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龙丨重新理解“媒介决定论”

文 / 刘海龙（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首先想请您谈谈2019年投入精力最大的事是什么，以及您为什么想去推动这件事。

刘海龙：2019年投入精力比较大的事是重新修订了《宣传：观念、话语及其正当化》，并且花了不少时间校译了英文版。如果顺利的话，中英文版年底前都会出版。另一件事是校译了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收容所：全能机构中的精神病人及其他被收容者的社会处境》（Asylums: Essays on the Social Situation of Mental Patients and OtherInmates）一书。

重新修订和翻译《宣传》，缘于近些年在世界范围内，尤其在中国，宣传观念及实践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技术和政治环境的新趋势使我们必须对原来的结论做较大修改。比如，之前提出宣传观念由总体宣传向科学宣传变化，修订本里不再用“从……到……”的线性方式描述这一过程，而是借用了软件的迭代升级的方式，将其分成宣传1.0、宣传2.0和宣传3.0。前两种对应之前的两种类型，宣传3.0则是将总体宣传和科学宣传结合，再辅之以数字技术的新型宣传观念。同时，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大数据和算法的进步及平台媒体的垄断，使宣传者又重新占据优势，甚至在过去很难进行宣传的社交媒体上也可以通过自动算法进行计算宣传。新技术给公众生活带来了一些便利，但如果按经典的自由概念来看，公众正在变得越来越不自由。

《收容所》的翻译是《宣传》一书的副产品。在写作《宣传》第一版时我参考过此书，几年前有一个机会向出版社推荐了这本书，并且撺掇他们做个戈夫曼的译丛。结果给自己挖了个坑（后来发现台湾出了中译本，但是已经无法放弃），中间拖了很长时间，版权过期又再续，觉得非常对不住出版社。虽然找了两位非常优秀的青年老师帮忙，但是戈夫曼的思维方式和文字翻译起来太费事，2019年下定决心花时间校译出来了。台湾版的译者是从精神病学的角度解读此书，我是外行，完全从社会隐喻的角度理解此书。它吸引我之处在于，它展示了在像精神病院、监狱、修道院、军队等极端的全能体制之下，人如何被专业知识定义和塑造，不同角色如何顺应规则，再造规则，在体制中找到让自己利益最大化的生存之道。戈夫曼以他独有的敏锐视角与脑洞，提供了大量细节，让我们既能看到体制对人性的剥夺，也能看到人的局部抗争。人们一般会批评戈夫曼微观琐碎，但他其实并不服气，从这本书里可以看到他想从个体行动看到社会结构的苦心。这本书与福柯的《规训与惩罚》同时问世，读者会看到二人的殊途同归之处，以及对知识与权力关系的讨论。我相信中国的读者还会在当代历史或日常生活中找到大量印证，从而对现实有新的理解。

宣传：观念、话语及其正当化

刘海龙 / 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3-01

Asylums: Essays on the Social Situation of Mental Patients and OtherInmates

Erving Goffman

Anchor, 1961-11

作为新闻传播学核心期刊《国际新闻界》的主编，您认为2019年在传播学领域最重要的人物/事件/趋势有哪些？

刘海龙：传播研究领域近几年有比较明显的媒介物质性转向，从过去仅关注传播内容及其影响，到开始强调作为物质的中介物本身对社会及资源的组织与塑造作用。除了麦克卢汉（Marshal l McLuhan）、波兹曼（Neil Postman）、莱文森（Paul Levinson）、洛根（Robert Logan）等北美媒介环境学学者的成果还在不断地被译介到中国外，近年来对法国学者德布雷（Régis Debray）、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德国的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克莱默尔（Sybille Kraemer）的成果及媒介考古学等更精细、更富有哲学思辨性的理论的引介，也引发了传播研究学者的兴趣。

这不是一次“媒介决定论”的死灰复燃，而是对媒介与社会关系的重新理解，甚至大家习以为常的麦克卢汉理论是“媒介决定论”的定论，也值得重新考量。过去的研究忽略了麦克卢汉在媒介的定义上打破了特质与信息的二分法。微信、淘宝、滴滴、今日头条、短视频这些平台性媒体已经瓦解了物质与信息的二元对立，既是信息，又是基础设施，或者叫数码物。这一转向让人们意识到媒介物本身对社会的组织作用。当然，这个作为基础设施的物也包括身体在内，当人类间传播的肉身间性被数码物和机器打破之后，整个传播的概念与范式就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而以信息论为中心的传统传播研究范式有盲点，并不能很好地回应当下的这些问题，还需要引入传播的物质性、具身性、空间等维度，扩展视野。

那么，您认为2019年在新闻传播领域被忽视了的人物/事件/趋势是什么？

刘海龙：新闻传播领域对新技术有种与生俱来的乐观主义，很容易站到媒介或平台立场上出谋划策或鼓吹，或者说媒介与平台的权势很大，会放大对自己有利的声音，湮没不同声音。这些年对人工智能、大数据以及2019年比较热的5G，探讨其应用前景的多，但是对其可能对公众造成的风险讨论得少。尤其是国家、平台、软件、各类商业组织对公民个人信息的采集与监控缺乏有效的制约，这些数据加上算法能力的提高会进一步增强权力及资本对公民的监控能力，公民的自由及权利受到严重威胁。另外，算法的不透明导致的歧视也是一般用户更难以察觉的问题。

请您谈谈2020年的研究计划，会特别关注哪些方向？

刘海龙：2020年会从身体、物质性角度关注技术与社会的关系，同时还会继续关注网络民族主义的问题。

最后，请您推荐一本2019年读到的感到“眼前一亮”的书。

刘海龙：中信出版社引进的一系列韩炳哲的书，尤其是其中与传播技术相关的《精神政治学》《在群中》《透明社会》《娱乐何为》等，给思考传播技术的问题提供了新的角度。

（原载于《信睿周报》第1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