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故事的人︱维舟：一个自学者的知识考古学之旅

【编者按】在历史学和历史书写的世界里，有学院派出身的研究者组成的“庙堂”，也有非科班出身的通俗历史写作者构成的“江湖”。前者仿佛是泉源，是知识的起点和源头，在艰深的领域里耕耘，设定历史学的框架和疆域；后者则是河流，将前者的成果以通俗的方式向大众科普，百川奔流入海，真理方能深入人心。没有“江湖”的“庙堂”最终必然失去现实关怀而只能退守象牙塔，甚至沦为人们批判的“资产阶级趣味”和“Arm-chair Scholar”；而没有“庙堂”的“江湖”则几乎无可避免地要沦为“民科”，令人贻笑大方。一个健康而健全的知识圈，应该是上述两者的有机统一。

“澎湃新闻·私家历史”栏目一直注重勾连学界和大众，在两者间搭建一座知识的桥梁。我们注重学界的前沿动态，关注历史学和考古学的最新进展。我们也同样重视通俗历史书写与科普等“讲故事的人”。在小说和当代史学兴起之前，人类社会有着大量的说书人群体，从本雅明到莫言，都对“讲故事的人”有过生动的描绘，这个群体承载了民间的记忆，传承并演绎了一个个民族的史诗和神话。“讲故事的人”这一群体在当下的中国也同样重要，只不过随着科技的发展，讲的人和听的人可以不用在同一个空间，讲故事的形式也愈发多样。在这个系列里，记者对一批非科班出身的历史写作和科普者进行了采访。本文为第一篇。

对于豆瓣用户和文史爱好者来说，“维舟”这个名字一定都不陌生。“维舟”真名沈茂华，1977年生，上海崇明岛人。从2004年7月起他开始写博客，那时博客的名字还叫“维舟试望故国”。被问到为什么取这个名字，他说当时注册的时候原本想取的名字都被别人先注册过了，一气之下就截取了当时很喜欢的姜夔词里的一句“维舟试望故国”，才注册成功。当时他还在厦门读大学，回望故乡远在天北，这句诗让他感慨良多。但这个名字有些太长了，后来别人渐渐就习惯只用“维舟”二字来称呼，而他也默认了这一称呼。

维舟本科学的是新闻，写作起来却涉猎驳杂，以文史为主，旁及社会学、人类学等。他在诸多媒体上都有自己的专栏，写书评也写杂文，甚至还写小说。文章的主题包罗万象，古今中外，从吃喝拉撒到信仰与宗教，都在他的观察范围内。若是你乍一听说，看到这么大开大合无所不及的文风，可能会觉得维舟是一个“民科”。可是刘擎却说，读维舟的书评，是了解一本书最省力的路径。“民科”往往不在意学术共同体的评价，但维舟的考证文章却让人民教育出版社对历史教科书做出了修正。

米歇尔·福柯在他的名著《知识考古学》当中提出了“知识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即用类似考古学研究地层学的方法，重新理解和考证我们习以为常的认知是如何产生的。在维舟的文章中，“知识考古学”的问题意识贯穿始终。他的文章直指我们约定俗成的传统，世代沿袭的观念，去考证我们早已习以为常的诸多概念是如何被建构而成的。一个非专业出身的人何以能够对历史问题有如此深入的研究？他的问题意识又是如何萌芽的？作为一个忙碌的广告业工作者，他是怎么做到在繁忙的工作中每年读200本以上的书并且笔耕不辍的？带着这许多的问题，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了维舟先生。

从演义小说到《元白诗笺证稿》

澎湃新闻：我知道您原来学的专业并不是历史。您最初是为什么对历史感兴趣？能否请您谈谈您最欣赏、钦佩的历史学者和著作？

维舟：我对历史的兴趣很早，从小打基础的就是中国古典文史，也因此深受“文史不分家”、“以史为鉴”的传统影响，这促使我尽力去理解历史人物及其文本产生的历史语境，同时也有了一种试图探究某些历史问题根源的冲动。

和很多男孩子一样，我小时候也爱看《三国演义》、《杨家将》和《说岳全传》，这种讲史类的演义，可说是中国的特殊传统。这些通俗历史常常带有浓厚的正统观和道德色彩（特别是“忠奸”之辨），但对孩子而言，就很容易被其鲜明的人物形象和生动的情节带入到历史情境中去。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会产生想要进一步探究历史真相的求知冲动。

