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如何围绕“降成本”提高企业活力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产生了暂时的扰动，需要积极加以应对，确保完成今年的经济发展目标。为有效落实下一步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安排，建议在通过消费、基建等扩大需求政策的基础上，更要紧紧围绕“降成本”挖掘政策空间，深化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2019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进一步落实减税降费政策，降低企业用电、用气、物流等成本，货币信贷、社会融资规模增长同经济发展相适应，降低社会融资成本。面对疫情，当前需要进一步用好“降成本”政策，长短期结合，宏观微观政策结合，激发经济发展内生动力。

“降成本”是做好今年经济工作的牛鼻子

受到国内“三期叠加”影响持续深化和世界经济增长持续放缓的综合影响，2020年我国总需求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疫情扰动会在短期内进一步放大这种趋势。面对总需求下滑，短期内用基建较难完全对冲，并可能在未来产生一些问题，需要通过降成本来激发企业活力，更好发挥市场作用。

2019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重要原因是国内消费增速过快下降。2019年社会零售品总额增速比2018年下降了约1个百分点。消费对于GDP增长的累计同比贡献率，从2018年的65.9%，下降到了2019年的57.8%。消费下降的原因有多方面。例如，高食品价格下基本食品消费支出挤出了其他消费。但最重要的原因是汽车消费累计同比下滑8.2%。由于汽车销售占到社会零售品总额的10%，导致社会零售品总额全年增速下降。如果剔除汽车消费，社会零售品总额增速全年为9%，与2018年基本持平。

受到疫情影响，2020年汽车产销可能会进一步下降。在中部崛起的大环境下，湖北省已经成为我国乃至全球产业链中都占有重要地位的汽车生产基地，一季度的停工，将会对全年的汽车产销带来进一步的压力。1月份汽车产量同比下滑24.6%，这里面虽然有春节错月的因素，但是疫情的影响已经开始显现。2月19日，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前两周汽车零售销量同比下滑92%。

除汽车消费对总需求的影响外，春节消费在后期也较难弥补，会进一步降低总需求。春节期间，家人朋友从各地回来相聚，消费产品有其特殊性和季节性，疫情结束后较难弥补。受到影响较大的行业包括白酒、餐饮、影视、零售等。交通运输和旅游虽然也受到较大影响，如果能在五一小长假之前控制疫情，还可以得到一定弥补。总体来看，在汽车产业回暖压力大，部分消费难以后期替代的情况下，2020年国内消费压力较大。

除国内消费外，2020年的外需，即净出口也面临较大压力。2019年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我国经济拉动很大，对于GDP增长的累计同比贡献率，从2018年的-7.4%，大幅度上升到2019年的11%。但是，净出口贡献大的原因是中美贸易摩擦导致货物进口下降较大，在出口增速有限的情况下，实现了较大货物贸易顺差。2020年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在中美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定的大背景下，我国进口量会逐渐增加，这会降低我国的净出口。这次疫情又导致我国出口由于检疫、货运受阻、通关时间延长等问题受到影响，面临下行压力。出口受阻和进口增加会导致我国今年货物贸易净出口增速下降。

但是，有关外贸的好消息是，从服务贸易来看，新冠肺炎疫情会导致我国出国游等大幅度下降。2018年该项逆差达到2300亿美元以上，是服务贸易逆差的最大来源。2019年旅游服务逆差开始下降，2020年预计该项逆差将会大幅度降低。服务贸易逆差下降，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冲货物贸易的顺差下降，对外贸易总顺差相比2019年会略有缩窄。

在新冠肺炎疫情放大了国内汽车消费和贸易顺差下行压力的情况下，2020年总需求不足的挑战加大。这部分可以通过基建来弥补。近期，政策积极推动企业复工复产，推动重大项目开工建设。北京市、福建省、河南省、云南省、江苏省等地发布了2020年重大项目投资计划清单，总投资额合计逾11万亿元。

