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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洪水: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共同记忆

[英]保罗·克里瓦切克 著,陈沅 译
2020-03-06 18:11
来源:《巴比伦——美索不达米亚和文明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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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勒底人叙述的大洪水

神话时代与传说时代的分界点是大洪水,口述传统和文字记录的分水岭也是大洪水。在《创世记》第1~9章提到的世界在美索不达米亚的诞生,和第12章的迦南沙漠牧人的故事之间,《希伯来圣经》讲述了诺亚、方舟和诺亚的后代的故事。

《圣经》中的诺亚方舟

上帝消灭众生,唯独保全一人及其家庭和他用巨型方舟拯救的所有生物。不论在犹太教、基督教,还是在伊斯兰教的教义中,该故事都是人类历史的核心部分。17世纪初,爱尔兰天主教会大主教詹姆斯·乌雪(James Ussher)凭借自身的数学天赋,推算出这艘方舟曾于公元前1491年5月5日星期三停靠在阿勒山(Mount Ararat)。自那时起,已有两百多名探险者出发前往亚美尼亚寻找方舟的遗迹。根据乌雪的推断,这艘方舟已经接受自然界的洗礼长达三千五百多年,但人们仍寄希望于找到其可能早已腐朽的残骸。尽管如此,在返回的人员中约有四十人称,他们亲眼看见了冰川之下或岩层之中的木质结构,那看上去就像是一艘海船的局部构造。

还有一些人既不相信《圣经》的叙述,也不接受天地之神惩罚人类无可救赎的罪恶这一理念,但他们仍然认为这个故事所基于的至少是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一场灾难。有一种说法是该故事记录了洪水重新填满波斯湾的过程。波斯湾曾是一个干涸的河谷,直到约公元前10000年,阿拉伯海海平面上升,淹没了霍尔木兹海峡的岩礁。也有人提出另一种可能性,即地中海海水冲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填满黑海盆地,而在约七千五百年前,该盆地内还只有一个很小的淡水湖。2003年,美国地质学会(Ge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收到的一篇论文称:“可能是此次洪水所造成的深远影响,导致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创造了大洪水神话。”

亚述人的大洪水叙事

1879年的一份公开声明使人们更加坚信诺亚与洪水的故事基于的是真实的历史事件。该声明表示,在古亚述人间流传的一个故事与《创世记》的描述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它包含了《圣经》故事所涉及的所有主题:仅有一位将被拯救之人得到警告、建造方舟、暴风雨、大洪水、水势消退、停船于山边、放出乌鸦和鸽子、献祭、上帝也“闻到馨香之气”。

乔治·史密斯

亚述文明中的这一巧合可谓一个重大发现,然而更令人惊奇的是,这个巧合的发现者乔治·史密斯(George Smith)竟是一个自学成才的业余人士,这在英国学术界是绝无仅有的。史密斯生于1840年,14岁离开学校,开始在大英博物馆附近的一家钞票刻模公司里当学徒。也许是因为这种艰苦拘谨的手工劳作无法使他活跃的思维得到充分的利用,所以他利用就餐和晚上的时间,在博物馆中探究和学习中东藏品。有一次,他碰巧见到了破译美索不达米亚文本的知名学者之一亨利·罗林森爵士,并且听到了一位博物馆馆员无意间的一句评论:遗憾的是没有人愿意尝试为他们解译馆里收藏的泥板,那上头有成千上万个“鸟爪”一般的文字。经此启发,史密斯开始自学如何解读楔形文字和亚述语。令博物馆的学者惊讶的是,这个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工匠仅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就掌握了这门语言。他们注意到史密斯似乎不是靠掌握这种古语的词汇和句法来进行解译的,他凭借的是某种直觉和充满灵感的预见力。当史密斯于37岁去世时,人们在讣告中这样赞美他:“史密斯先生凭借精妙的直觉,能在无法对亚述铭文进行语言学分析的情况下,判断铭文的篇章要义,这为他赢得了‘智能解锁人’的美名,人们有时就是这样称呼他的。”

