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婚合法化的美东，我在她和男友之间选择了后者

一位女性在2020年

写下她对爱情、婚姻与自由的思考

文｜馍馍

我是在拉拉论坛上看到她的。她的征婚帖吸引了我。没错，居然是征婚，在一堆蒸友和自拍帖中显得十分清奇。帖子没有描述星座血型性格爱好，只说自己是个律师，有房有车，以结婚为目标交往，可以考虑领养孩子。简直是人民公园相亲角的摆摊相亲信息，有点意思。我一秒就把她选中了。

第一次见面是初夏的晚上，茶餐厅很嘈杂。她短发，穿着衬衫、西裤、平底鞋，像个久坐微胖的银行柜员。我有点失望。她递给我张名片，指甲修得短而圆润：“我做诉讼业务的，需要法律咨询可以找我。”

我说，父母离婚时一定找你。她被逗乐了。我瞟了眼名片问她：“一般大家称呼您L小姐吗？”她说，叫L律师就好。

她似乎有点喜欢我，我看着她背后的镜子调整自己的表情，好让她更喜欢我，像在捕猎。告别前，她问我周末要不要和朋友们打球。我客套说，周末有事，再约吧。

那年我25岁，正在读研，爱过几个女生，斩T无往不利，有个认识七年的同年级男友。与其说是男友更像是同事。我们开房都带着画册、图纸、电脑，坐在床上讨论方案，其他事是顺便潦草的。我们相约以后要开个建筑事务所。这件事我一个人做不到，需要个男性。残忍点说，没有哪个女性真的独自做到过。

和男性或女性交往，像是我生活的两个面。前者是现实生活中的表演，后者是实在却又像幻觉的欲望。男友去美国读研后，欲望就没了约束。但只要我愿意，我随时可以戴上面具回到现实，是不是？

一个月后的某天夜里，我在酒吧“面试”另一个T，是个无趣的中文系女博士。我有些不耐烦，翻翻手机给L打了个电话，说出来喝酒。她半小时就出现了，换了束胸、白T恤。我夸她比第一次见面好看多了。她笑笑说那天刚下班，穿着老成是职业需要。

酒吧里突然骚动，似乎有人在打架，人群开始往出口涌动。“走吧。”她搂着我肩膀从地下室随着人流挤出来，像是穿过枪林弹雨。背后是女孩们的尖叫和酒瓶碎了一地的声响。我闻到她身上很淡的香水味，感觉到她前臂细致的皮肤，警车顶灯旋转的红光打在我们脸上，空气很热，我想靠近她。

接下来的几周，她白天坐在律所的隔间里和我打漫长的电话，晚上斜穿大半个上海来学校看我。我们在宿舍楼下的黑暗中拥吻。

她交过两个女朋友，已经出柜。在上海市郊有套小小的房子，和没有买房的姐姐姐夫住在一起。每个月的车贷房贷是笔不小的数目。她说，还是会期待将来能和喜欢的人组成家庭，所以没多想就买了房，接不到案子时确实会很焦虑。她开玩笑说，“也许哪天揭不开锅得去检察院门口发小广告。”我暗暗敬佩。她才大我两岁，而我还在混吃等死。她说，希望三十五岁前一年能挣到一百万。我对钱没什么概念，我说，大概我想成为一个作品能打动人的建筑师吧。

第一次去她家过夜，她给我打了盆洗脚水。我鼻子一酸，边笑边忍着眼泪。除了我妈，没有任何人这样对我。那一刻我想，不能错过这样温暖的人啊。我向男友坦白，对不起我爱上了女生，我们分手吧。

她管我叫小妞，仿佛她是爷一样，虽然我们明明一般高。她问我亲密的时候是什么感觉，我说像是烟花，炸开后闪烁着慢慢洒下来。她是什么感觉？我不知道。她裹得严严实实，像从头到脚戴了避孕套。她说无法跨过性别的认知，我说“我想更了解你”，她把我的手从她身上移开。

