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国强：对准确看待高校SCI论文相关指标的几点意见

近日，教育部、科技部联合出台了《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 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该《意见》对于矫正过去SCI至上所带来的问题无疑会起到较大推动作用，提到的许多改进具体措施也很好，但《意见》整体给人的感觉是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10条意见每一条对SCI论文相关指标的使用基本都是否定的，要弃之不用，特别是将科学理论创新和应用技术创新具有重大差异的两类创新放在一起来规范。如此事关能否促进科学技术发展和激发广大科研人员科创动力的重大文件，其制定和实施应该十分慎重，需要广泛征求学术共同体的意见，不能因为唯SCI至上存在问题或某个负面新闻热点就仓促出台，恐不利于文件的科学性和针对性，弄不好会严重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取得巨大成就的中国科学和技术进一步的发展。

学科学术评价不是单一的，需要的是综合评价和多元化，唯SCI至上或一味否定都是走极端，文件中提出的不少改进措施本应该和SCI论文指标成互补关系，而不是完全替代。特别是在国内教育行政化和人情关系盛行的背景下，离开了SCI的量化硬性指标，问题只可能更大，必将导致更多的激励扭曲，可预见的是关系、人脉、情面、职务、论资排辈及行政权力干预会泛滥，不利于学者本应一心追求学术的初心，学术垄断会更不可控，弄不好将会导致更多的学术腐败、学术造假。文件中的一些提法及未来可预期的从上至下、层层加码式“落实”，让许多高校的科研工作者担心有矫枉过正之虞，弄不好，也会严重影响海外高层次领军、拔尖和创新人才的引进，他们会担心回国内后自身学术和专业领域的发展受到限制，最终恐不利于中国科学和技术的整体发展进步。

基于以上考虑，我对高校SCI论文相关指标的使用，提出了以下几点思考和建议，供有关部门决策参考！

第一，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经历了一个逐步接轨国际、渐进提升的过程，SCI论文相关指标在牵引中国科学事业的国际化、现代化、规范化的发展方面，起到了不容忽视的重要积极作用，不应从方向上一概否定，不能在应用中完全放弃。从以前的大家都发不了SCI，学经济管理更发不了SSCI，评著作数字数，评文章数篇数，在国内期刊转圈圈，到后来能发一般的SCI，再发展到能在领域顶尖和综合顶尖的SCI这么一个逐步、逐渐提升的过程，才使得中国的科学研究的水平自改革开放以来进步巨大，尽管依然任重道远。

尽管这个过程中总是在不同层次上出现了只讲数量不讲质量以及学术抄袭、学术腐败的问题，但这都是发展中的问题，在高质量SCI期刊发文作为重要学术评价标准的导向和基本作用不能轻易一概否定。如同我们不能因为改革开放中出现的这样那样的问题就否定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绩，而否定改革开放的大方向一样，我们也不能因为重视SCI指标使用中所出现的问题而否认中国科学水平的极大提升，不能一出现问题就把这个渐进提升的方向否了。邓小平早在1983年就讲“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我们不能因噎废食，甚至走向反面。

大国之间的竞争实质上是资源的竞争、制度的竞争、人才的竞争、技术的竞争和话语权的竞争，包括学术话语权的竞争。虽然目前中国高校的SCI论文数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但大多质量不高，原创性严重不足，在许多领域从高质量发文来看，特别是在顶尖SCI期刊（如同芯片一样，显示核心竞争力）发文方面与美国存在巨大差距，科学原创性能力提升还任重道远。

第二，SCI至上当然是不好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众多SCI期刊质量严重参差不齐，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SCI里的综合顶尖和领域顶尖期刊的科学水平和价值，它们确实代表了人类科学知识的前沿阵地，是国际上评定一流科学研究最基础、最关键的量化客观指标，代表了一个大学、一门科学的知识贡献水平，是国际学术共同体通行且直接采用的一个重要评议依据。很难想象，暂不论综合顶尖SCI期刊，一个在科学领域顶尖SCI期刊里没有任何发表记录的人，能够称其为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世界范围内，科学领域最重要的奖项诺贝尔经济学奖，其物理、化学、生理学或医学奖的评选也是将顶尖SCI和SSCI期刊发文的影响力与其他指标一道作为重要指标的。华人中施一公、潘建伟、王晓东、饶毅等一大批世界顶尖科学家，其国际学术地位、声誉和影响的奠定，都是首先在顶尖SCI期刊上发表了大量论文，是前期基础，然后才有可能增加其引用率和学术影响力。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实验田西湖大学目前已经签约了100多位一流科学家，他们每个人都处在自己的领域的世界前列。这个地位是如何得出的？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些科学家无不在领域顶尖或综合顶尖的SCI期刊上发表了大量论文，没有这个谈不上其他。