例如，那时历史教科书上提到历代都面对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满洲这一波波的北族，他们按人数比汉族少太多了，但为何总是层出不穷，除了建造长城外似乎拿他们没办法，这就此成了我一个长期想了解的问题。我后来的很多文章都是这样受问题所驱使的，因而有时看起来东鳞西爪，不成体系，但对我本人而言，那都是我有强烈冲动想解决的问题，因此每次梳理清楚，也会让我涌起一种愉悦感。

我欣赏、钦佩的历史学家和历史学著作也因此多是这一路的。除了像司马迁《史记》这样气象宏大的公认巨著之外，我偏好那种运用多领域思想资源、语文学等多种工具，阐幽发微从现有文本中解读出新知新解的学者及其著作。在这方面，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所体现的“文史互证”及其诸多著作中运用胡语、新思想解读古史，都可说是典范，顾颉刚从民俗学出发考察古史也是开创之举。在国外学界，像海登·怀特结合文学修辞来解读历史文本的《元史学》，对我启发也很大，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通常被视为文化批评，但其实内在理路是接近的。在这方面，我特别反对历史学自设限制，它不妨坦率承认在理论上不能自足，可以、也必须开放，大胆借入不同学科的理论思想，以加深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因为“历史”本身与其说是一门“专门”的学问，不如说是关于人类处境的综合、普遍的认知。

澎湃新闻：能否请您介绍一下自己阅读和写作的历程？是怎么搭建自己的知识体系的？最初在Blogbus，后来在豆瓣，您是有意识地去跟读者互动，建立受众群的嘛？

维舟：我开始系统地读历史著作是从高中时期起，那时一心想将来研究文史，因而高考第一志愿填的全是各校中文系或历史系，但结果却因高分落榜，误打误撞被调配去了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读广告学专业。起初这让我相当苦闷，同学也不理解我的爱好，去学校古籍室查阅县志，里面的工作人员诧异说：“我在这儿十年了，第一次遇到新闻系的人来查阅线装书，还是本科生。”

当时新闻系必须辅修社会学、心理学和传播学，这些科目我原先既不了解，兴趣也不大，看起来和历史也无关，但它们却给了我看待问题的不同视角。读的历史多了，我也渐渐意识到很多结构性的问题单靠历史学本身无法解释，需要与社会学结合——后来我才知道，“社会学之父”孔德的出发点之一也正是如此。社会学与人类学又密切相关，于是我又顺藤摸瓜开始啃一些人类学，以及后来与历史问题相关的神话学、民俗学、历史语言学等方面的著作。我在大学里的专业、后来的工作均与历史学无关，术业无专攻，反倒也没有包袱，就随着自己的兴趣，一路跌跌撞撞，触类旁通，逐渐一点点搭建起自己的知识体系。

当然，这样读书也有很大的问题，一是不够系统，二是缺乏专业训练，三是难以与学界交流，自我摸索中，甚至也不清楚自己走的路对不对。不过，网络的兴起给了我这样的一个很好的机会，接触文献、新知都空前简便，互动、反馈不必说更及时得多了。毕业后有五年，我一直忙于工作，但2004年7月开始在blogbus写博客之后，渐渐地居然开始得到了一些认可。2012年后主要转向豆瓣，也是因为那里的氛围更好，得到的回应更为专业。

所以，应该说，不是我有意识地去“建立受众群”，我原本只是写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但网上的互动不但给我信心，也在不断修正我的知识体系。2009年有一次，我在读过刘浦江著《松漠之间》一书后写了书评，结果很意外地被刘先生的学生看到，转给了他本人，他事后居然联系到了我，和我通邮讨论一些相关问题。我原以为他对历史上“五德终始说”在南宋之后消亡的看法更多是一个结论而非可探讨的问题，但承他见告，才知道他关怀的视野不仅于此，而是跨出了辽金宋史的范畴，往下涉及到近代的正统论。在刘先生不幸英年早逝后，他的门人邱靖嘉还找到我，说我和钟焓的书评，是刘先生生前认为对《松漠之间》的评论中写得最好，他又帮我订正、补注文献出处，收录到了纪念文集之中。这些都可说是意外的收获，也部分造就了今天的我。

问题意识与时间管理

澎湃新闻：看您的文章，写得很杂，关注的问题很多，却也很深。我发现您现在的文章，关注的点，很多都接近于观念史，考察一个观念、说法或信仰是如何产生，有点像福柯所说的“知识考古学”。想知道您是如何策划选题的？又是如何组织材料的？

