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席卷欧洲的黑死病，后来为什么消失了

【编者按】

黑死病主要是腺鼠疫，是人类历史上的重大灾难之一。从14世纪开始直到19世纪早期，黑死病都是肆虐欧洲的传染病主角。据历史学家赫克估计，欧洲全部人口的大约四分之一，即至少两千五百万人死于黑死病。此外，黑死病还造成了道德、宗教以及政治方面的瓦解。进入20世纪之后，欧洲没有再发生腺鼠疫流行性疫情。那么，这种曾经肆虐欧洲的传染病，后来为什么式微了？关于这个流行病学中无法解开的谜团，美国传染病研究权威汉斯·辛瑟尔在自己的著名作品《老鼠、虱子和历史：一部全新的人类命运史》中进行了详实的分析，澎湃新闻经授权刊载。

传染病并不是静态存在的

传染病并不是静态存在的，它是根据寄生生物和被入侵物种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决定的，而这种变化关系必将导致临床和流行病学表现的变化。

当一种传染病感染了拥挤地区的几乎所有人口时，对病毒不太敏感的人会偶然存活下来。经过几代人的更替，寄生生物与宿主之间的关系逐渐发生了变化。感染的饱和度越高，这种现象就越明显。这种变化最简单的证明是，当一种传染病首次被引入土著居民的聚居区时，也就是在整个群体都极易受到感染时，传染病的传播速度之快和毒性之大。1875年，在斐济国王和王子访问了位于新南威尔士州的悉尼之后，麻疹被首次引入了斐济群岛，在这个大约只有十五万人的国家造成了四万人的死亡。另一个例子是，西班牙征服者纳瓦埃斯船上的一名黑奴将危险的天花病毒首次引入墨西哥印第安人地区，造成了一片凄惨之象。此外，黑人、因纽特人、美洲印第安人在与白人的接触中，惨遭肺结核病毒的蹂躏。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即使在拥挤不堪、感染饱和的群体之中，疾病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也会发生同样的变化。大约自1880年以后，西欧、英格兰以及美国的猩红热发病率明显降低。与之相应地，在发病率和死亡率方面，麻疹和白喉也出现了同样的趋势，而上述变化的发生，远在现代防控措施产生任何明显的作用之前。就白喉的例子而言，自19世纪90年代末以来，现代细菌学方法对白喉的控制最为有效，但这种方法干涉了白喉正常的进化进程。于是，我们开始观察到欧洲中部再度出现越来越多的极具毒性和致命性的白喉病例，这可能并非偶然。通过几代人的努力成功地控制一种流行病，可能会影响虽然更为残酷，却更为长久有效的疾病进化进程，即大自然逐渐使一个群体具有免疫能力的过程。

席卷欧洲的黑死病

在证明“传染病并不是静态存在的”这个论点上，黑死病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毫无疑问，在14世纪以前，欧洲暴发过多种可怕的瘟疫，但据我们所知，在黑死病暴发之前的几个世纪里，这些瘟疫都没有传播到欧洲中部和北部地区。对传染病的抵抗力是一种后天习得的特征，并非遗传所得，除非从进化的意义上说，对传染病抵抗力强的人选择性地生存了下来。这种通过自然选择而增强的抵抗力并不明显，除非感染能不受任何干扰、持续数个世纪地发生，且大多数的受感染者都幸存下来。因此，席卷欧洲的黑死病面对的是不堪一击的人群，他们惨遭该疾病的蹂躏。当黑死病首次横扫欧洲大陆时，由于缺少受害者，黑死病不过是强弩之末，只能在局部地区兴风作浪，伺机再起。1361年、1371年和1382年，黑死病再次卷土重来。这些连续性的灾难持续了三十四年的时间。黑死病的暴发情形让我们明白，当一种传染病在感染饱和的人群中再次暴发时，它将变得越来越不具有致命性。当然，我们没有完整的数据做支撑，但查林·德·维纳瑞奥留下的记录颇具指导意义。1348年，欧洲三分之二的人口感染了黑死病，最后几乎所有的受感染者都死了；1361年，一半的人口受到感染，有极少数的一部分人幸存下来；1371年，只有十分之一的人口受到感染，同时，患者的存活率也得到大幅提升；1382年，只有二十分之一的人口受到感染，而最后几乎所有的人都逃过了劫难。如果这种疾病继续暴发直至如今，并感染大部分的新生代人口，那么它可能会逐渐变成一种地方性的传染病，导致的死亡率也会相对较低。正如我们所知，在整个15世纪，黑死病在欧洲都有暴发，但其所影响的范围越来越小，其致命性较之以往也大大减弱。后来黑死病逐渐消失，直到1663年到1668年间，它再次暴发并发展为最后一次在欧洲全面流行的传染病。

17世纪后的黑死病再次爆发

1661年，土耳其暴发了黑死病，该疾病首先传播到了希腊海岸和希腊群岛，接着又迅速向西扩散，同时也向东传播，但速度较为缓慢。1663年，黑死病在阿姆斯特丹登陆，在这个总人口不到二十万的地方造成了一万人的死亡。次年，它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致使当地约二万四千人死亡。之后该疾病又传到了布鲁塞尔和法兰德斯，最后登陆伦敦。1664年12月的第一个星期，两名法国人死在伦敦德鲁里巷的一间房子里。此后的六个星期里，再没有其他的病例发生。1665年2月20日，新出现一个病例；此后直到4月，一切风平浪静。到了5月中旬，这场流行病全面暴发。对此，英国政治家佩皮斯进行了如下描述：

