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辟蹊径，以待来者——评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

人不仅有思维、情感和言行，还有身体。拥有身体这一点提醒我们，人一直以来都没有脱离大自然的怀抱，或更准确地说，人一直以来都置身于大自然的规律之中。与此同时，人又是社会的因子，故而在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生物、物理、地理、化学、医学和社会等各种力量竞相、交织作用的情形，使人的身体俨然成了各方力量的作用场。而从另一角度即人的“能动性”来看，人的身体又充当了人类自身借以探索和认识这种“作用”机制的标本、入口和透镜。人、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关系之广之深，毋庸赘言。然而，与这种广泛而密切的人类—自然关系的历史与现实不相匹配的是，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人们对这种关系的学术意识远没有达到它应有的广度和深度。除却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不论，仅就重在探索人类过往的历史研究而言，这种学术意识着实有待提升。若让我们放眼整个人类历史（或曰整个“世界历史”），那么提升这种意识的要求将显得格外迫切。这种迫切性并不因前人有过一些相关思考而减弱，甚或改变。正是基于对此情状的意识，后来成为世界著名历史学家的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推出了他的经典之作，亦即他那部着眼于瘟疫，同时（在关注人的“社会性”维度之外）着眼于人的“生物体”维度的《瘟疫与人》（Plagues and Peoples）。

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一书初版于1976年，几经再版，如今已逾40个年头。经历了40多年光阴的作品已然不“新”，既然不“新”，那为何我们还要再次提起它呢？换言之，40多年过去了，在该领域新著不断问世的今天，我们为何还要阅读它？如果说它对于今天的我们仍然重要，那么它的重要性究竟在哪里？在该著年岁又进入一个纪念性的时刻——刚过40周岁的当下，又适逢它的最新修订版（2018年版）中文译本问世， 笔者接下来便就该著详细回答这些问题。为了更好地回答这些问题，笔者拟从历史写作所涉及的基本问题如作者的问题意识、解释框架与内在逻辑、材料与方法等方面入手，一一进行解析。所谓问题意识，笔者主要指麦克尼尔所提出的问题有何独到之处，有何重要性（包括学术层面与现实维度），他的问题主要关注什么，不关注什么，以及在他的这种问题意识中“世界历史”呈现出何种特点，有何显性或隐性的趋向（如果说存在某种趋向的话）。所谓解释框架与内在逻辑，即指该著的整个历史叙事和逻辑论证是在何种框架下展开的，以及它的叙事和论证又是通过何种逻辑被整合为一个有机整体的。叙事框架关系到作者的学术视野，而核心逻辑则关系到叙事和论证（或曰作者所讲述的一个故事）是否成其为一个完整、有机且逻辑上自洽的叙事，特别是其中的核心概念能否用来有效解释各种相关的问题。所谓材料与方法，此处重在指作者的资料基础如何，其方法论意识与方法应用是否适应整个叙事目标，以及作者在这种材料和方法基础上，对各种具体历史现象的解释情况如何。麦克尼尔如何提出自己的问题？或者说他如何阐明自己撰写《瘟疫与人》一书的必要性？我们先来看他的核心问题意识。

《瘟疫与人》的问题意识

关于麦克尼尔为何会想到要撰写一部“瘟疫与人”的历史，以及此种历史与前人著述到底有何关系，人们可能会首先想到两部在出版时间上颇为接近的作品，一是麦克尼尔自己的于1976年初版的《瘟疫与人》，另一部则是先于它4年初版的克罗斯比的《哥伦布大交换：1492年以后的生物影响和文化冲击》（以下简称《哥伦布大交换》）。同时想到这两部著作大概意味着它们之间存在某种相似性。毫无疑问，后续诞生的《瘟疫与人》在写作过程中对早先出版的《哥伦布大交换》的确有所引用和借鉴，可见麦克尼尔是注意到并阅读了克罗斯比的作品的。而且，麦克尼尔也的确视克罗斯比为自己领域的研究专家,并且就《瘟疫与人》的写作曾和他有过学术上的交流。但由此断定麦克尼尔的写作特别是其学术工作的根基——关于“瘟疫与人”这一问题的学术意识的诞生与成型，也都借鉴自克罗斯比，那就不符合事实了。因为通过细读二者的著作，我们即便不能排除麦克尼尔在构思的过程中，特别是在思考自己的问题时曾从克罗斯比那里受到某种启发，我们也不能就此认为麦克尼尔的整体问题意识、其写作框架和各种具体解释都没有自己的新意或独立（特）性。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加以说明。其一，麦克尼尔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撰写他那部《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The Rise of the West: 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以下简称《西方的兴起》）时，就已关注并思考“西班牙征服墨西哥”的故事。可见，他后来在《瘟疫与人》一书中再次对该问题加以关注，是其来有自而且由来已久的。当我们注意到麦克尼尔开始关注该问题的时间时，我们就不能以此下结论说，克罗斯比的工作一定先于他的工作。

