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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我们敬爱的蔡元培校长逝世80周年的日子

2020-03-05 13:14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八十年前的今天，敬爱的蔡元培校长离开我们了……

蔡元培（1868年1月11日—1940年3月5日），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政治家。

1916年12月至1927年8月，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不是北大创校校长，也不是在任时间最长的校长，可他，却被北大人称为“永远的校长”，北大从诞生至今，历任28名校长，他们皆为德高学深之人，为何北大人对蔡校长情有独钟，他又为北大做了哪些事。

北京大学校长任命状(1916年12月)

1917年1月4日，新校长蔡元培迈进国立北京大学校门那一刻，就震惊了全校。与以往不可一世的校长不同，蔡元培脱下礼帽，谦逊地向迎接他的校工们鞠躬，校工们都惊呆了。他们哪里会知道，这一躬不但彻底改变了北大，也就此拉开了中国现代大学之帷幕。

民国以前，北大叫京师大学堂。蔡元培十分清楚：“初办时所收学生，都是京官，所以学生都被称为老爷，而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所以，一到学校，蔡元培就发表了就职演说：

“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大学不是贩卖毕业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

“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

“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肄业法律学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

“北京大学，当为全国文化之中心，立千百年之大计。”

……

这篇演讲，抱负之宏大，志向之高远，惊震中国。当时还是一名学生的罗家伦后来回忆说：“那深邃、无畏而又强烈震撼人们心灵深处的声音，驱散了北京上空密布的乌云，它不仅赋予了北京大学一个新的灵魂，而且激励了全国的青年。”

为打破恶习，蔡元培先从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员着手，先拿文科开刀。《新青年》杂志主编陈独秀，不是学者，没有著作，也不是什么家。但蔡元培很坚定并以最快速度聘他为文科学长，1月4日蔡元培上任，十天以后陈独秀也上任了。

蔡元培大刀阔斧改革，坚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

1920年3月，蒋梦麟、蔡元培、胡适与李大钊（从左至右）在北京西山卧佛寺合影

1917年这短短的一年中，蔡元培先后邀请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梁漱溟等人来校任职或任教；法科方面亦改变原来主要由政府官员担任教员的局面，建立起比较法的教学视野。尽管蔡元培努力建设的主要方向是文科，但在理科方面，亦开创了一些先例。他先是任命国内第一个介绍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夏元瑮做理科学长，又请原在事业部矿业司任地质科长的丁文江主持开创地质门，中国地质学的发端，可以说正是由此而始。

1917年6月，北京大学中国哲学门首届学生毕业留影

彼时北大，再不是腐朽的官僚养成所，而是真正实现了教育民主和教育平等。北大允许校外生旁听课程，正式生、旁听生和偷听生共处一堂。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时就常跑去听陈独秀、李大钊等人讲马克思主义。蔡元培1920年在北大招收女生，首开大学教育男女同校的先河。有人问他：“兼收女生是新法，为什么不先请教育部核准？”蔡元培答：“教育部的大学令，并没有专收男生的规定。”他比谁都清楚教育部的规定，那是他在教育总长任内制定的。

北大最早的女生(王兰等)(1920年)

蔡元培请鲁迅为北大设计校徽，其造型是中国传统的瓦当形象，简洁的轮廓给人现代的感觉。“北大”两个篆体字上下排列，上部的“北”字是背对背侧立的两个人像，下部的“大”字是一个正面站立的人像，有如一人背负二人，构成了“三人成众”的意象，给人以“北大人肩负着开启民智的重任”的想象。徽章用中国印章的格式构图，笔锋圆润，笔画安排均匀合理，排列整齐统一，线条流畅规整，整个造型结构紧凑、明快有力、蕴涵丰富、简洁大气，透出浓厚的书卷气和文人风格。鲁迅用“北大”两个字做成了一具脊梁骨，既形象地展示了自己的“立人”思想，又鲜明体现了校长的“健全人格”的教育原则。他们共同借此校徽寄予希望——北大学生今后必能成为国家民主与进步的栋梁之才。

北大校徽图样

蔡元培曾言“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但他并不主张学生过度地参与政治运动，也不希望学生去上街，去示威。蔡元培自己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曾说：

民国七年（1918）夏间，北京各校学生，曾为外交问题，结队游行，向总统府请愿；当北大学生出发时，我曾力阻他们，他们一定要参与；我因此引咎辞职，经慰留而罢。

蔡公可为后世教育者垂范的伟大之处在于，尽管他不赞成学生结队游行，但他能充分理解学生的爱国热情，对学生在爱国表达时的鲁莽和偏激，也以一位长者的身份予以宽容。特别是当闹事的学生被抓后，作为一校之长，他多方奔走，竭力营救。

这其实是在尽一个传统士大夫的本分，父母把孩子交给了他来管理，孩子惹事了，尽管内心也很恼怒，但把这些惹事的孩子救出来，不让这些年轻人的人生被毁掉，责无旁贷。如果他不这样做，在当时必然有沉重的道义负疚感。

学生被放出来后，蔡元培悄悄地离开了北京大学南下。临行前，他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了《辞北大校长职出京启事》。该文中说道：“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

如何理解蔡元培引用《风俗通》中的“杀君马者道旁儿”，有不同的看法。这个典故讲赛马的时候，一个人骑的马跑得快，旁边的小孩子给骑手鼓掌，鼓励快马再加鞭，因此马累死了。蔡元培本人当然不愿意做被舆论推上去下不来的赛马手，更不愿意自己的学生去做赛马手！

蔡元培不想当烈士，也不希望自己的学生当烈士。可当自己的学生陷入危局后，他又不能坐视不管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去做烈士。

蔡元培在任十年间，北洋政府总统换了五次、内阁总理换了三十余次。时局动荡下，他却一再强调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核心是读书。他曾说：“光阴虚度，学问毫无，是自误也。”他认为大学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北大学生顾颉刚说：“这所维新变法遗存下来的旧书院摇身一变，遂成为中国现代大学之楷模，成为新思潮旋风之中心。”

1919年，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杜威在中国访问，目睹了五四运动的风起云涌，曾感叹道：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对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