那段时间充满了欲望和浪费。早上我躺被窝里色眯眯看着她穿上正装去开庭，买菜做饭等她回家，晚上坐在床上你一口我一口吃完一大桶冰激凌，钻回被窝继续做爱。理应要完成的事情反倒经常忘记。比如，毕业论文初稿交晚了。或者，申请国外学校约了教授写推荐信，和她腻歪着错过了时间。但这又有什么大不了的。

元旦假期，L带我去南京泡温泉。我穿着泳衣泡澡，她穿戴整齐坐在岸上洗脚，场面非常滑稽。从温泉回酒店的路上，天几乎黑透了，她在车里突然低落，一言不发。下车后，点了烟，她哈出口白气：“刚才看到路上那些房子，家家户户亮着灯，觉得特别难过。什么时候能像他们一样有个家？”

我没敢看她。那些明亮、模糊的房间里，人们做着平凡、日常的事情，轻而易举。我对着空气说：“安全感是要自己给的吧，别人给不了。”

我带L见了我妈，这是我第一次带对象见家长，不知如何介绍，只好说是朋友。我妈很喜欢她，夸她礼貌又热心。送L下楼时我依依不舍了很久才回去，妈妈笑话我“千里送君”。我心虚接不上话。

父母已经分居很多年了，爸爸不回家让妈妈抬不起头。我是妈妈唯一的安慰，过得正常是对她最好的交代。我害怕生活中的波澜，实在开不了口向她坦白。

年底L说和她的前女友一起吃个饭。前女友是她以前的助理，用L的话来说就是“帮我拎包的”，快要当妈妈了。我内心抗拒，还是去了。席间她们聊得很开心，讨论着律所里的八卦、肚子里的孩子、工作上的打算，像是再普通不过的朋友，丝毫没有爱过的痕迹。“你不行啊，一个律师资格证还考那么多次。”L调侃着准妈妈。对方笑眯眯夹着菜，一点不觉尴尬。

这让我愈发坐立不安，胸口像被什么东西压住了。我第一次直观地感受到我们在真实生活中的联系气若游丝：没有什么共同爱好，毫不了解对方的专业，她几乎不认识我身边的任何人。我也仿佛看到了多年后，我们或许终将分开的预演，只是那时我恐怕没法笑着和她对话。

我问L为什么和前女友们分手。“第一个是大学同学，刚从业时有些拮据问她借钱。她叫我写欠条，就分了。第二个，她本来就不是弯的，想过得容易些，就结婚去了。”她笑嘻嘻搂着我，“都别提了，事不过三嘛。”

L是个拉拉群主，每个月群里有两次聚会，内容不外乎吃饭喝酒蹦迪，闲聊饮食男女。我并不特别喜欢这类精神按摩活动。这群年轻女孩做不咸不淡的工作，过半遮半掩的生活，眼下并无太多忧愁，但以后呢？如果我能变得足够强大，是否就不必囿于世俗，活得独立自由？

春天，我收到了美国发来的录取通知书。她很高兴，说波士顿太冷，要带我去做件大衣。去订做的前一天她丢了钱包，成了身无分文的人。她为此异常烦恼。我说，没事，我可以自己付，也可以借你现金。她坚持拒绝了我。我感到莫名的受挫，甚至隐隐的愤怒。她会问前女友借钱，却对我没有丝毫依赖和需要，身体和心理都刀枪不入，像是离我无限遥远。

L的姐姐悄悄嘱咐我：“好好珍惜我妹妹，不要伤她心。她对女朋友真是掏心掏肺，看得我都羡慕。”我认真点点头。是啊，她是个那么好的人，对谁都那么好，谁得到她都会幸福的。

临近开学，我一直没找到合适的住处，一个人租房实在太贵。前男友已经在波士顿呆了一年，听说我申请到同个学校同个program，他挺高兴，说我是他学妹了。他之前的住处到期了，问我要不要合租一套两居室公寓。他在芝加哥有新女友了，我也有女朋友，皆大欢喜，熟人倒也方便。

我小心翼翼地和L提到合租的事，“明年我就申请学校来美国找你呗。然后我们在那里结个婚。”她语气轻巧得像片羽毛。她经常说，相信就能看见。这碗鸡汤听起来荒诞又温暖，若是其他人说的肯定会被我笑话。