其二就是两人核心问题意识的差异问题。不可否认，麦克尼尔和克罗斯比一样，都关注“西班牙人征服美洲印第安人”问题，并且就此问题得出了大致相似的结论，即传染病只对首次遭遇传染源，因而对疫病毫无抵抗力的美洲印第安人造成普遍性伤害，而对传染源携带者、久已适应该传染病的西班牙人无甚危害，从而成为西班牙人征服美洲印第安人的强大且致命武器。然而，我们也应同时看到，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一书中整体关注的问题，或者说他的整个问题视域，有远超克罗斯比的问题意识的地方。这种“远超”不仅体现在其问题的历史时空范围上，还体现在用它来看待或解释的历史现象（或事件）的丰富性上，更体现在它所涉及的“瘟疫”或“疫病”的丰富性以及“瘟疫与人”的关系的复杂性上。即使从二者著作的标题上，我们也能窥探出彼此的一大差异：《瘟疫与人》涉及的是整个“世界历史”，而《哥伦布大交换》则着眼于与“哥伦布大交换”相关的历史时空。

麦克尼尔从“瘟疫”角度重新审视了整个人类历史，由此开启了一扇用以观看人类历史或“世界历史”新风景的窗户。不过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对于“世界历史”的书写并非事无巨细面面俱到，而是具有“选择性”。不难理解，历史写作都存在“选择性”现象，所不同的是，不同写作的选择性的性质和程度不同。如我们所见，有的选择性更多源自写作者的工（功）夫，在使用材料时，写作者粗暴裁剪，用其少而漏其多，又或疏于、懒于搜集与爬梳材料，所用寥寥，甚至干脆“蜻蜓点水”式取材，“听命于”某种抽象演绎。凡此选择性，可谓消极的选择性。与之不同的是，积极的选择性更多表现为在任何一位（群）写作者都无法绝对穷尽素材和问题的情况下，尽可能围绕自己的主题完整搜集、爬梳与利用材料，在尽可能坚实的基础上进行尽可能准确到位的解释。此外，积极的选择性还表现为写作者对历史写作这一学术工作本身特性的觉悟，并带着这种觉悟展开自己的写作。例如，写作者在阐明自己的特定主题时，不可避免要拥有自己的特定逻辑线索和解释框架，而一旦拥有特定的逻辑“线索”和解释“框架”，亦即一种方向性的或范围性的东西，那么用来支持它的材料（证据）、内容的详略分配甚至篇幅的大小，也就不可避免地一并具有选择性了。作为一个历史写作领域的作品，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体现出选择性，也就不足为怪了。相形之下，更值得我们关心的地方毋宁在于，这种选择性到底蕴含了他的何种考虑，因为根据他本人的说明，他对此是有特定考虑的。这种考虑主要在于：

由是观之，世界历史其实已经提供了许多与十六七世纪发生于美洲的这一幕类似的事例。本书就将描述这些致命性遭遇的梗概。我的结论可能会使许多读者大感意外，因为在传统史学中很少受到关注的事件将在我的叙述中占据核心地位。……

自然，传染病首次袭击某族群的著名案例从来没有被欧洲人遗忘，14世纪的黑死病就是突出的例子，其次是19世纪的霍乱大流行，后者虽然破坏性大为降低，但因更接近于现代而留下了比较完整的记录。尽管如此，历史学家却从未将其归为重大疫病暴发的普遍模式，因为那些人类与疫病惨烈遭遇的案例都已湮没于时间隧道中。……

本书旨在通过揭示各种疫病循环模式对过去和当代历史的影响，将疫病史纳入历史诠释的范畴。……

除了我必须描述的细节外，想必大家都会同意，更加全面深入地认识人类在自然平衡中不断变动的地位，理应成为我们诠释历史的组成部分。……

……在先祖那里，不时暴发的疫病不论以何种形式出现，都会给他们造成恐惧和无时不在的震慑力。尽管我们无法得到统计和临床资料（即便到19世纪也是零星的），以对19世纪以前瘟疫的发生情况做出准确说明，比如何种瘟疫在何时何地杀死了多少人，但是我们仍有可能把握这些疫病流行模式的基本变化轨迹。实际上，这也正是本书的主旨。

在麦克尼尔的考虑中，有几个要点值得我们特别注意，这几个要点在上述引文中皆有相应的关键词或字段表示。首先，他更关注人类历史上的“致命性遭遇”。需知，在众多致命、不那么致命甚或完全不致命的事物与事件中，突出“致命性”一类本身就隐含了一种选择性，而这种选择性背后，则是一种对世界历史上的各种事物与事件的相对重要性，或“相对于世界变迁史的意义”的判断思维。而这种判断思维，在更深层次上又来自判断者自身脑海中有关世界历史的整体框架和逻辑线索的通盘考虑。换言之，具体的历史事件要想在世界历史上具有“意义”，需要这个事件在总的历史变迁轨迹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而这个位置，是书写者或判断者赋予它的；至于决定其位置的大小或高低的因素，则是它相对于阐明世界历史变迁轨迹这一总任务的重要程度，或者说它和这一总任务的关系的紧密度。

而“在传统史学中很少受到关注的事件”一语也道出了麦克尼尔的选择性考虑。这种选择性首先来自他的视角的独特性，或者说首先和他的视角选择有关。正是得益于“瘟疫”这一传统史学家很少意识到的视角，各种很少被传统史学关注的事件才有了在麦克尼尔笔下“翻身做主人”（对应麦克尼尔所说的“在我的叙述中占据核心地位”）的机会。另外，传统史学很少关注的事件毕竟只是所有事件中的一部分（虽然这部分所占的比率并不小），所以率先关注并充分发掘这“部分”事件，自然是再一次体现了历史解释中的素材利用的“选择性”特点。如果说前述的选择性体现在麦克尼尔选择了传统史学家没有选择的，那么还有一种选择性在于，麦克尼尔并没有穷尽所有被传统史学忽视的事件（例如和他的主题不相关的事件），而是选择了更契合他的主题的那一部分，因为不难理解的是，麦克尼尔在书中所关注的所有重要事件，并不等同于所有被传统史学忽视的事件。