史密斯很快就取得了好几项重大发现,这也令罗林森对其十分钦佩。罗林森向博物馆的受托人提出建议说,是时候为史密斯提供一份正式的工作了。于是,他们任命27岁的史密斯担任亚述研究部助理。在那里,史密斯对在伊拉克北部的尼尼微出土的一块泥板进行了破译,发现它是《吉尔伽美什》第十一块泥板的一部分,他也因此蜚声国际。“当我正在查看第三部分的时候,”他后来写道,“我注意到一段有关船停靠在尼什尔山(Nizir)的陈述,接下来它讲述的是放出鸽子,但鸽子找不到落脚之地,然后飞回原处。我立即意识到我所发现的至少是迦勒底人对大洪水的叙述中的一部分。”

可惜的是,史密斯破译的那块泥板并不完整,其中缺失了好几行重要的陈述。尽管如此,他还是于1872年在圣经考古学协会(Society of Biblical Archaeology)的一次演讲中,向公众展示了他的发现,而当时在座的听众都是格莱斯顿首相一类的大人物。《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题材,就提出资助一支考察队前往尼尼微遗址找回泥板缺失的部分,尽管这项任务可能以失败告终。于是,史密斯出发前往中东,并在长途跋涉之后抵达了古丘库云吉克(Kouyunjik),这里曾是亚述国王亚述巴尼拔北宫的所在地。

可是,史密斯面前只有一片废墟。他在《亚述发现》(Assyrian Discoveries)一书中写道:

这个大坑是先前的发掘者留下的,从中出土过许多泥板;在上次发掘结束后,这个坑就成了采石场,建造摩苏尔(Mosul)大桥所使用的石料就是从此处定期挖取的。现在坑底满是宫殿地下室墙体的大块碎石,还混杂着大量石头、水泥、砖块和黏土的小碎片,简直是一片狼藉。

尽管他已经不抱有太大希望,但还是用铁锹撬起一些石头,尽力搜集可以找到的所有泥板残片。在搜集工作结束之后,

我坐下来查看白天挖来的那批楔形铭文碎片,先除去或刷掉其表面的泥土,然后阅读上面的内容。在清理其中一块碎片时,我发现上面包含了迦勒底人对大洪水叙述的第一部分的十七行铭文的大部分内容,恰好填补了该故事的空白。这让我既惊喜又感恩。在该泥板的内容首次发布时,我曾推测这个故事可能还缺失十五行文字,现在有了这一部分铭文,我就能基本还原整个故事了。

尼尼微

美索不达米亚的大洪水故事

由此,人们开始认为早在《创世记》写成之前,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人就已经知道了这个有关上帝为毁灭人类而降下全球性大洪水的故事。其他语言对相关内容的记述也相继被发现,包括苏美尔语、古阿卡德语和巴比伦语,同时同一个语言中还存在不同的版本。最古老的版本出现在尼普尔城的一块泥板上,泥板的制作年代约为公元前1800年。在这个苏美尔语版本中,诺亚的角色被换成了苏鲁巴克王祖德苏拉(Ziudsura)或祖苏德拉(Ziusudra),该名字意为“他看见生命”,因为他被诸神授予永生。在公元前17世纪的阿卡德语版本中,主人公的名字为阿特拉哈西斯(Atrahasis),意为“智慧超凡”。

美索不达米亚的大洪水故事与《希伯来圣经》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上帝降下大洪水的动机。《创世记》给出的理由是人类的邪恶,而《阿特拉哈西斯史诗》提供的解释是至高之神恩利尔因失眠而毁灭人类:

……领地扩大,人口增长。

大地像一头公牛般吼啸,

神明不堪这喧嚣之扰。

恩利尔听到人类的聒噪,

并对众神说:

“人类的声音太吵了,

他们的喧哗令我无法入眠。”

恩利尔在多次尝试而不得成功后,最终通过泛滥全世界的洪水来毁灭人类。有些人试图解读这个故事的道德含义,猜测这个“噪声”或许与邪恶、罪孽有关。但情况是否也可能相反?会不会是人类向恩利尔做了过多的祷告,供奉了过剩的祭品?让我们回忆一下《以赛亚书》1∶11~14中,上帝对骚扰者的反应:

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益呢?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

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院宇呢?