自2004年以来，本人在上海财经大学依托首批首创国家985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在体制内搞全方位经济学教育科研改革，在科学研究这一块也从来就是瞄准SCI、SSCI里综合顶尖和领域顶尖的经济学、金融学期刊，为此我们聚焦SCI和SSCI期刊中领域顶尖和综合顶尖的高质量子集，鼓励我们的老师往那些阵地上去发出我们的声音，同时配置以国际接轨的评价标准和规范管理，让学术规则和制度发挥决定性作用，很快就凝聚和培养了一批具有国际学术影响的经济学者，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基本没有出现文件中提到的问题，其在高水平期刊发文方面排名过去8年以来一直在世界前50，亚洲前3，被国际同行称之为SUFE（上财）奇迹。所以，我们应该做的是，坚定地坚持这样渐进提升的方向，减少负面作用，不断提高学术标准，从而进一步聚焦SCI期刊中的高质量子集，而不是把SCI整个否定掉，完全弃之不用。

第三，离开了SCI相关指标，我们有完全可替代的好的评价标准吗？至少现阶段没有！国内同行评议能够起到国际同行评议基本只看学术不看情面那样相应大的作用吗？很困难并且效果不佳。就如中国高考有很多问题，有不少人呼吁取消，但取消问题更大一样，退回到高考前的推荐制或者用国外的申请制，都不现实。对于SCI也是类似，国内期刊乃至学科现下的学术评价体系都存在较大的扭曲，科学的标准、学术的判准、职业的道德没有真正建立健全，没有相对客观的标准为参照，自身地位和人际关系就会有重要作用。这也是导致国内很多学术造假、学术腐败难以杜绝的根本原因。并且，一些学术造假也蔓延到了国际的SCI期刊中去，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国际学术声誉。

与其将铡刀砍向SCI，我觉得更应加大对学术腐败和抄袭的惩罚力度，同时好好整顿一下国内的学术生态和期刊，通过良性市场竞争和政府的监管手段把低于SCI学术标准的期刊淘汰一批，如在高水平高校用SCI子集中领域顶尖或综合顶尖期刊作为重要评审指标，与此同时，办出一批国际同行认可的顶尖SCI期刊来，这才是正确的做法，而不是简单地取消SCI发文的导向作用。目前，中国已经有5000多种科技期刊，在数量上也是世界数一数二的，但是这些期刊参差不齐，很多期刊根本没有匿名评审、同行评议，关系稿、金钱稿等屡见不鲜，从国际横向来看，在学术组织力、创新引领力、国际影响力等方面更是存在着明显劣势，与我国科研大国的地位并不匹配。因此，在淘汰一批不合格期刊的同时，应重点打造一批立足于中国的世界一流科技期刊。

第四，我们要尊重科学创新和学科发展的规律，而不是相反。我一直在呼吁，要对科学研究和应用技术研究进行分类评估，在SCI论文相关指标上，建立健全分类评价体系。很高兴在这次两部委的文件中得到了一定体现。科学理论创新和应用技术创新是两个不同的方面。科学理论创新更多是学科及其发展的原创性创新，是高校和研究机构作为知识生产单位应该努力追求的，大多就是在SCI顶尖期刊上呈现的，对于这些部门和领域，应以SCI的高质量子集为主，改进评价标准，加大研究质量和创新的权重而不是做简单的数量加总。对于高影响因子、高被引论文也不宜一刀切地完全否定和完全肯定，科学领域不同，SCI重要的程度也不同，确实其不应该称为根本目标，但是不可否认真正具有原创性科学创新价值的往往都是在高影响因子期刊发表的高被引论文。

而应用技术创新则更多是组合创新，很多不一定是原创性的，是应用性研究机构或企业研发部门的职责，不一定需要追求SCI，例如医院临床，一名高超的医疗技术和临床经验非常丰富的医生1000台手术抵不上发一篇SCI论文就是评价标准严重不合理，造成极大的激励扭曲。另外，像中国的疾控中心这样的政府行政部门，它的首要任务是预防和控制流行传染病，就不适宜将SCI论文发表作为绩效考核的主要指标，美国疾控中心的研究人员就没有SCI论文发表的考核要求。这次意见也提到了要建立健全分类评价体系，但是我认为对于基础研究也不能忽视高质量SCI期刊的指标性价值。

总之，教育部和科技部在这个事情上可能不能一刀切，至少在科学理论创新领域不能完全弃SCI论文相关指标不用。同时，应该允许高校在实践中自主探索，并鼓励有条件的高校做世界一流水平的学术研究，应该聚焦SCI中的高质量期刊子集，并辅以其他相关评价指标，应该实行分类评价、分类引导，国内国外评价两条腿走路，不要顾此失彼，让国内外学术市场的竞争性评价来发挥决定性作用。华为为什么能够在技术创新领域抢占国际科技前沿，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它们始终在国际科技市场上参与竞争、合作，遵循国际通行的范式、标准、流程等开展相关研发工作，并且华为的专利很多是国际专利，而没有把眼光仅仅局限在国内。这对于基础研究也有一定启示。

（作者田国强系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院长。本文2020年3月2日首发于《长三角观察》第1期，澎湃新闻经作者授权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