这里面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方面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转变为资本的效率正在快速下降，另一方面，大规模基建背后的主体更多是国有企业，对市场和杠杆率的影响需要加以考虑。总体看，基建作为短期对冲是必要的，但是考虑到国内“三期叠加”影响持续深化和世界经济增长持续放缓的综合影响，总需求的趋势性下行还没有有效抑制。这会导致企业资金流动速度变慢，营业收入下滑。在当前企业杠杆率较高的环境下，还本付息和各种固定成本导致资金压力加大。要保持企业的正常利润，必须通过降成本来对冲收入下滑压力。同时，只有企业成本降下来，恢复了活力，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需求侧收入下滑之外，在供给侧，企业还面临着恢复生产问题带来的额外成本上升，需要降低成本更好地组织生产。一方面，企业需要增加防护品支出。为了保障防疫，各地在复工中要求企业提供口罩等防护品，同时需要按时消毒。这些防护用品增加了企业支出。另一方面， 2003年之后日益复杂的产业链在人流、物流受阻后效率大幅度降低。企业对于供应链的控制从来都不是完善的。例如，某汽车企业了解自己的供货商生产情况，但是并不了解供货商的供货商情况。某个重要零部件的停产可能就会带来整个产业链的停滞。这种复杂性，放大了企业复工的难度，提高了企业协调成本。

总之，无论是为了应对总需求下滑带来的收入下降，还是为了对抗疫情给复工带来的额外成本，都需要抓住“降成本”这个牛鼻子。只有成本降了，企业活了，才能完成今年的经济发展任务。那么，要如何“降成本”呢？这可以从微观企业层面和宏观经济层面分别加以分析。

微观层面“降成本”

微观层面“降成本”是最为直接的，即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对企业降成本这个问题，需要特别理清降成本的内涵和对象。企业成本并不是越低越好，而是要适应业务模式有合理的成本结构，在相应业务模式下优化成本。

近年来，企业为什么会持续感觉到成本压力大？首先，最近几年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企业营收增速放缓，支出压力就感觉大了。其次，近几年租金等成本增速持续快于GDP，导致成本增长过快，企业承受压力大。这两个角度都是追求降低成本的绝对水平，可以理解为绝对降成本。依据这两个角度，一种观点认为我们应该尽量降低企业成本，成本越低，企业越有竞争力。但是，这种绝对化观点忽视了成本不能仅从绝对水平看，更要从相对水平看，即相对于企业的业务模式，成本支出构成是不是合理。

从相对意义上，降成本更核心是优化支出结构，通过降低不适应业务模式的支出来有效降成本。这两年，我国企业业务在转型，但是很多障碍导致成本支出转型慢，二者错配导致成本上升。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期，受益于国内外市场规模扩大的红利，企业追求的是规模导向的业务模式。在切入市场的时候，企业处于追赶者的位置，选择从低端市场入手。为了降低价格，企业会通过规模扩大分摊固定成本，尽量压低流动成本。随着各种固定成本和工资上升，这种业务模式已经不可持续。我国企业开始逐渐从低端市场进入中端市场，甚至开始挑战高端市场。在中高端市场，产品的质量和功能变得更为重要，消费者对服务的要求更高，对价格的敏感度下降。这必然伴随着更高的成本，例如，企业需要更多的销售、研发和售后服务人员，工资成本就会大幅度上升。面对这种情况并不能一味追求降绝对成本，这样带来的就只有业务转型滞后。在面对业务升级的挑战中，关键是调整成本结构，更高效适应新业务模式。当前企业成本高的一个原因是在业务进行转型的同时，由于现行机制等原因，支出结构调整相对滞后，导致无效支出过大，成本虚高。

理清了微观降成本的含义，从绝对和相对这两个视角出发，面对企业各成本分项，降成本分别应该如何发力？

第一项企业呼声最高的是人力成本上升。人力成本实际上是两部分，一部分是工资，一部分是伴随工资的社保和公积金缴费。随着我国经济增长，工资自然会呈现上升态势。同时，企业的业务升级也必然带来更多的高技能职位，导致工资支出上升。这部分支出没有太多下降空间，强行压低工资只会抑制业务升级，也不利于社会总消费提高。人力成本上升更重要的推手是各种缴费。由于这些缴费是与工资成比例的，随着工资上升，这部分费用也就水涨船高。