选择性的第三个表现在于麦克尼尔所考察事件的代表性。在麦克尼尔的关键词中，这种代表性的涵义主要表现为事件的“著名”、“突出”与“重大”特点，能用来揭示某种“普遍”性意义。由于很早就关注西班牙人征服美洲印第安人问题，所以发生在十六七世纪的美洲的事件自然成为他关注的代表性事件之一。除了这一事件，同属“疫病”事件范畴的14世纪欧洲的黑死病和19世纪的霍乱大流行以及其他重要类似事件，也都进入了他的视野。为何格外关注这些事件？除了资料上的考量（例如时人或后人对这些事件所做记录的完整性问题），麦克尼尔还指出它们有助于揭示“重大疫病暴发的普遍模式”。无疑，麦克尼尔注意到并揭示了这些事件的新的一面，而这些面向在“传统史学”中是看不到的，虽然在利用诸如黑死病、西班牙人征服美洲印第安人和霍乱大流行这类事件一事上，麦克尼尔也并非第一人。

选择性的第四个方面体现在麦克尼尔的世界历史书写或叙事的详略问题上。麦克尼尔对自己的叙事想必有着充分的专业自觉意识，因为他在正式叙述世界历史这一宏阔的“故事”之前，就已告知读者他的描述乃是一种“梗概”。综观《瘟疫与人》全书，我们不难发现其“梗概”式特点。不过需要指出的是，麦克尼尔所说的“梗概”并不是“泛泛而谈”或“没有洞见”的代名词；恰恰相反，他的梗概式书写服务于他对自身写作的定位，即“把握疫病流行模式的基本变化轨迹”；换言之，他的书写本来就是旨在把握世界历史之“大”，为后人提供一个可供继续探索的指引，或开辟一方可供继续耕耘的园地。事实上，我们也无法否认，在整个人类的历史写作的长河中，前人的新辟田园式工作和后人的深耕细作式做法一样，都令人心生感佩。

和每一位历史编撰者一样，麦克尼尔在书写《瘟疫与人》一书时，或者说在他的问题意识中，也透射出一种“世界历史”观。在今日学界对“全球史”或“世界历史”书写的反思中，有不少相关领域学者的著作遭受批评，原因在于他们有的人颇具“欧洲中心论”问题而不自知，或者即使自知也难以突破自己；还有的人则仅仅停留于描述或展示世界历史上的各种“联系”，而罔顾同类联系在不同地域或同一地域的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语境）作支撑的事实，结果，他们忽略了“联系”的复杂性，从而使自己的思考和写作失去了应有的深度。[6] 那么，麦克尼尔的写作有无这方面的问题？在提出这一问题时，或当我们把这一问题加诸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一书时，我们有必要事先意识到历史写作者所处的时代情境，尤其应注意不要一味用最新的学术进展和标准去衡量数十年前的作品；后人的识见再高明，也是建基于前人的积淀，而建基于前人的积淀，也就恰恰让后人有条件站在了智识的高点，如此，即使后人有机会窥见了前人的不足，也实属难免之事。难得的是，即使我们用今人的眼光和标准去看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它也仍有让人眼前一亮、不同凡响之处，因而绝不可低估或无视。

曾有学者指出，麦克尼尔在自己的《西方的兴起》一书出版后，一再试图摆脱自己的“欧洲中心论”束缚。该学者以麦克尼尔和其他多位学者为例，意在表明“1945年以后的世界史”一度存在明显的“欧洲中心论”问题。[7] 根据该学者所提供案例的时间下限，我们可知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也在这一时间范围，因为被该学者视作麦克尼尔“试图摆脱”自身“束缚”的尝试正是他发表于1988年的一篇有关西方兴衰与世界历史的论文。 那么，先于这一时间问世的《瘟疫与人》的情形又如何呢？和这位学者看到的图景不同，我们在《瘟疫与人》中看到的世界历史主要是以“瘟疫”与“人”的关系的演进为线索，更具体言之，它着眼的是瘟疫这样一种天然“去（人类）中心化”的东西。在该书中，按照瘟疫的发生与变化逻辑，以及它与人的关系的变迁情形，世界历史很难说有什么总的“中心”，更遑论经济、政治或文化意义上的“欧洲中心”。诚然，具体的疫病大抵都有自己的源发地、传染范围（如地理界限）和感染人群，但这种意义上的范围或核心区域（如源发地）在本质上是非经济性的、非政治性的或非文化性的，因为根据麦克尼尔所述，瘟疫的“中心”地带（如果一定要说它有的话）主要位于这个世界的最湿热地区，也即气候、环境和物种相对更为复杂的地带。这种“中心”是疫病发生意义上的中心，即生物、地理和传染病医学等意义上的中心。这种中心恰恰是异于经济、政治或文化中心的，因为大凡疫病最活跃、最原发的地区，基本都是地球上对人类居住、繁衍与文明创造构成最严峻挑战的地区，如热带雨林区。所以，麦克尼尔选取“瘟疫”视角来展开世界历史叙事，对于自己处理“欧洲中心论”问题（如果他有此意识的话），着实有巧妙、高明之效。

