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鼎新丨中国社会学发展的致命弱点

文 / 赵鼎新（浙江大学社会学系）

2019年，我思考的问题主要有三个。

第一，“第三次民主浪潮”和全球性的新自由主义经济体系给世界带来各种负面后果。在此情形下，保守主义、狭隘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在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有明显抬头，这使得今天世界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景象。如果我这一判断大致正确的话，这一趋势会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近期和中期后果？而我们知识分子又应该从这一在30年前完全没有想到的发展趋势中汲取什么样的教训？

第二，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形成的“第三次民主浪潮”给中国带来的压力使当时的中国政府高层加强了内部的统一。此外，面对国际和国内的各种压力，中国政府在谨慎从事的同时发挥了强国家的优势，从而使得中国不仅从新自由主义经济体系获得了好处，并且在较大程度上缓解了新自由主义经济的负面后果。总之，中国受“第三次民主浪潮”和新自由主义经济体系的损害较小，而从中获益甚大，直至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我们需要看到，中国目前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从历史经验看，自在当今世界上占据主导地位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关系体系在西方形成以来，所有处于“老二”或“挑战者”位置的国家（比如法国和普鲁士之于英国，德国和沙俄之于大英帝国，以及苏联之于美国），处境都比较危险，并且弄不好或者会卷入大规模的战争，或者会在与“老大”的竞争中被拖垮。今天的中国已被处于世界“老大”地位的美国视为“挑战者”。处于这一关口的中国如何能避免随着大流走上世界保守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道路，同时又能避免各种盲目自信，运用中国智慧来把握和应对当前世界大势，减小“挑战者”位置可能带来的各种风险，并为建立一个更可持续的世界秩序做出贡献？

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

[美] 塞缪尔·亨廷顿 / 著

欧阳景根 /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04 

第三，17世纪以后在西方逐步形成的各种世俗思想体系，以及基于这些思想体系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使得人类在征服自然能力、组织能力、人均寿命和个人生活尊严等方面都有了根本性的提高。但难以否认的是，现代社会也造就了大量的新问题，诱发了许多重大灾难，并且给人类的长远生存造成了空前的挑战。正因为这些西方现代性所带来的问题、灾难和挑战，包括自由主义在内的各种世俗思想体系的影响力在世界范围内大大下降，各种保守的哲学体系以及宗教的影响力则有了明显提高。在这一新的形势下，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我们应当如何审视西方近代思想体系，特别是它的生命力及局限性，在避免走向保守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道路的同时走出自己的道路？

我近年的努力可以说都是围绕着以上三个问题在展开，具体包括：一、在国内介绍和推广历史社会学研究，在西方与各国顶尖学者展开对话，同时朝着重新树立中国的历史观和时间本体论的方向努力。二、通过支持和推动宗教社会学、族群社会学以及帝国研究等领域，帮助国内社会学在研究视野和研究问题意识上从内地拓展到边疆，从边疆拓展到海外，做大国的学问，为中国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做理论准备。三、开展对于社会科学方法的系统研究，总结西方特别是美国主流社会学和社会科学理论与研究方法的得失，在认识论层面试图寻找和建立一个能与西方主流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对话，但同时体现中国智慧的社会科学方法论。

The Confucian-Legalist State: A New Theory of Chinese History

Dingxin Zha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11

当然，要做好这三件事情靠我一个人的力量是远远完成不了的。我因此决定全职回国，帮助浙大发展社会科学。我的努力主要包括以下四点：

一、帮助浙大引进一批在西方经过严格训练的社会科学人才，并且帮助他们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问题意识。

二、建立一套严格的长聘评审方案，同时对从西方引进的青年教师进行进一步的训练，把这些青年教师的一些最为关键的学术成果推向西方顶尖学术杂志和顶尖大学出版社。这么做既是为了直接与西方主流社会科学展开实质性的对话，从而加大这些青年教师在世界范围的学术影响力，加强西方学者对中国视角的理解和认可，也是想利用西方顶尖杂志和大学出版社严格的评审制度来提升我们年轻教师的学术能力，并帮我们把关，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中国社会学尚未建立起具有公信力的学术守门人制度这一现实所带来的各种问题。

三、围绕着历史社会学、宗教社会学、族群社会学等几个国内相对薄弱的领域，以及经济社会学、人口学等几个在国内有一定传统的社会学领域组建团队，对中国当前重大社会问题以及一些前瞻性的问题展开系统研究。

四、建立一套严格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训练方案，培养一流的后备人才。

中国社会学在近几十年来有很大的发展。但与美国社会学相比，它有一个非常致命的弱点：缺乏具有高度专业精神的学术守门人以及一个具有公信力的学术评价体系。在这种情况下，各种学术考核和评价体系往往只给机会主义行为提供狂欢的舞台，而各种学术荣誉反映的往往并非学者的学术水平，而是人际关系、钻营能力，甚至各种突破学术底线的作为。要在这样的环境里建成心目中的社会学系，经济实力对于我来说十分重要。更具体说就是，我必须有钱来支持一些非常重要的但在目前中国学术体制下无法得到资助的工作，必须有一定的抵制国内各种“考核”体系的经济能力，并且必须要有能养得起、留得住和请得到一流人才的经济底气。因此，我今年很大一部分工作就是在社会上展开募资，我以前的几位学生目前也在帮助我做这件事情。在这篇短文的结尾我想打一个小广告：我希望喜欢我的学术、认同我努力方向的有心人看到此文后能伸出各种援手，并广而告之，帮助我建立起一个浙大社会学系的发展基金。

（原载于《信睿周报》第1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