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公共事件的韩国文学：我来了，我看见，我铭记

2019年，借由引进《82年生的金智英》，我才真正开始接触韩国文学，此前，和很多人一样，我对韩国影视如数家珍，对韩国文学的印象却还停留在“韩国还有文学？”而真正进入这个领域，才明白自己的无知和傲慢。

其实从2007年，中韩建交十五周年起，人民文学出版社就已经引进了一批优秀的韩国文学作品，大多由翻译家薛舟、徐丽红伉俪翻译。其中包括被称为“90年代韩国文学神话”、代表作《寻找母亲》在韩国创出200万册销售奇迹的申京淑；被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勒克莱齐奥赞誉“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韩国女作家”的八〇后天才作家金爱烂；拿遍韩国各大文学奖，又因参加一档综艺节目《懂也没用的神秘杂学词典》，以其博学、儒雅形象圈粉无数的金英夏；以及李文烈、具景美等在韩国非常著名、受欢迎的当代作家。

引进《82年生的金智英》是我在读完全书后两小时内就做出的决定。这本2016年在韩国引起轩然大波的女性小说，以近似社会学报告的写实风格，描写了一位八〇后普通女性，从童年到成为母亲的人生中，在日常生活中所经受的潜移默化的性别歧视。这本书经由正义党党鞭鲁会灿公开送给文在寅总统，逐步扩大影响力，一些女明星在推荐本书后，甚至遭到网络暴力，在争议中成为销售150万册的畅销书，并最终拍摄为电影，由孔刘、郑裕美主演，在韩国上映后获得极高的口碑。

在制作和推广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们与韩国文学翻译院、驻华韩国文化院建立起合作关系，见识到韩国政府对文化输出的重视，以及他们的文化输出机构务实、细致的工作风格。文化院，在我们决定邀请作者来华后，提供专业场地给我们做线下活动、媒体专访，并包揽了招募观众、设计宣传物料的工作。院长本人中文很好，风趣、谦和，在活动前专门宴请作者和出版方。活动结束几个月后，还特地邀请我们去参加送年会，维系感情。韩国文学翻译院，在我们邀请作者来华时提供翻译、交通、住宿资助，流程简洁，批复很快。这两家机构给我和营销同事留下极好的印象，他们做事非常积极主动，不打官腔，不许空头支票，沟通效率高，每一件小事都落在实处。

翻译院与我们对接的负责人是一位中文很好的韩国人柳小姐，在活动结束一个月后，她来信介绍翻译院引介韩国文学的长期项目。翻译院会招募译者，由他们自主选择自己心仪的韩国文学书籍，撰写中文的审读报告。这些报告每个季度会汇总一次，请专业的评审员评审。第一批评审员是中国的出版社编辑，评估角度是试译稿的翻译质量、图书内容本身的文本价值，以及中国出版方、中国市场的接受程度。第一批评审通过的试译稿（得分在合格线上），会由第二批评审员评估翻译准确性、涉及韩国文化相关细节的准确性。这批审读者多为韩国的大学老师。两次评审都通过的译者，翻译院会提供资助，请他们翻译全书，同时向中国的出版方推荐。在翻译院的网站上可看到很多韩国文学新书的资讯，包括图书的基本信息、内容介绍、作者介绍等，推荐的作家很多是文坛新人。

我曾有幸参与一些评审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了解到许多初次听说的优秀作家。这批作品作者大多是七〇后和八〇后的年轻作家，写作风格各异，但让我印象极深的是，他们的作品中几乎不见作者本人现身，对“他人”的关注远大于“我”。他们似乎不约而同地关注历史、社会、边缘群体，尤其是对社会变革关键事件的记录。他们记录的方式、角度各不相同，形式多元，但都很有分量，很有创造力，而且没有失掉文学性。

有人在世态小说中融入超现实的细节。一位叫金劲旭的作家，写了一个短篇小说《少年不老》：三位具有超能力、生活落魄的底层老人，十几年前曾是同事，属于同一个组织。其中一位的能力是可以看到发生在不同时空的事件的场景。有一天，他梦见自己曾经的上司赤身裸体站在吊索之后，感觉在向他求助，于是决定联络两位前同事，一起去救上司。三位老人踏上寻找上司的公路旅行，而由于衰老，他们的能力也随之衰退，力不从心。他们运用各自残存的能力，勉勉强强最终赶到上司生活过的地方时，发现那只是一个废弃的集装箱，上司已经不见踪影，只有一条瘸腿的黄狗。全文中没有直接揭示三人的身份，只通过他们的对话、行为等细节做出暗示——原来这三人曾是参与“光州事件”军警，上司则是他们心狠手辣的长官。他们始终相信，上司和国家会记住他们的忠诚。但当他们终于找到上司时，发现他正蜷缩在高高的烟囱上，而烟囱上挂着抗议的横幅——“我们还能继续工作，单方面解雇等于杀人”。曾经拥有绝对权力者，在十几年后，成为贫穷、衰弱的底层人民，变成了自己曾经逮捕的“国家的敌人”，体验了他们的处境，甚至最高领导自己成为了爬上高台的示威者。整个故事形成一个完美的闭环，非常高级的黑色幽默。