至于世界历史中的“联系”与“结构”（塞巴斯蒂安•康拉德语）的关系问题，麦克尼尔的处理也没有落入“简单”或“肤浅”的窠臼。在揭示疫病通过世界范围内的不同人群的流动而传播这种充满“联系”的图景时，他同样注意到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和不同人群在面对疫病时，其反应既有相通性也有差异性的一面。对于这一点，我们只需撷取《瘟疫与人》中的一个案例即可明白。在该书中，麦克尼尔表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类的食物供应能力有别，而食物供应能力的差别，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类应对疫病的身体机能和机制；除了食物供应能力的差别，人类的智识与文化水平在不同的时期也自然有别，而孕育并建立一种新的抗疫病机制，就离不开一定的智识与文化储备；此外，同一种疫病对于不同地域的人的影响也有别，因为根据疫病的病理机制，以前遭遇过某一疫病的人可能已具备免疫能力，而首次遭遇此病的人则很可能面临致命性灾难。诸如此类的对“联系”与“结构”的双重、平衡处理，我们在《瘟疫与人》中屡见不鲜。

对于《瘟疫与人》的问题意识，我们除了可从上述视角考察外，还可留意另一种角度，即麦克尼尔是否将该书写成了一部让人乐观的“进步”史，或者是一部持相反基调的历史，又或是一部他样的历史。综观世界历史，疫病在发生、传染和影响人类方面情形如何？是日益缓解，愈发严峻，还是更复杂的情状？从过去到现在，人类应对疫病的机制和能力如何？是进展，衰退，还是其他？世界历史在疫病与人类的相互影响中如何变迁？人类与疫病的互动历史让我们看到了何种人类生命气象？凡此问题，都在《瘟疫与人》的关心范畴。而麦克尼尔的实际做法是，他不仅揭示了世界历史上重要疾病的发生与变化原理，疫病与人类接触时所带来的双重效应——既影响人类，也影响疫病本身，既影响自然世界，也影响人类社会，世界历史在这种双向与双重的作用与影响中变迁，还揭示了人类在应对疫病一事上所不得不面对的复杂现实与严峻未来。在历史写作的基调问题上，麦克尼尔的做法可谓是审慎的，因为他通过写作，不仅让人看到了人类“历史的突破”和“现代医学与卫生制度大放异彩”，还让人看到了“现代医学并非无往不胜”。当我们读到他在全书结尾处写下的那句“技能、知识和组织都会改变，但人类面对疫病的脆弱，则是不可改变的。先于初民就业已存在的传染病，将会与人类同在，并一如既往，仍将是影响人类历史的基本参数和决定因素之一”时，我们就更没有理由认为他笔下的世界历史就是一部基调简单、色彩单一的历史了。

《瘟疫与人》的解释框架与内在逻辑

一部著作，一种叙事，一种解释，往往都需要有一个能起到提纲挈领或贯穿全局作用的总框架或核心逻辑，否则便难以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如果说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成其为一个有机整体的话，那么是什么样的框架或逻辑让它实现了这一目标呢？

如果我们说是“瘟疫”，那么我们就还没有触及该书框架和逻辑的更深处。诚然，瘟疫是《瘟疫与人》的标题关键词，也是该书的核心主题，但如果不对瘟疫本身加以分析和解释，没有对人类社会机制的观察，没有洞窥到瘟疫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微妙、复杂关系，尤其没有意识到瘟疫所代表的自然力量和人类所代表的社会力量之间的变动不居的、因人（地）而异的复杂互动与联动关系，那么我们就谈不上对该书的逻辑有恰当的把握。作为作者，麦克尼尔自然深知“瘟疫与人”主题的堂奥，更能将前述问题纳入自己的整体构思。而让我们借以窥探他的整体构思和对该种奥妙的把握程度的，就是他在“引言”中着重提及并解释，在后续叙事中一再运用的一对关键概念——“微寄生”（microparasitism）与“巨寄生”（macroparasitism），以及二者分别对应的“微寄生物”（microparasites）与“巨寄生物”（macroparasites）概念。通过对这一对概念的弹性解释与贯穿全局式运用，麦克尼尔将自己对前述诸般问题的思考融入其中，并统摄自己对世界历史的整个理解和叙述。

在麦克尼尔自己的解释中，“微寄生”的要义在于：微小生物体（病毒、细菌或多细胞生物）能在人体组织中找到可供维生的食物源；某些微寄生物会引发急性疾病，结果很快杀死宿主，或者在宿主体内激发免疫反应，导致自己被消灭；又或者寄生于某个特殊的宿主，使之成为带菌者，能将菌体传染给他人，而自己却基本不受影响。此外，有些微寄生物往往与人类宿主达成较稳定的平衡关系，虽会消耗宿主一定的体能，却无碍于宿主的正常机能发挥。可见，麦克尼尔所说的“微寄生”指的是人类与微寄生物之间的关系。而与“微寄生”一道被解释的，还有“巨寄生”。在麦克尼尔看来，只要人们理解了微寄生，巨寄生的涵义也就很容易理解了，因为和微寄生物一样，巨寄生物“也呈现出类似的多样性”：有些巨寄生物能迅速致命，比如狮子和狼捕食人或其他动物，而另一些则允许宿主无限期地生存下去。可见，麦克尼尔是在运用类比和“隐喻”的方式解释巨寄生概念。不过和微寄生有别的是，巨寄生所涉及的是人与微寄生物之外的事物的关系，例如人与人（人类内部）的关系，以及人与对人类构成威胁的动物的关系。