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作罪孽,又守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

你们的月朔和节期,我心里恨恶,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便不耐烦。

传说时代和历史时代的分界

那么有人就要问,既然在具体细节上有所出入,为什么中东地区的所有古文明都一致认为曾经有一场大洪水摧毁了整个世界,只留下一小撮幸存者呢?这是因为像这样一场充满恐慌和令人惊惧的灾难性事件,不论其何时发生,人类都不会忘记;关于它的故事只会被一代接一代地传承下去,直到最后人类可以用文字将其记录成不同的版本。

不论这场灾难的存在真实与否,美索不达米亚人之所以不断地传述大洪水故事,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理由:这个故事在古人的历史观中发挥着关键的结构性作用。对于苏美尔人而言,大洪水是文字出现前和文字出现后这两个时期的分界点,也是民间传说的时代和人类记录历史的时代的分界点。更准确来说,它是划分美索不达米亚的两大文明阶段的分水岭,即此前所有文明都在追随乌鲁克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此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最南端的苏美尔地区的各个城邦开始寻求各自发展。

考古学使我们了解了公元前3000年前后发生的重大变化。分布在美索不达米亚大平原上的许多文明仿佛在刹那间中断了彼此间的往来。例如,去往阿富汗青金石矿区的通商线路被切断,乌鲁克分布在伊朗、叙利亚、安纳托利亚等地的居民点也全部消失。生活在南部地区之外的城镇和乡村里的居民又回归到他们以前的生活状态,也恢复了古老的饮食习惯;人们不再进行记录,文字的艺术被遗忘。在乌鲁克的核心地带,从尘土之下的遗迹中可以看出,农业生产亦不再受到重视:谷物间满是杂草,土壤高度盐化。人类的寿命急剧缩短。人们抛弃乡村的住所,要么投奔到城市,要么四处流浪。在乌鲁克城中,神庙的土地被农民占据,他们摧毁了伊安那的纪念建筑,在那里搭建起平台以及用柱子和芦苇建造的房屋。

这一切都表明,几个世纪以来成功维系乌鲁克文化统治的准平等主义社会体系和占主导地位的神庙经济遭到瓦解。据推测,引发乌鲁克意识形态崩溃的原因包含以下几点。第一,气候变化使得天气变得干冷。降水减少,无法为该丘陵地带的土壤直接提供充足水分,或无法保证河流的水位高度,以满足灌溉需求。第一,满怀嫉妒和敌意的外族发动了袭击和侵略。外围定居点周边修筑起巨型防御工事,尤其是厚达十英尺的城墙,其顶部加盖了瞭望塔,城门上加装了尖刀利器,此外城墙后方15英尺处还有第二道坚固砖墙。这一切都是为了保卫哈布巴-卡比拉(Habuba Kabira)这座位于叙利亚北部幼发拉底河沿岸的前乌鲁克殖民城市。

但这些只是乌鲁克衰亡的外因,同时有迹象表明乌鲁克的内部也不太安稳。从我们所处的时代来看,在看似平等的推行管制经济的社会中也可能暗流涌动,自愿接受乌托邦思想的尝试常常因反抗和起义而终止。随之而来的暴政统治总会令社会动荡不安,并导致贫困加剧。

乌鲁克式生活方式的普及,其实不总是和平主张的成果。近日,一次由芝加哥大学和叙利亚文物局组织的考察,在今叙利亚境内的哈穆卡尔(Hamoukar)遗址发现了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交战区。来自美国的联合领队克莱门斯·瑞切尔(Clemens Reichel)说,这场“公元前第四千纪的战争‘不是小打小闹’,而是‘血雨腥风’”。3米高的城墙曾遭到弹射式球弹的重创,战场上曾一片火海、血流成河。“南部的那些人极有可能参与了毁灭这座城市的战争。挖开残垣断壁,我们看到的是无数巨坑,坑里有大量来自南部的乌鲁克陶器。那个场面着实令人震惊。即使乌鲁克人不是这场战争的参与者,他们也必然是其受益者,因为战争刚一结束,他们就接管了该地。”而后在这个时代的末期,就连乌鲁克的南部核心区域也需要使用暴力手段来巩固政权。

