是什么。

我的出生地，包括我现在常回去的地方，至今仍然是中国的边疆，经济欠发达，但自然无比壮阔。命运让我出生在这样一个地方，一个四季如此分明，能够感受漫长冬天的地方，使我从小就会有一种特别感伤的东西。

生命作为生命体单纯存在的时候，总会渴望美好的、恬静的事物。可是在那里，我感受到的却恰恰相反，很早就看到永别，有大自然中生命的永别，也有人的永别。小时候我去山上拉烧柴，采野果采蘑菇，在跟大自然的生机相逢的时候，看到的死亡也比比皆是。花落了，草枯了，蝴蝶死了，再寻常不过。有时还会看到鸟儿残缺的翅膀，它可能被天敌吃掉了，但它的羽毛还在林地，跟着秋叶在风中瑟瑟发抖。有时猎人在森林里设圈套，结果自己都忘了，被捕猎的动物就死在了套里，被老鹰等食腐动物吃掉，剩下干枯的头颅和肮脏腐烂的皮毛。我至今都能想起那样的画面，那种无言的苍凉。在诗情画意的地方，你也随时有可能和死亡相逢。也许你正站在一片野花丛中，但看到聚堆的绿豆蝇发出强烈的嗡嗡声，便明白它们身下可能就是一只死狍子或者死兔子。

慢慢地，你会用渐长的生命了解到，大自然的永别，那冬天时看上去完全死寂的大地，第二年还会有生机。可是人呢？为什么去了另一世界就不再苏醒了呢？你从少年时代，就会朦朦胧胧追问人的去处。而我耳闻的神话故事，似乎告诉了我们人死后所去的地方，但这又难以说服人，那么人之死是什么？是生命的终结还是诞生？从最初的作品到现在，我始终在探讨。它不是哲学意义上对死的解析，也不是宗教对灵魂归属的指向，不是对死亡的一种温情的消解，而是一个作家在童年就开始感知死亡，发现死亡与炊烟一样生生不息后，从生中望见死，也从死里看到生。

我过去住的小镇大概100户人家，那时多子多女，三代同堂的也多，差不多就有近千人，几乎每一户人家彼此都认识。死亡的事件经常发生，一年四季，你会眼见这个人家支起灵棚哭丧了，那个人家的棺材又被老人用上了。一些突然暴病离世的人，会仓促打棺材，小镇回荡着木匠打棺材的声音，而没成年的孩子夭折，连棺材都不会有，就在山上找个地方埋掉了。

我看到的这些死亡及后来父亲在盛年去世，都让人格外悲痛。可是直到2002年，我生命里最重要的人突然离去，才让我觉得死亡一直潜在地跟随，在用各种方式提醒着我它的存在，让我不得不真正地去思考和面对，人是什么，死亡是怎么到来的，人在一生当中究竟该做什么，甚至于写作，哪些东西是你真正应该写的，哪些东西本来是轻的被你写重了，哪些东西本该是重的被你无意化解了。那个瞬间，一个世界在我的文学天地里重新洗牌了。

我爱人是那一年5月去世的，5月底料理完丧事，我从大兴安岭回到哈尔滨，眼里是没有春天的。当一个人陷在悲伤、孤独、绝望中的时候，过的就是冬天。我那时候不出门，甚至连书也不想看。我觉得特别委屈，因为我是一个特别循规蹈矩的女人，一个如此热爱生活又喜欢家庭的人，还没给爱人做够饭呢，还没听够他对我做的饭的赞美呢，上帝为什么这样对待我？

直到6月份，黑龙江发生了一起很大的矿难，死了100多人，我开始关注这个事件。当我看到电视画面中遇难者家属那种无泪的绝望的眼神，真是痛心。那种眼神很难描绘，像冬天苍茫的天空，聚集了很沉很沉的浓云，却没有一道闪电，能让浓云得到释放沉闷。

遇难的那100多人都是男人，会有多少人一夜之间变成寡妇？她们面临着矿难赔偿的官司，一轮一轮的谈判，得有多揪心？之后要面对多少生计的问题？老人孩子怎么办？未来的生活怎么办？我那时正在写《越过云层的晴朗》，一个知识分子至少还可以用一支笔寄托哀思，而她们呢？我突然觉得我的痛苦和这些人相比要轻得多。