自《瘟疫与人》一书问世以来，学界对这一对概念、其在全书中的运用和这种运用的合理性问题多有评论。据笔者所见，评论主要呈现出两种态度。一种持总体的认可态度，并认为麦克尼尔在书中的一大核心观点——同一微寄生物对免疫宿主和非免疫宿主会造成截然不同的影响（即免疫人群基本无恙，而非免疫人群则普遍受伤害）这一结论引人注目，令人兴奋，具有新意，而且书中的“史前时代”章节尤其具有新意。不过在总体认可之余，评论者也指出了一些细节性的不足，例如美洲印第安人在遭遇西班牙人这一“免疫宿主”之前，到底有没有经历疫病，如果有，又是何种疫病这一问题上，麦克尼尔的解释并非没有瑕疵；此外，他对部分涉及疫病或免疫问题的医学专业术语的运用也不够精确。和总体认可的态度不同，另有评论者认为麦克尼尔对上述关键概念的运用的合理性不够充分，至少没有很好地考量这么两个问题：一，人类在经济、社会、政治与文化等诸方面的综合情况是否能用“巨寄生”这一概念来概括？二，在人类历史上，“微寄生”真地发挥了这么大的作用，或者说真地这么重要吗？

对于学界的两种评述或立场，我们需要慎重评量。不可否认，麦克尼尔在一些细节性的问题上留有了一些遗憾，这应该说已成了学界的基本认识。不过关于评论者针对“巨寄生”和“微寄生”概念及其运用的疑虑，笔者以为有必要做一点澄清性说明。关于巨寄生概念，笔者想说的是：评论者并没有否定麦克尼尔所说的两种“寄生”之间的相似性，亦即人与某些动物之间、人与人之间的依赖与被依赖关系，在某种意义上类似于菌体与人类的寄生与被寄生关系，既然如此，那么对之进行一种类比式、隐喻式运用，也就不失为一种解释方法或策略；至于概念和概念所指内涵之间的匹配性问题，可以认为在麦克尼尔这里不成其为一个问题，因为麦克尼尔并非意在用它来说明人与动物关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切内容，而是旨在说明这两种关系中的类似于“寄生”的维度。而关于“微寄生”概念，也即它究竟是否能够被用来分析和解释世界历史，尤其是它在我们的解释中，到底有没有可能占据麦克尼尔在书中所给予它的分量的问题，笔者以为它也并非像评论者所说的那般“严重”，或曰那般成问题。我们不难知道，麦克尼尔并没有表示他要用“微寄生”来解释世界历史上的各种现象的方方面面；而且，他也并没有声明要让疫病在世界历史的书写和解释中占据主流位置，遑论让它充当解释世界历史的唯一“钥匙”；他所做的，毋宁在于揭示前人未曾注意到或至少未曾充分注意到的方面，为了阐明这一（些）方面，他选中了“瘟疫与人”这一主题和相应视角。而一旦拥有特定的主题和相应的视角，历史写作也就免不了要有范围限定；既然如此，那么写作者在一部著作中专门用某一视角来看待问题，而不（过多）涉及其他主题或方面，也就成了一件很自然的事情；这种事情并不能成为写作者“夸大”所写主题和相应视角的重要性的证据，因为写作者专门从这一视角书写这一主题，并不意味着他无视世界历史上的其他重要主题和相应重要视角，更不意味着世界历史上就只有这一主题和视角。既然如此，那么麦克尼尔在用“瘟疫”视角讲述世界历史时，就并不一定非得承担以同等笔墨一并讲述世界历史的其他方面内容（哪怕非“微寄生”意义上的内容）的任务。简言之，前述评论者提出的两大问题，在麦克尼尔这里并不成其为问题，至少并不成其为如他们所认为的那种严重问题。

通过提炼出“微寄生”与“巨寄生”这一解释工具，麦克尼尔随之将它运用到了自己的整个世界历史的叙述之中。其运用涉及世界历史上的诸大历史事件（现象）。和其他将时空视域限定在某一特定范围的疫病史学者不同，麦克尼尔的疫病史研究纵贯遥远的过去与距今较近的现代，不仅关注前人的疫病史所重点关注的欧美（北美），还将视野放诸较少被人们关注的拉美尤其是亚洲（重点为中国、印度）和非洲。如果说前述的“欧洲中心论”问题在空间视域上也有表现的话，那么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可谓又有了一重突破，因为如我们所见，他对非欧洲区域尤其是中国的关注，绝非一种无关紧要的点缀或陪衬，这一点我们从他花费在中国疫病史问题上的笔墨即可察见。通过麦克尼尔的微寄生与巨寄生视角，读者眼中的世界历史上的诸般问题，都呈现出了不同的面貌，且有了新的意涵。而仅就书中重点论及的问题而言，麦克尼尔对自己的概念的运用可谓达到了丰富的程度，这些问题主要包括：人类狩猎者与环境的相对稳定关系的建立（第一章第三部分）；农牧业的兴起（第二章第一部分）；新生活方式的出现与疫病的新情状（第二章第二部分）；儿童病的出现与文明社会的疾病模式的形成（第二章第三部分）；瘟疫与帝国扩张的范围局限（第三章第一部分）；疫病与中国早期南方文明的发展程度（第三章第三部分）；印度的表面富足与实际贫弱（第三章第四部分）；地中海的微寄生与巨寄生的平衡（第三章第五部分）；四大“疫病圈”的出现（第三章第六部分）；疫病的地区间交流与影响（第三章第七部分）；地方病的出现与文明社会疾病模式的新形势（第三章第八部分）；蒙古帝国与鼠疫大流行（第四章）；中国的鼠疫与欧洲的鼠疫（第四章第二、三部分）；疫病平衡模式的重新建立（第四章第五部分）；新大陆的发现与新大陆遭遇新疾病（第五章第一部分）；印第安人与旧大陆疫病圈的变化（第五章第三部分）；天花与欧洲（第五章第二部分）；欧洲大陆的新疫病（第五章第四部分）；人类疫病的均质化（第五章第五部分）；疫病与现代西医的问世（第六章第一部分）；疫病应对与近代世界人口的增长（第六章第二部分）；天花接种的诞生与传播（第六章第三部分）；霍乱的世界性影响（第六章第五部分）；现代医学与卫生制度的创生（第六章第六部分）；新疫病的出现与现代医学的局限（第六章第七部分）；等等。