维舟：其实我没有“策划选题”，我的很多问题，都是在阅读中自然涌现的，因为读的书就杂，所以“选题”也就显得杂。就我的个人经验来说，我觉得新知的出现不是那种“命题作文”，有了命题之后设法解决它，而是“知识的联结”——我读到某一点，突然触发了我原先对相关问题储备下来的知识，然后顺着这个点深入开挖。大概正因此，我的思路自然地就趋向于某种“知识考古学”了，因为我感兴趣的正是这些文本背后隐藏的观念。毕竟历史就是人，只是有时文本本身不会说话，需要我们复原、代入那个历史语境，来体认当时人们究竟是怎么想的。很多现代人费解的谜团，说到底也许就是因为后人已不了解前人的所思所想，因而按我们通常的观念总是无法破解。

前一阵刊发于“澎湃·私家历史”的那篇《中国人崇拜的龙究竟是什么？》，写作的契机就很偶然。我是在读罗新《有所不为的反叛者》时，注意到他将“忽律/骨律”一词比对为突厥语，这个结论让我深感怀疑，因为这无法解释为什么在中古历史上，该词可以兼指鳄鱼、勇士和乐器（琵琶）。由历史语言学入手，我推测这更有可能是“夔”的上古复辅音的分化，这可以满足三个看似相去甚远的词义，也证明在古人心中，夔龙与鳄鱼是同类。“龙”究竟是什么，向来众说纷纭，但语言学可以帮助我们窥见蛛丝马迹，而人类学则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人何以将之神化，因为这说到底毕竟是在文化中生成的，最终，我认为这源于一种特殊的观念，即中国人对神灵“整全性”的认知不注重其纯洁性，恰恰相反，是无所不包、无所不能。遇到这样的情况，我读书之杂，恰好可以帮到我从多角度切入来探究问题。

澎湃新闻：看您在豆瓣和澎湃问吧上都跟网友们有过交流和互动，谈您是如何读书的。我看您说一年要读200本书以上，很好奇您是如何做到的？又是怎么做读书笔记和相关资料的收集与整理的？

维舟：这个也往往只是“熟能生巧”，书读得多了，有些地方就可以快点翻过去。我大学里刚开始读人类学著作时，也是硬着头皮才啃下来的，但读得多了，熟悉了那一套学术范式和语言，渐渐地就觉得不那么难读了；更何况有很多观点，在不同的书里会被反复讨论和征引，如果有基础，就不必停下来一字一句看了——不过我还是习惯于从头到尾通读，除了某些工具书类，才在有需要时查阅相关条目。当然，除了工作、陪孩子、做家务之外，我也几乎把自己业余时间都搭进去了。

相比起阅读，做笔记其实往往更耗时，我读完每本书都会做笔记，通常是摘抄，但涉及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会做好tag或另外记录存档，以备下次看到类似问题时，迅速勾连起来，这样积累到一定程度，问题和思路逐渐成形，有空梳理，就可以写下来了。

澎湃新闻：阅读和写作都不是您的主业，我很好奇您是如何平衡工作、生活和写作的，怎样做这个时间管理的？

维舟：这是个好问题。我的本职一度相当忙碌，早年加班加点很多，而且下班后往往还静不下心来，读不进书；但到后来，我开始强迫自己读书，学会快速“切换”状态，一旦下班，就不要多想公司的事。所以有一次“澎湃问吧”中，有人向我提问说，读书静不下心来怎么办？我的回答是：“静下心来”不应该是读书的开始，而是结果。这确实是我的经验之谈，对我而言，读书具有某种“镇定剂”的功用。

很多朋友都曾好奇地问我：“你哪来的时间？”确实，我的工作一度非常忙碌，往往就算早下班，回到家吃完饭、洗完澡也8点了，如果工作上又临时冒出什么事，同事电话进来，那这一晚就做不成什么事了。所以对我来说，如果还想读书、写稿，必须尽快切换状态。这不是等到“状态放松下来”再读书，而是不管怎样，先读起来，慢慢地沉浸进去，就放松了。久而久之，我几乎可以在任何环境下排除干扰，读任何自己手边的书，而且由于时间的碎片化，“断点续传”也很重要。

当然，这也需要意志力、规律性的长期习惯，以及时间管理的技巧。家里的日常生活当然也是时间管理的一环，除了家人的理解，其实对我而言，做家务有时本身就像是读书之余的休息。在这一点上，我的工作对我倒是也有帮助。广告是讲求不断创新的行业，而我所做的具体工作，又是和数字打交道，非常在意精确性。因为节奏快，总是处于多任务状态，所以必须今日事今日毕，明天要交的东西，今晚就算通宵也能做出来。这就逼得人不得不去提高效率，安排好进度，有次还和几位作家朋友开玩笑说：“deadline是第一生产力。”

改写教科书的历史写作

澎湃新闻：您近几年写过的最满意的文章是哪几篇？能否请您更进一步谈一谈理由并介绍下这几篇文章？

维舟：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我之前其实没想过。实在要说的话，我想或许可以列举这几篇：