1665年6月7日，我看到德鲁里巷两三座房子的门上都画着红色的十字架，还写着“吾主慈悲为怀”几个大字。这种令人悲伤的景象萦绕在我的脑海里久久不能消散，所以我不得不去买一些卷烟，想通过闻烟叶和嚼烟叶来驱走这种不快之感。

当查理国王庆祝大败荷兰舰队的胜利时，他看到越来越多的居民在墙壁上画上那令人感到害怕的红色十字架，于是不得已将宫廷移到了城外。三分之二的居民逃离了伦敦，将这种疾病带到了泰晤士河沿岸的其他城市，并最终将这种疾病传遍了整个英格兰。

黑死病在法兰德斯持续了几年，接着传播到了德意志西北部的威斯特法利亚，然后沿着莱茵河扩散到了诺曼底、瑞士，并于1668年登陆奥地利。在17世纪剩余的时间里，该疾病持续肆虐，直到18世纪的到来。在匈牙利、西里西亚、普鲁士、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该疾病都以局部流行病的形式暴发。1711年，在德意志的勃兰登堡，共有二十一万五千人死于该疾病；在奥地利有三十万人死亡。1720年至1721年，另一波黑死病从法国港口城市马赛扩散到了东南部的普罗旺斯。此后，在18世纪的下半叶，该疾病的攻势虽然仍不容小觑，但其暴发呈现出局部性的趋势。尽管如此，它却逐渐向东蔓延。于是，在1770年到1772年间，俄国和巴尔干地区暴发的大规模流行病没有向西传播。在1820年以前，俄国和高加索地区继续遭受着疫情的破坏，但是自这一年之后，俄国就再也没有暴发重大流行性鼠疫。在整个被称为西方世界的地方，也再也没有大规模暴发过该类疫情。

鼠疫悄然退出欧洲：流行病学中的谜团

这种流行性鼠疫悄然退出欧洲，在流行病学中是一个无法解开的谜团。在这期间，该疾病一次又一次地传入欧洲和美洲各地，却再也没有表现出任何以流行病形式传播的趋势。1899年，的里雅斯特（Trieste）、格拉斯哥（Glasgow）、马赛以及那不勒斯出现了个案病例——在大多数的病例中，疫情都与来自疫源地的轮船上承载的乘客和水手有关。类似小规模的感染，在很多南美洲港口都有发生。1903年，澳大利亚的悉尼出现鼠疫感染的情况，极大地增加了鼠疫传播的神秘性。这年1月，一名码头工人死于鼠疫；2月14日，人们在码头上发现已经死亡的老鼠；2月15日，另一名码头工人在与老鼠接触之后，染上鼠疫而死；2月26日，又一名码头工人死亡；在之后的几周里，港口附近一家旅馆的老板被发现染上了鼠疫；到了6月末，悉尼郊区有个别病例出现。同年4月，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墨尔本，病例以个案和分散的形式出现。港口城市阿德莱德（Adelaide）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城区和郊区均发现了染病的老鼠，但至此尚未暴发流行性疫情。1900年，鼠疫传播到纽约，但没有造成大量的死亡。同年，旧金山的华人中出现该疾病的身影。在加利福尼亚的各个地区，个别病例均以分散的形式出现，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20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末尾。1907年，旧金山的二十四名华人感染了鼠疫，其中十三人死亡。奥克兰（Oakland）和伯克利（Berkeley）也出现了个别病例。英格兰的港口城市和欧洲中部较大的城市，也时不时地出现一些鼠疫感染病例。1923年，人们还在欧洲的一座重要首府发现了染上鼠疫的老鼠。尽管如此，欧洲并未发生流行性疫情。

我们若要对这种现象做出解释，第一个进入脑海的答案，是欧洲的人口对鼠疫病毒已经获得了相当程度的抵抗力。而对于居住在印度或其他东方世界疫情中心的欧洲人来说，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此外，我们不能将发生这样的变化，归功于消灭鼠害所取得的成功。至于跳蚤，即便是对于没有在9月这个跳蚤横行的季节去过欧洲中部和南部的人来说，他们也深知跳蚤在欧洲是何其泛滥。当把上述情况都考虑在内之后，我们仍然没有找到鼠疫从西方国家消失的合理解释。于是我们推测，尽管病毒的传染性在减弱，老鼠的数量有所减少以及它们被病毒感染的可能性有所减小，都是不争的事实，但流行病本身的进化，需要很多因素的微妙调整。值得庆幸的是，在20世纪的西欧和美洲，鼠疫本身的进化最终没能成功发生。最为合理的线索，在于人类对老鼠的驯化。鼠疫在人类中流行之前，通常会先在老鼠中广泛传播。在文明国度，房屋建设、食品储藏以及地窖建设等逐步发展起来，于是老鼠不再像过去那样在城市和乡村之间迁徙。之所以有很多人能够幸免于难，直接原因就在于老鼠得到了进一步的驯化。由于老鼠们在家里生活得很惬意，鼠疫疫源地就会局限于个别家庭和聚居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