在世界历史上，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正是在不断面临新问题和不断应对新问题的情势下向前迈进。就“人”这一存在而言，所面临的问题和所需要应对的问题复杂多样，不胜枚举，不过在诸多复杂的问题当中，疾病与健康、可持续性发展的问题是一个历久弥新、常说常在的问题。麦克尼尔能在人类历史的繁复“经络”中发现并解释这一问题，可谓眼光独到且锐利。人类不断面临新疾病但最终还是生生不息，直至今日，应该说人类和微寄生物之间建立了某种（些）“平衡”关系（借用麦克尼尔的说法），尽管这种关系一直都是动态的、相对的。麦克尼尔能发现并揭示这一整体性的历史脉络，可谓做到了使自己的研究真正具有“世界”历史的味道，或者用评论者的话来说，他做到了真正放眼世界历史，目光“长远”，使其他学者的眼光相形见“短”，都成了程度不同的“近视”眼。当然，正如学界的评论所表明的，麦克尼尔的“远视”也不免存在风险，特别是细节上的风险，例如在解释某国或某地区的疫病发生与传播机制时，他的推论与措辞皆不免留下了不够精确的遗憾。而这，便涉及接下来我们所要探讨的历史写作的另一大问题：材料与方法。

《瘟疫与人》的取材与方法

在阅读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时，我们不能不了解它的取材（材料）与取法（方法）。而在今天，这种要求已变得格外迫切，因为无论是该著的材料使用情况，还是其方法论意识与实际的方法运用，都涉及当今历史写作的两个尤为重要且前沿的问题：“世界历史”/“全球史”的书写与跨学科方法的运用。

说“世界历史/全球史书写”，此处重点说的是作为一部追求“世界历史”旨趣的史作，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在史料上都做了何种尝试，以及相对于他的写作目标而言，该著在材料运用上是否实现了预期的目标。不可否认，麦克尼尔的世界历史或全球史书写是一种与传统历史编撰有所不同的历史写作，若以史料问题而论，这种“不同”便意味着他不得不面临一种新的挑战：不同于传统的颇具空间弹性且更显“笼统”意味的“断代史”，也不同于比之更具时间与空间弹性的“通史”，从诞生之初便具有鲜明的“话题”或“问题”性征的疫病史（以及在某种意义上与之有交集的医疗社会史），在史料获取上往往难度更大，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即在于写作者需要从各色各样的、关涉各时期各地域的、形如瀚海的史料中去一一找寻自己的史料。而之所以要“找寻”（此种“找寻”不同于传统历史写作意义上的“找寻”），是因为作为知识的载体的史料，是按传统的分类方法留存与传承的，一个明显而典型的例证就是，疫病史学者往往不是在打上“疫病史”标签的地方找寻史料，而是在标有其他领域标签（如“军事史”、“政治史”、“经济史”、“人口史”、“社会史”等）、其他学科标签（如“传染病学”或“医学”）甚或“笼统”的“断代史”标签（如对应中国历朝历代的“正史”）的地方摸索。如此一来，他（她）就需要抽丝剥茧般地获取自己想要的史料。这种工作的难度随着写作者历史时空视域的扩大而加大。无疑，这种挑战对于疫病史学者的考验是多方面的。而倘若再加上可能有的异国（域）语言与文化理解障碍，那么挑战的力度将空前加大。面对此种境况，麦克尼尔会如何应对呢？