短期来看，面对疫情，国家对社保减免政策力度较大。2月1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阶段性减免企业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单位缴费，除湖北外各省份，从2月到6月可对中小微企业免征上述三项费用，从2月到4月可对大型企业减半征收；湖北省从2月到6月可对各类参保企业实行免征。

从长期看，有没有可能永久性降低社保缴费比例呢？我国社保是在1998年国有企业改革中面对大量下岗工人而逐步建立起来。这意味着建立时间短，覆盖范围还不充分，标准不统一，全国各省市间社保转移还存在障碍等。对永久性降低缴费比例最大的制约因素是社保建立时间短，缴费量与当前老龄化趋势加速等社会现象不匹配，社保资金的供需缺口较大。简单降费，一降了之无助于构建更为完整的社会安全网。因此更需要的是改革我国的社保体制，更加市场化、多元化筹措资金，企业的缴费部分由更多主体来分担，才能有效降低企业压力。

第二项引人注目的成本就是办公场地费用，即房租。过去十几年，中国商业地产市场蓬勃发展，量价齐涨。根据仲量联行统计，2003年，北京市甲级写字楼租户缴纳月租金1.1亿，到2019年月缴纳21.6亿。17年间租金上涨了21倍，而北京的GDP仅仅增加了10倍。房租过快、不成比例的上涨，不但导致企业成本绝对水平上升，更关键的是改变了成本结构，导致固定支出占比快速上升，与数字化时代越来越灵活的业务需要之间不匹配。所以，房租上涨无论是从绝对意义，还是在相对意义上，都是降成本最需要关注的。

面对疫情，各地都出台了措施积极进行租金减免。但是，更需要在疫情结束后，从长期中解决问题。商业地产价格的快速上涨一方面与土地供给相对较少，产品质量不高，不能满足广大企业租赁需求有一定关系。另一方面也与商品房住宅价格持续攀升，企业更希望做商品房导致的利润传导密切联系。企业办公费用持续攀升是一个综合性问题，不能就事论事，单纯管控商业地产。未来亟需通过土地市场、房地产规制、城市建设规划等多方面协同发力来解决房租持续攀升问题。

第三项成本是税费。减税降费是这些年一直在积极推进的重点工作。2019年减税降费超过2.3万亿元，占GDP的比重超过2%。这样的减税降费力度不可谓不大，为什么还有很多企业反映税费负担过重？一方面，正如前面所说，社保缴费与工资成比例，工资上涨后缴费自然跟随上涨。另一方面，税费征收规范度提高，企业实际缴纳税费上升。但是，最关键的是政府支出和税制限制。我国民生支出等刚性增长，减税降费只能使得政府从其他渠道加大征缴。因此，要真正减税降费，关键在转变政府职能，优化支出。同时，近年企业业务和商业模式在转型，但是我国的税制更多承袭了以往的以经济和企业规模高速增长为基础前提的税收模式，相比企业转型较为滞后，产生错配，需要加快改革。

第四项企业负担较重的是资金成本。2008年以来，债务推动的高杠杆导致企业时刻有着很大的还本付息压力。从根本上讲，资金成本过高与前期过快扩张导致的高杠杆是密不可分的。在一定程度上，这与企业本身的发展战略有关系。同一个行业内，杠杆率的差别也非常巨大。所以政府在面对资金成本问题时候，要避免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盲目给一些企业行为买单。

政府需要解决的是一些特殊冲击和体制问题。例如，新冠肺炎疫情导致企业收入下降，企业债务压力加大就属于特殊冲击。人民银行等积极推动优惠贷款发放，财政进行贴息，很好地帮助企业稳定财务状况。但从长期来看，近几年来一直在推动降低企业贷款利率，问题节点到底在什么地方？