《寓传统之意于现代之中》（书评，刊“见书”），这篇是评《龚鹏程述学》一书，旨在讨论现代中国如何对待传统的问题，我同意“传统可以作为对现代社会的批判性思想资源”，但认为复古是不可能的，最终只能是“寓传统之意于现代之中”，龚先生本人据说对这篇书评也颇为赞赏。

《赤壁之战的另一种可能》（刊“腾讯·大家”）：本文聚焦于中国政治中的权力博弈，讨论赤壁之战时，双方为何不能妥协，尤其是孙权何以冒险一搏，这种无法妥协的博弈，可说是中国政治的悲剧。

《黄道婆之谜》（刊“澎湃·私家历史”）：黄道婆的真实史料其实寥寥无几，但却衍生出一个庞大的历史话语，我认为这些衍生话语本身也值得研究，它真实地折射出了人们真正的兴趣不是了解历史，而是利用历史。

《齐国为何不能统一天下》（刊“澎湃·私家历史”）：周振鹤先生曾提出，齐国也有望统一天下，那样中国历史就会是另一番面貌，但我分析认为，这是不可能的。齐国的权力结构受制于多元的封建势力，这带来开明的政治局面，但却不能在当时的局势下，将自己的经济等各方面力量转化为军事力量，从而在总动员化的残酷战争中胜出。

《“庖丁解牛”新解》（刊“澎湃·私家历史”）：以往这普遍为视为一个寓言，但我试图将它“再历史化”，认为庖丁这样重技能的观念，正是在铁器工具兴起之际的思潮，而他本人之“解牛”很可能与宗教祭祀有关。这本身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道家观念：庄子讲述这个故事，真正的用意恐怕未必是“养生”，而是为了倡导一种重整秩序的政治哲学。

《中国人崇拜的龙究竟是什么》（刊“澎湃·私家历史”）：以往的思路都试图找到龙的“原型”，将某一种动物与“龙”进行比对，而我认为，“龙”确切地说不是“一种”动物，而是“一类”动物；因为古人的巫术思维符合所谓“相似律”，把相似的动物看作是同类。最关键的是，对农业文明的中国人来说，能陆能水（加上飞翔功能后还能上天）的“龙”出入不同界限，这种无所不能的神能才是它受崇拜的文化心理。

这几篇主题不一，但内在的思路则是一贯的：都是力图在复原历史图景、深入既往学术脉络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新见。历史当然已经过去，严格来说无从复原，但历史学是永远开放的，我们总是可以通过多学科的工具，多参照比对，想想是否还有另一种可能、另一种理解，由此才能常读常新。这与我们对待传统的态度类似：它应该是活的，不可抱残守缺，因为事实上，正是新的理论与工具，不断碰撞，才可以不断刷新我们的认知，往前有所推动。

澎湃新闻：我记得您写的“黄道婆之谜”的系列文章，后来甚至改变了历史教科书的叙事，使教科书采纳了您的观点。我很好奇您是否会更为在意学界的评价？或者是说注重跟学界的对话？

维舟：这件事也完全在我意料之外。起初我只是注意到了这一历史叙事中的漏洞，发现上海、海南都在争黄道婆是本地人，但现有的那一点传世史料其实根本不足以证实任何一方的论据；相反，大量的争论其实都是后人的附加想像成分，因为各方往往都夹杂着自己先入为主的观点。基于我对后现代史学的理解，觉得这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剖析个案。完全没想到这篇很快被海南黄道婆学会的诸多学者看到，历史学家郑学檬教授也联系到我，说大体赞同我的观点，并且澳门中学历史课本关于黄道婆事迹的描述，人民教育出版社已参照我的意见修改定稿，删去附加成份，因为执笔者是厦大历史系博士研究生，曾听取郑教授的意见。中学课本里有关黄道婆的文字也会逐次修改，去掉不符合史实的附加成分。

我其实和学界的交流不多，毕竟圈子不同，更主要的是我术业无专攻，写作是以问题为中心展开的，而不是某一类学科（例如经济史），这与现在学界的专业分工不同，也就使我很少会稳定地与某一学术群体密切交流。我自己也知道这是个问题，但无奈自己习惯和兴趣如此，一时也无法改变。我当然会注意学界如何回应，毕竟专业意见总要听取，这本身也有助于我自己改进；至于学界评价，对我来说意义也在这里——它可以帮我确认，自己的解释对不对，还有什么改进余地，但这不大会影响我的问题意识，因为我阅读写作的整个动力，是围绕着对这些问题的兴趣展开的，这一点我只需要对自己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