以他对中国疫病问题的解释为例，我们可以窥见其中详情。麦克尼尔在“中文版前言”中说道：他不懂汉语，但需要尽力挖掘中国的瘟疫史料；他知道有两本专业的百科全书和所有正史都谈到了中国瘟疫暴发的地理区域和严重程度；他知道，瘟疫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因为涉及瘟疫的史料所覆盖的时间范围从公元前三世纪直到公元1911年。作为一名世界历史或全球史书写者，麦克尼尔无疑有异国语言如中文方面的一些遗憾，但尤为可贵也令人起敬的是，他并没有因汉语障碍而留下中国瘟疫史书写的空缺，而是充分发挥学者间合作的长处，例如通过合作者的史料翻译来把握相关史料的要义，实现了尽可能覆盖相关领域重要史料的目标。虽说从最严格意义上讲，阅读原始语言形式、原始文本形式的资料更符合我们所说的“原始资料”阅读要求，但作为一部关注世界历史之“大”、注重揭示“疫病流行模式的基本变化轨迹”的作品，《瘟疫与人》以此种方式利用史料，也未尝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若我们再想到作为世界历史或全球史学者的麦克尼尔能够以尽可能开放的眼光和心态，并以尽可能大的努力关注作为非传统地区的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尤其是亚洲的中国、印度和日本等，我们便更加能感受到他在世界历史/全球史书写方向上所做出的新尝试与新突破。此外，仅就能够发现并指出“所有正史都谈到了中国瘟疫暴发的地理区域和严重程度”这一点，麦克尼尔有关中国疫病史的研究就已称得上“开拓性工作”了，因为不难想见，受这一发现的启发，后继学人可以在此方向上更好地深耕细作、进一步开拓进取，使之“发扬光大”。事实上，仅就目前国内学界的疫病史研究而言，有不少学人（包括一些声名已定的学者专家）都或多或少从麦克尼尔那里受到启发。笔者相信，从麦克尼尔处受到启发的，应该不限于某一国、某一地区。当然，这并不是说《瘟疫与人》在有关中国疫病问题的讨论上就毫无瑕疵或问题。事实上，经过疫病史尤其是中国疫病史专家的纵深与精细研究，《瘟疫与人》有关中国疫病问题的选材业已显露出一些问题，比如他倚重的“疫情年表”就显得有些粗糙；此外，他对中国传统医学语境中的“温病”等概念的理解还不够到位。这些问题对他的相关结论也有所影响。不过，只要我们能够说麦克尼尔有关中国疫病问题的取材能够实现他的相关书写目标，那么我们也就能够说，他的取材瑕不掩瑜。

与自己的问题意识、解释框架与内在逻辑、取材情境等密切相关，麦克尼尔对研究方法的选择也颇具传统史学方法反思与学科对话（或跨学科）的意识。运用跨学科的方法研究历史问题会引发诸多“历史写作”层面上的话题，常说常新而又常说常在。就我们目前所知而言，跨学科研究能带给学界的主要有两大方面：一是，它往往能让读者眼前一亮，发前人之所未发，或至少发前人之所未尽发，给学界注入一股活力，起到别开生面的效果；二是，它往往也同时给研究者自身带来了争议和风险。例如，面对一项跨学科研究成果，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评论者往往会这样发问：研究者对相关或相邻学科的知识与方法的获取准确吗，及时吗？这种知识与方法和他自身所在学科的知识与方法实现了有机、有效的融合吗？或者更简单地说，他（她）有没有犯相邻或相关学科的常识性错误，其方法借鉴是否生搬硬套？等等。让我们关心的是，作为一部跨学科研究作品，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所得到的反馈又如何呢？

总体说来，学界对该著的跨学科方法认可有加，但对于其方法运用上的一些细节，也不乏批评之声。对其跨学科方法表示认可的学者重在表明其里程碑式意义。有学者认为，“麦克尼尔是第一位把历史学与病理学相结合，继而重新解释人类行为的学者，也是第一位把传染病列入历史重心，给予其应有地位的史学工作者。”另有学者认为，“在学术史上，借由精深的研究，就某一具体问题发前人所未发，甚或提出某些不易之论，这样的成果虽然不易取得，但也不时可以见到；而那种能从宏观上洞察人类思维的某些疏漏，从而无论在方法上还是知识上都能给人以巨大启发和触动的研究，却总是微乎其微。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可以说正是这类微乎其微的研究中的一种。‘原来我们对历史的呈现和解读疏忽了如此之多！’……毫无疑问，它已成为我开展中国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最初乃至持久的动力之一。”该学者还认为，“他从疫病史的角度对人们习以为常的众多历史现象所做的解释，往往与以往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乃至社会史的分析大异其趣。”即便是某些对该书叙述细节持批评态度的学者，在该书的方法论问题上，也少有怀疑态度或批评意见。可见，麦克尼尔在该书中将历史学与病理学（或流行病学）方法相结合，尝试进行学科间对话的努力，着实得到了学界的认可，而且惠泽了广大学人。如果我们意识到作为一位历史学家的麦克尼尔能够跨出历史学的界限，主动汲取病理学等不同学科的营养，特别是先于其他历史学人做出这样的尝试，我们就更加能够体会到“率先”的意义和“不易”的内涵。