对这个问题的一般回答是宏观层面的货币供给机制问题。在微观层面，对企业影响较大的是借新还旧过程中存在着一个时间间隔。企业需要先将本金全部归还，之后才能获得新的贷款。这个时间间隔从几天到一两周不等。这就导致企业在这段时间需要资金救急，即所谓的“过桥贷款”。这部分贷款大多是民间融资形式，利息很高，从总体上拉高了企业的资金成本。银保监会针对不还本续贷虽然有规定，但是没有细则，银行不好操作。这样，即使银行不抽贷，同样无法保证企业资金流的稳定。未来还需要出台更进一步的细则对续贷问题进行规范。

第五项是物流成本。受到疫情影响最大的是物流。在当前复杂的产业链中，很多中间品需要全国运输，一两个环节的停顿就导致了全产业链停滞。同时，当前盛行的实时生产方式，导致了企业库存低，企业难以承受长时间的物流停顿。在物流不畅的情况下，下游需求很难传导到上游企业，上游只能在就近寻找销路，导致产品降价，对生产造成很大干扰。

造成物流不畅的问题，目前主要原因是各省对疫情检查方式不统一，有的需要本省通行证，有的需要目的地的证件，有的只识别本省车牌。这种不统一，导致运输不断卡顿，大幅度降低效率。目前，各省内为了推动复工已经取消了很多检查，更关键的是要全国范围内统一检查方式。需要在国家层面上建议规范，防止各省自行其是。例如，可以将全国划分为不同等级，湖北严格进出，湖北之外的检查方式由交通运输部统一简化。

在总需求下降的大环境下，每项单独的降成本政策效果都是有限的，只是一个助推器，更关键是，企业能够将各项政策有效整合在一起。企业是一个生产要素的组合载体，只有有效组合政策才能获得更好的效果。

这次疫情对企业苦练内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问题是，企业如何练好“内功”？关键抓手就是企业内的协调，即通过企业内部的数据驱动的精细化管理，将业务模式与产品模式相匹配，管控产业链，更有效地将各种要素综合使用才能真正降成本。

可以说，这次疫情是企业数字化管理的转型年和考核年，通过调整内部管理，采用数据驱动数字化人力资源管理、物流管理等手段，真正将企业管理数据化、业务数字化才能更好地在疫情结束后获得长久的发展。

宏观层面“降成本”

在宏观角度下，经济可以用一个时期的总流量，即国内生产总值衡量。我们有一个计算国内生产总值的方法，叫做收入法。收入法顾名思义就是一个社会的总收入。在市场经济中，人们的收入来自于生产过程中提供的生产要素，即企业支付的生产要素费用。因此，收入法实际上既度量了社会的总收入，也度量了生产的总花费。这就是宏观意义上的总成本。

但是，宏观成本和微观成本不同。微观成本是企业的总生产成本，包括生产中的原材料。但是，一个企业生产需要的原材料是另外企业生产的产品。考虑到经济从一家企业循环到下一家企业，在计算两家总花费的时候，这些连接在一起的原材料投入就抵消了。在宏观的计算中，收入法只包括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四项，综合一下就是劳动收入、资本收入和税收。

从这四项来说，对于微观正确的事情在宏观上并不一定正确。由于宏观的总成本就是人们的总收入，这就意味着，随着经济增长，人们的总收入上升，总成本也必然上升。所以，在宏观意义上并不能简单说我们要降成本。例如，对一个企业而言，工资是生产成本，如果工资降低了，成本自然就下降了。但是，这在宏观意义上显然就不成立。随着经济增长，国家收入提高，劳动者报酬的总量必然是上升的。工人工资上涨是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这里只存在相比于国家总收入，劳动者报酬增长相对更快还是更慢的问题。

因此，在宏观意义上降成本不是要降低社会收入，而是要提高获得社会收入的效率，同样的资本、劳动投入可以带来多大的增加值，即国内生国产总值。宏观意义上降成本的核心，是提高社会生产率。一个国家生产率增长放缓，就导致成本上升。对社会而言，生产率提升有两个维度，一个是技术进步，另一维度是资源配置。