我很自然地开始向自己发问。为什么一定要夸大自己的痛苦？为什么觉得命运对自己不公？在死亡面前没有一个人有豁免权，为什么他不可能是你的挚爱亲人？为什么当死亡降临到别人身上的时候，不会问询不公？一个人，尤其一个作家，不要觉得自己是上帝的宠儿，生来就是吃蛋糕的。不，作家不是，作家可能生来就要去学会承受自身以及社会的种种苦难，并把它跟你的笔联系在一起，去探讨生之意义，以及如何摆脱、净化对死亡的恐惧感。我觉得，当一个作家和世界的痛能够感同身受的时候，可能就会真正触及文学的一些本质的东西了。

2002年之前，我去过那样的煤矿，那时候叫深入生活采访。记忆当中有一座煤矿，所在地的城市里都不能穿白衬衫，他们打的伞永远都是黑伞。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充满了丧葬气息的地方，很自然地就把它拉入《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里，而小说中的煤矿叫乌塘。那时候，超过10人的矿难，如果上报，无论是矿主还是各级领导都会受到相应的处分。于是，就有了种种隐藏矿难的罪恶，包括隐匿尸体。所以我当时虚构了一笔，一个人把矿难尸体藏在冰柜里。过去我也写死亡，但可能写得不是那么水乳交融，而这时候的死亡变得跟我休戚相关，写时能与心灵共振。

除了《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额尔古纳河右岸》之外，我的其他一些作品也探讨了死亡，它们中有的是以一种更文学的方式在介入死亡。比如《群山之巅》，写的是一个经历过战争，没有当过逃兵却被人说成是逃兵的人。他遭人唾弃地活着，成为一个小镇的笑料，直到生命最后结束，火化他时发现骨灰中残留的弹片，他仿佛复活了。而他活着的时候，与死是一样的，没人在意他的存在，他以生的面目死着。

再比如我的新作《候鸟的勇敢》，里面也涉及死亡。这种死亡回到了我们刚刚谈到的，在山林的美好当中经常看到的那种动物的死亡。一对东方白鹳，其中一只因为被树枝上人为的超强力粘鸟胶粘住，腿折掉了。它被救助后没能及时地在该迁徙的时段飞走，另一只白鹳对它放心不下，回来搭救，两只鸟在共同迁徙的途中，最终遭遇暴风雪双双陨灭。它们的死亡暴露的是整个社会的腐烂和人心不古。

从一个人的痛看到众生的痛以后，你的世界、文学的天窗一下子就开得很大很大，那些在生命的过往里，被忽略过的很多东西，它们的色彩、厚度、质地一下子就不一样了。我开始很自然地愿意触摸这些痛，也有意识地往文学更深处开掘。当然，前提是我坚持了一些东西。

改革开放这40年，文学的思潮实在太多了。20世纪80年代，我在鲁迅文学院学习的时候，就有伤痕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小说等，我所在的作家班当时有很多现在大名鼎鼎的人物，像莫言、余华、刘震云，还有那时很有名的徐星、洪峰，每个人的写作都不一样。那时候也有一波波的阅读热潮，比如一个时期大家都去读米兰·昆德拉，另一个时期都在读纳博科夫，再一个时期都读马尔克斯，接下来劳伦斯的东西又风靡了。这些我也都会去看，有些东西喜欢，但真正影响我的不是思潮当中的这些作家。

1990年我回到黑龙江以后，脱离了喧闹的环境，所有的声音都好像静止了。我开始选择重读一些经典作家，像托尔斯泰、雨果。近些年，一些小语种作家的作品，像捷克作家博胡米尔·赫拉巴尔的《过于喧嚣的孤独》、南斯拉夫作家伊沃·安德里奇的《德里纳河的桥》、匈牙利作家马洛伊·山多尔的《一个市民的自白》等让我获得了更多营养，这些作家的作品不仅独特，而且和他们的民族历史血脉相连。

我的写作不属于任何思潮，不属于任何主义。山川河流、普罗大众、神仙鬼怪、炊烟云朵，都在我的文学版图里，它们是我文学边疆的徽标，孤独孤绝，难以入流。任何思潮的宠儿，在获得侧目和关注的同时，也难免沾染泡沫。所以判断今天的文学哪些是金子，应该是半个世纪后的事情。我觉得一个作家如果做了思潮的俘虏，写作的船就会触礁。而我的这条船在我文学版图的山河间划行了30年，还没有被潮头淹没，也没有因小磕小碰而伤筋动骨，依然能够在一颗越来越沧桑的心的驱动下，不惧寒流和黑夜地航行，这是最让我庆幸的。

——本文选自《光荣与道路：中国大时代的精英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