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隔离病房中的亲情：一位精神科医生的专业思考

陈俊（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主任医师）

“没有一个冬日不可逾越，病毒肆虐的当下，亦如是。”

——孙婉清

他是第一批出征上海公卫临床中心的精神科医生，也是当时唯一一位精神科医生，当动员令下达的时候，他没有一秒钟犹豫。之后的十五天，陈俊与所有的逆行者一样，投入到这场注定会载入史册的“战疫”。

新冠肺炎患者中，有一个特殊群体——既是患者，同时又是患者家属；在与死神抢救生命的赛跑中，他们的特殊性往往容易被忽略。作为患者，他们不仅承受着躯体疾病的折磨，更承受着心灵上的煎熬，焦虑恐惧；作为患者家属，他们同样承受着巨大的心理负担，担心家人的安危，忐忑不安。对于这些具备双重身份的患者而言，他们的心理健康该由谁来守护呢？

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庚子年的春节不再如往常般喧闹。

成千上万个家庭在疫情爆发的洪流下被冲得七零八落，支离破碎。令人尴尬的是，新冠肺炎患者与家人的重逢竟然常见于隔离病房内——来自中国疾控中心的数据显示，83%以上的聚集性疫情发生在家庭中。然而，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这种“尴尬”，倒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来审视新冠肺炎疫情下的亲情。

【案例一】

中年女性患者，新冠肺炎确诊，丈夫与儿子居家隔离中。

患者很少向医护人员诉说自己的紧张，平时表现较安静。比起自己的病情，她更担心的是家人是否被感染，尤其担心年幼的孩子——“万一他发热了？被确诊了？怎么办？！他还那么小，都不会照顾自己，万一住进隔离病房，身边没有家人，小孩子怎么活？！”双重压力之下，患者曾在几分钟内出现了异乎寻常的紧张，强烈的不适，呼吸急促、心慌、出冷汗，感觉自己“要死掉”、“要炸了”。这些症状来得快，去得也快，2-3分钟后症状明显减轻。

【案例二】

老年女性患者，新冠肺炎确诊；兄弟姐妹5人均被确诊，其中一人危重。

患者的肺炎病情日趋加重，高烧不退，呼吸困难。但比起肉体的难受，更令患者痛苦的是内疚和自责：“是我害了他们啊！如果我之前没有去武汉旅游，就不会把病毒带给我的姐姐、姐夫、妹妹、妹夫……如果我妹夫有个三长两短，让我怎么去见我的妹妹啊！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案例三】

一对老夫妻，两人均被确诊为新冠肺炎感染，住进了同一个隔离病房。

老先生病情相对较重，住院3天后被转至重症病房；老太太本身就有心脏病等慢性疾病基础，但肺炎情况相对较轻。轻症病房内，老太太虽然吸着氧气精神不佳，但每每在医生来查房时，总不忘询问自己的老伴是否有好转；重症病房内，老先生在接受气管插管前流下了眼泪，对医务人员说：“我可能坚持不下去了，你们给我插管吧，但别让我老伴知道，她心脏不好。”

母子情、手足情、夫妻情……这些亲情在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时闪烁着人性的伟大，但同时也对精神心理干预提出了更棘手的挑战。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是所有精神障碍所共同遵循的病因假说；防疫战斗中，我们不仅要解决患者的生物学病因，也要对个人心理健康进行支持，更需要从家庭、亲情的角度去理解患者的社会因素。

给那位惊恐发作的妈妈一个电话，帮她联系家人，让她每天都能知道孩子是否无恙，也许会比给她一粒阿普唑仑更有效；给那位内疚自责的老太太带去兄弟姐妹的安慰和康复的好消息，也许才能帮她重拾生活的勇气；而对于那对老夫妻，也许做一个勤快的“通讯员”，才是对他们最好的支持。精神科医生参与战疫一线工作虽然不是C位输出，但绝对是最强辅助。

新冠肺炎疫情下，每一位患者都不是一个冷冰冰的诊断，治疗更不应该千篇一律。作为一名合格的精神科医生，应具备深入挖掘患者症状的能力和技巧，从患者担心的问题入手，协助患者寻找解决的方法，充分挖掘患者自身的潜力去应对。另一方面，精神科医生在诊疗中更需要体现人性化和温情，为患者解决一个实际困难要比长篇大论来得实际。

新冠肺炎隔离病房中的亲情是患者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但这不仅仅属于患者，也属于所有一线的医务人员和他们的家人。亲情鼓舞着一线医务人员舍生忘死、救死扶伤，也激励着他们的家庭默默付出、无私奉献。

灾难无情，人间有爱！

陈俊

2020年2月27日

（以上内容均为原创，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