从第一个维度看，我国创新效率还有待提升。我国技术进步是采用引进和自主研发两条腿走路，引进、吸收、再开发的融合模式。随着我国经济发展，与世界技术前沿的距离越来越近，学习的空间变小了。我国技术进步模式就面临双重转型压力。一方面，需要从学习转型到自我研发为主。另一发面，我国原有技术进步都是以产能规模扩大为导向的。在数字化新技术时代，更多技术是指向个性化生产的。这就要求技术进步模式从规模导向技术逐步过渡到个性化技术研发。在这双重转型压力下，由于科研体制等存在一些障碍，导致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放缓，表现为宏观意义上成本上升。

第二个维度是资源配置。资源配置维度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产业变化导致的鲍莫尔成本病，其次是资源错配导致社会生产效率下降。

上世纪60年代，鲍莫尔（Baumol）就提出经济发展带来产业结构变迁，导致成本上升。鲍莫尔认为，影响产业结构变迁的主要因素是各部门的生产率增速不同。农业生产率快于工业和服务业，就将大量劳动解放出来，转移到二三产业。同样，如果第二产业的技术进步率快于第三产业，劳动力就逐渐释放到第三产业。因此，经济发展伴随着的是产业越来越向生产率慢行业变迁，社会的总生产率就随之下降，成本上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生产率累积增速的均值达到1.029%，快于第三产业的0.989%，从而驱动了我国第一产业就业比重持续下降，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比重持续上升。2012年后，第三产业占比超过第二产业。由于第三产业生产率增速较低，社会总成本上升。

资源配置的另一个方面就是资源错配。例如，资源不能从夕阳行业转移到朝阳产业，表现为大量的“僵尸企业”。又比如，劳动力由于房价、社保等原因不能在不同城市自由流动，不能更好地发挥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当资源不能得到充分配置，必然导致社会成本上升。资源错配背后的主要原因包括各种体制机制因素，要提升效率，唯有继续深化改革。

综合上述方面，有些宏观总成本上升是有必然性的，例如产业结构逐渐转向服务业、学习空间收窄等，而另外一些宏观总成本上升可以通过改革来降低，例如提升自主研发效率、降低资源错配等。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今年可以在哪些重点域通过改革提升效率，降低成本？

第一，加快科研体制改革，促进创新。我国创新中最独特的地方是在研发与生产环节中的连接，也就是将产品设计转换为大规模生产能力。这个特点导致企业研发与高校、政府等基础研究互动不足，高校论文不能写在祖国大地上。未来需要进一步强化科研体制改革，将高校与政府资助研究下沉，与企业生产结合，强化原创性与个性化技术研发。

第二，深化劳动市场改革，增强灵活性。这次疫情期间受冲击最大的就是农民工劳动力市场。面对疫情，企业也自发进行了多方面创新。例如，盒马招收西贝员工，实现两个企业劳动资源互补。2020年需要化危为机，深化劳动力市场改革，增强灵活性，并进一步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减少大规模季节性劳动力波动。

第三，做好服务业内部结构调整。服务业由于生产率增速较低，导致对社会总生产率产生影响。但是，在服务业中也不可一概而论，有些子行业的生产率增速较快。信息和计算机技术、医疗服务产业就是服务业中的高生产率增速子行业，在2020年之后需要进一步特别关注。在5G的推动下，信息和计算机技术迎来了新的投资浪潮。医疗服务行业在此次疫情中暴露了一系列短板，未来需要进一步补短板。

第四，以金融改革发挥好货币政策作用。资源错配的一大成因是金融资源错配。未来需要以改革提高流动性供给渠道的透明性和效率。在原有外汇占款投放渠道消失后，我国现有流动性供给渠道存在较为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银行间市场利率波动性加大，导致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预期不稳定，更倾向于将资产投向利率债等低风险高流动性领域，以匹配负债端的波动性。这就导致了资金向实体传导不畅，效率不高，放大了资源错配。

第五，调整税制，提高企业动力。宏观成本包括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四项。为更好激发企业活力，可以考虑进一步对税制调整，降低生产税净额部分，更多转向直接税。

（作者于泽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