有人选择的角度是黑暗时代普通人的善意引发的蝴蝶效应。一位叫赵海珍的作家，写了一本短篇小说集《光之护卫》，每个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不同，主人公身份差异也极大。但主题都有相似之处——普通人微小的善，如何对其他人的命运产生巨大的影响。其中有个故事《东柏林》，主人公是德国人。她的祖母去世了，年轻时曾有个很要好的韩国留学生朋友。主人公因此和一位在作家交流活动上认识的韩国诗人写信，拜托他找到那位朋友。在一来一往的书信中，还原了20世纪60年代韩国政府秘密绑架韩国留学生的历史。

有人选择类型小说。一位主职是电台节目主编的叫LEE jaeik 的作家，以一桩真实的驻韩美国士兵虐杀妓女的案件为题材，写了一部情节戏剧性很强的浪漫惊险小说。其中涉及美韩关系、基地村（驻韩美军红灯区）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考虑到这些作品并非翻译院特意挑选，而是由译者根据自己的兴趣主动申报，可见韩国当代的年轻作家群体对社会的关注程度。

也有老一辈作家的作品。一位出生于1937年，名叫权正生的作家，他的代表作是一本名为《梦实姐姐》的儿童文学作品。根据资料，这本书1984年初版后，每隔几年就会再版，直到今天，总印次超过150次，是名副其实的经典。但这本儿童文学却是颇沉重的历史题材，主角梦实是一位身世坎坷的十岁小女孩，在韩国解放后，她跟随逃难到日本的父母回到韩国，在战后满目疮痍、物资极其匮乏的环境下，以顽强的意志自救及救人，努力生活。一位小学教师评价道：“对于那些没有时间去感受历史，只忙于背诵的孩子们来说，该作品最能让他们如饥似渴地去了解。”从这部作品中，我依稀看到一种不同代际作家之间的传承谱系。

那几天我正好也在读金爱烂的小说，她的作品让我发自内心地惊叹。她是一九八〇年生，但笔力之老道，对社会众生相的描摹之精确、冷静，从中体现的阅历之丰富，心智之成熟，完全不像年轻作家。在她的作品中，也隐藏着历史片段的闪回，《水中的歌利亚》中女主人公的父亲也曾爬上高塔抗议，和《少年不老》结尾的意象如出一辙。虽然不熟悉韩国现代史，我猜想这一定是某个社会事件中一个象征性的符号。

2014年，曾以《素食主义者》斩获国际曼布克奖的著名中生代作家韩江，创作了以“光州事件”为主题的长篇小说《少年来了》。她写道：“有些记忆是时间治愈不了的伤痛，不会因事隔多年而变得模糊或者遗忘，吊诡的是，时间越久反而只会剩下那些痛苦记忆，对其他回忆则逐渐麻木。”

也是同一年，发生了世越号沉船事件，给全社会造成深重创伤之余，也激起了民间对政府的愤怒问责。韩国影视界迅速反应，推出了一系列该事件的纪录片、剧情片，从各个角度剖析这一事件。但中国读者不了解的是，其实在韩国文学界也产生了反思的作品。一位叫金琸桓的作家，受此事件触动，在遍访受害者之后，写下了两本小说《谎言：韩国世越号沉船事件潜水员的告白》 《那些美好的人啊：永志不忘，韩国世越号沉船事件》，这两部作品被评论家认为是“世越号文学”的开端。金琸桓说：“我一直坚信文学应该站在穷苦、弱势和受伤害的人这边。不仅文学，社会共同体也是如此，属于共同体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这样。”

他一直关注社会公共安全事件的受害者。2018年，在经过扎实的资料搜集和采访后，他写下了以韩国MERS患者经历为主题的纪实文学作品《我要活下去》。他在后记中提到，创作这部作品的起心动念，是注意到媒体对受害者的报道远远不够充分，很多时候他们沦为新闻中的一个数字，而非一个完整的“人”。“在说出不会遗忘、会永远记住之前，我们需要知道应该记住什么，必须找回‘人’，而非‘数字’”。这部作品以三位MERS患者的个人经历为主线，还原出他们平凡人生被打断的过程。他们不只有“患者”这个身份，也是热爱书籍的仓库管理员，患淋巴癌却总是笑对人生的年轻牙医，怀揣理想主义的实习记者，却因为政府失能、疾控机构反应滞后和名为“无知”和“恐惧”的病毒，成为被社会排斥、忽视的边缘人。灾难之中，没有胜者也没有败者，唯有受害者和幸存者，作者带领幸存者，去凝视受害者的命运，看到生命的尊严，也看到“如果我们只安于这种卑怯的幸运，总有一天我们也会孤单地面对不幸。”

西江大学文学系教授禹灿济曾评价：“韩国文学就是痛苦的文学啊。”这种对痛苦的正视，这种如此普遍、大规模、自发性的记录，令人叹为观止。

所以不只是韩国的影视界有这样的传统，韩国的文学界亦然。韩国文学直接改变现实的例子也比比皆是。比如大家熟知的《熔炉》促成“熔炉法”，还有《82年生的金智英》使得首尔市宣传性别平等相关公共政策时采用“XX年生的XXX”的格式，甚至有少数党领导人建议将性别平等法案直接命名为“金智英法”。

英国作家珍妮特·温特森说：“这就是文学所给与的——一种语言，强大到足以说出生活如何艰难。这不是藏身之处。这是安身之所。”我所见的这些韩国当代文学，就如同一座座伫立的纪念碑，供本国的民众吊唁、纪念、反思之外，也让我这个千里之外，此前对韩国历史完全不了解的外国人，听到了他们海浪般的呐喊。

我来了，我看见，我铭记。也给今天的我们。

（参考网址：韩国文学翻译院官网 https://library.ltikorea.or.k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