刻有已知最早个人签名的乌鲁克泥板,其实是书吏学校一项练习的产物,该练习要求学员列举官衔和职业。列举的第一项内容应该是最高一级的头衔,即NAM GIS SITA,意为“权杖之王”,权杖也是当时广受青睐的一种近战武器。到了稍晚的时代,该头衔的意义就变成了“君王”。出土的滚章上的图像反映了执行严苛法则的场景,最典型的就是殴打囚犯:不停求饶的囚犯双臂被反绑在背部,负责的长官手持一根矛,站在边上看着。但这不是战斗的场面,囚犯看起来也不像是士兵,而更像是劳工。这种惩罚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这是为了逼迫劳工加大农业生产强度,以应对不断增加的城市人口。如同20世纪苏联推行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其产生的后果与初衷背道而驰,因为农作物的产量不仅没有增加,反而还减少了。

盐化指下层土壤中的矿物盐上移至表层土壤,它使农业用地遭到了破坏。这是灌溉可能引发的一种危害,也是现代发展研究专家在付出代价之后汲取的教训。古代苏美尔地区饱受土壤盐化之苦,是因为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河水中的矿物质含量异常之高。但经过数百年的耕作,美索不达米亚的农民已经学会如何处理这个问题,他们部族的后裔至今仍然采用先人的办法,即每隔一年便进行一次休耕。对此,芝加哥大学教授麦圭尔·吉布森(McGuire Gibson)做了详细说明:

由于灌溉,临近收获期时的农田水位在表层土壤约半米以下……野生植物从土地中吸取水分,从那时起至冬天,这些植物不断将下层土壤中的水分吸干……到了春天,因为田地没有受到灌溉,野生植物继续吸收水分,使下层土壤的水位下降2米……这些植物都是豆科植物,它们为土壤添加了氮养分,延缓了表层土壤的风化。到了秋天,当人们在此耕作时,表层土壤中的盐分就会被灌溉用水带入干燥的下层土壤。这样,盐分就被锁在下层土壤中而不会造成危害。

高度组织化的复杂社会实际上是一台精致的机器,但只要稍加折腾,便会将其破坏殆尽,正如古老的歌谣里唱的:“少了一个钉子……丢了一个王国。”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文明也比大多数文明更加脆弱。回顾20世纪的历史,我们看到一旦人民不再相信某种制度,那么该社会离终结也就不远了;即便是高压政治也不可能保证其无止境地运转。当晚期的乌鲁克人环顾四周,看到被毁坏的田地、受胁迫的民众、受侵袭的居所,他们必然会质疑他们长久以来一直被灌输的信仰。老百姓不再相信这种信仰会给他们带来益处,也不再相信这种意识形态能够确保他们过上幸福快乐的日子,而这种信仰崩塌所造成的影响并不亚于任何外部压力所带来的破坏。

此后的苏美尔人遗忘了或选择去遗忘这一切。我们在流传下来的神话、传说和史诗中找不到相关的具体内容。或许这是因为当时的文字还处于原始阶段,仅用于记账而非记录历史。我们只能从古老的口述中,找到一点点有关信仰丧失的模糊叙述。《阿特拉哈西斯史诗》中写道,在大洪水来临之前,神明恩利尔曾试图通过瘟疫来减少人口的数量,紧随其后的便是土壤盐化、干旱和饥荒,这也引发了人类的反抗:

我已召集长老和长辈。

在本地发动起义吧,

让报信人去通报……

让他们的声响震动大地:

无须对神明有所敬畏,

无须再向女神祷告。

在“乌图赫加尔王表”所列出的苏美尔官方历史中,这段历史被完全省略。它仅仅宣布旧制度突然之间完全消失,“然后大洪水席卷大地”。这仿佛是新一代的记录者想要画一条分界线:那是过去,这是当下。大洪水就象征着对过往的全盘否定。该地区的乌鲁克统治时代已然完结,最好还是忘却,崭新的世代即将到来。

本文摘录自《巴比伦——美索不达米亚和文明的诞生》,[英]保罗·克里瓦切克 著,陈沅 译,社科文献出版社·甲骨文,2020年1月。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现标题和小标题为编者所拟。
    责任编辑:熊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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