当然，或许正是因为个人的知识储备尤其是跨学科知识储备总难免有限，而且大抵“率先”之举总有不够周全之瑕，麦克尼尔在尝试运用跨学科方法进行研究时，在具体操作的细节上留下了某些遗憾。在这方面，评论者的意见主要集中于三点。一是，麦克尼尔书写的是一部宏大的世界历史，既然如此，那么他就需要具备更加丰富且优化的医学知识例如传染病学知识来充实自己的解释框架。二是，麦克尼尔在某些细节上对医学知识的运用不够精确，对某些医学领域文献的引用尚未做到与最新前沿同步，总之，他对医学知识的借鉴还不够系统。三是，麦克尼尔在解释世界历史上的疫病现象时，其笔下的疫病更像是一种自然现象，似乎这类现象能够独立运转（a quasi-autonomous phenomenon），而与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没有太大的关系，故而成了一个让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难以“插嘴”的地方。关于对医学知识等非本学科知识的吸收与利用，麦克尼尔事实上涉及的已不是具体某一个跨学科研究者的事情，而是每一个跨学科研究学人都会且都必须面对的任务，所不同的是，对于不同的跨学科研究者来说，所跨的具体学科不同。运用“更加丰富且优化的医学知识例如传染病学知识来充实自己的解释框架”，对于诸如此类的期待，麦克尼尔想必事先已有自己的自觉意识，不过考虑到自己的书写目标，他将这种颇具弹性或者说总是会与日俱增的期待寄托在了他之后的相关领域学人身上。跨学科研究总是难免存在学科对话上的风险，并在某种意义上对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麦克尼尔的跨学科借鉴存在瑕疵这一点自然无疑，不过在具体的时空情境下，结合他的思虑和实践，我们仍有理由认为，他已做出了令人感佩的尝试和努力。至于他笔下的疫病更像是一种自然现象，而缺乏和人类政治、经济与文化维度的互动这一点，笔者以为有两点值得说明：其一，在《瘟疫与人》中，作者在政治、经济与文化等方面所花的笔墨尤其是关于这些方面与瘟疫的互动，的确比较有限；试想，如果能在这一点上稍再用力，全书的力量想来会更添几分，因为正如作者在书中已经揭示的，人类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活动往往与疫病的发生和流传密切相关；其二，从更深层次上讲，关于政治、经济与文化等维度和疫病互动关系的着墨问题，事实上涉及作者贯穿全书的解释框架与内在逻辑问题，因为按照麦克尼尔在开篇处的解释，这些维度正是“巨寄生”的内容。也就是说，麦克尼尔如果能在“巨寄生”这一端再增一分力气，并将之与“微寄生”一端充分勾连，那么他的解释框架与内在逻辑将会更加有力。

结语：开拓者与后来人

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是一部40余年前的著作，在对这样一部跨越近半个世纪光阴的著作进行评量时，我们的更妥当做法也许是按照两种不同的时间尺度来看待它的意义。第一个时间尺度指向它诞生的那个时代。在那样一个时代，麦克尼尔能想到并写出《瘟疫与人》这样一部著作，着实特别而又难得，因为在那样一个时代，人们并不严肃看待疫病与生态在人类事务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即便有人严肃看待这种问题，他（她）身边的人也未必能理解和接受，若非如此，和他处于同一时代的克罗斯比的《哥伦布大交换》一书的出版，也就不会有那般曲折的经历了。 而从另一角度来说，正是因为处在这样一种学术氛围下，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的诞生显得不同寻常，因而在人类探索自身所处世界的学术长河中，具有了不为他者所具的“开创”之功。当然，“开创”也往往意味着开创者自身的工作仍有待后人来推进，因为开创者无法穷尽这个刚刚“显山露水”的研究地带，而之所以无法穷尽，原因之一即在于相对于这个刚刚显山露水的地带而言，开创者仍是一个探索者，仍处在探索阶段：一方面，正是因为有了他（她）的探索，这个地带才被勾勒出一个轮廓，而在此之前，则无从谈起；而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正处于探索阶段，探索者并不如该领域的后来者那样熟习这个领域，对该领域充满越来越多且深的反思。或许正是因为后人有着知识不断积累的便利和优势，我们如今能够发现《瘟疫与人》一书在某些方面所留下的遗憾，例如，它在取材尤其是原始资料的最大化获取和利用（不仅仅指有关“中国”疫病史的部分）和对所跨学科的知识的最优化吸收与体现方面，就是两个比较显目的例子。诚然，“最大化”和“最优化”始终是一个充满弹性的指标与任务，不过也正是因为它充满弹性，这个领域或地带才需要后人不断推进，代代积累与超越。

我们用来评量《瘟疫与人》的第二个时间尺度便是自它诞生直至今天的学术史历程。不可否认，《瘟疫与人》已经启发了不止一代、不止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学人，而且很有可能会在将来的时间里继续启发一代又一代学人。虽然随着时间的流逝，该著的某些具体观点可能会被人们修正，某些内容甚至可能会被改写，某些知识可能会被人们的新认识取代，后人在该领域原始材料的开掘和利用上可能已渐入佳境，对所跨学科的知识与方法的汲取可能会更加优化，解释框架与叙事逻辑可能会更加完满，但不论如何，《瘟疫与人》仍是我们跻身该领域研究的基点和重要参考。如果说时至今日《瘟疫与人》已不再让年长的学人感受到昔日的那种“欣喜”“激动”与“震撼”，那么对于未曾与之谋面的年轻学人来说，“欣喜”、“激动”与“震撼”亦不无可能。更何况，该著率先开辟新视角，让世界历史上的诸般现象（事件）具有了新的意涵，从而使世界历史在人们面前呈现出新的面貌的尝试与努力，其所带给人们的影响，很可能会超过它所提出的那些具体的解说与观点。而这，更会使它在疫病史和世界历史的学术史上留下醒目的一笔。麦克尼尔开掘出了一条新的学术路径，而对这条路径进行拓宽、延长与进一步优化的任务，则落在了他身后的代代后来者的肩上。这种开掘与优化工作不仅仅存在于疫病史和世界历史领域，而是同样发生在每一个活跃着开拓者与后来者身影的学术地带。就此而言，麦克尼尔对我们的启发和激励意义，超越了历史研究的特定一隅和特定一域。

本文原刊于《医疗社会史研究》第六辑（2018年12月），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