美国的学业比预期的还要繁重，每天早晨栽进学院半夜才钻出来。我会在早晨去学校的路上给她打电话，向她描述路边植物的姿态或是天空的颜色。留学生活高压又干燥，两点一线，乏善可陈。有时我不知道该和她聊什么，隔着12小时时差每天说“爱你”或是重复一样的对话显得徒劳又愚蠢。我渐渐不想打电话了。某些夜里我感到崩溃，坐在床上哭，后悔来到这里，四下只有黑暗和寂静。

麻省是美国第一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州。设计学院的同学和教授里gay无处不在，男同性恋几乎成为进入学术圈层的捷径。女同性恋比较隐形。被白人男性追求时，我亮明自己的取向。这非但不会劝退他们，反而让他们更加兴致勃勃。亚洲女性柔弱可玩弄的刻板印象，叠加上同性恋标签，似乎对男性更有神秘感和异域风情了。取向成了增加魅力的装饰物，就像穿了时髦的服装、化了性感的眼妆。背后的自卑不安，并没有谁会关心。

终于熬到寒假回国，我拥抱她，那么温暖，什么都没有改变，我们在车里做爱。她说，她正在申请学校，夏天就能来美国了。我打心底里高兴。

我不在时，L经常去看我妈，给她送油送米，陪她聊天，像多了个女儿。她们一起看我小时候的录影带，笑话我走路不稳，一起挂念不在身边的我。这些都是我含着眼泪听妈妈说的。

有了念想，春季学期过得似乎快多了。她收到了德州和波士顿的offer，问我该去哪里。我说选你喜欢和方向对口的。我重选了下一年的公寓，没有找室友。她应该会来吧？

暑假回国，她来在机场接我，说决定去德州，费用会低一些。我有些失落，但觉得一切都在变好。

几天后，我去北京实习了。找房子时话费快用完，她还给我充值。安顿完毕，我给她拨了电话想报平安。电话那头是个陌生的女声，劈头盖脸辱骂着，大意是叫我停止骚扰别人的女朋友，不要为所欲为。这太快太魔幻了，像三流电视剧里的情节。

几分钟后，她回电话说，对不起发生了这样的事，她们在一起有一阵了，接机那天不知如何和我当面讲。我来不及掉眼泪，对面已经挂断了。

我躺在还没铺床单的床垫上，像个铅块，无法动弹，胃像被抽紧了。想说点什么，找不到一个可以倾诉的人。第二天我艰难地去上班了。我可是个大人啊，怎么能被小情小爱打扰。

之后她告诉我，她卖房卖车、准备学费、盼着和我重聚，而我却飘飘忽忽从不承诺，她太需要陪伴，撑不下去了。她说：“你说的有道理，安全感还是要靠自己给。”还说“如果不是因为你，我大概就在上海混混日子。谢谢你让我做出了改变。”多么讽刺。

周末我去参加北京拉拉群的聚会，试图寻找一些陌生同类的温暖。一成不变的吃饭喝酒ktv还是那么无趣。有人互相挑逗，有人打开香槟，有人唱起浅白的情歌。糟糕的歌词让我哭了。看着暗夜里模糊的景物，想到她说想要有个家。这些我再也参与不了了。

失恋的日子里，前男友飞来北京安慰我，说我们复合吧。那天是他生日，他希望有我一起过。我把他留在客厅地铺上，自己进卧室锁上了门。和女孩在一起如此晕眩，我无法想象如何和男人了无生趣地度过余生。

之后的大半年，我只想把课业完成得好一些，做好眼前一个个任务。有过几个床伴，无所谓国籍性别。我不是性瘾者，也从不过夜，一起呆到天亮听起来太像恋爱了。我单纯想找人聊聊天，有时聊聊L。如果不是上床，又有谁愿意花时间听别人无关紧要的胡言乱语？

第三个春天，她给我打电话，说要飞来看我。我站在马路对面，看她拖着行李从暮色的细雨里匆匆赶来，这段路像是走了一整年。她没有食言，只是晚了一点。

我曾无数次想象过和她的相见，应该有欣喜、委屈、愤怒、很多眼泪和雨点般的亲吻。但什么都没发生。

我绕开室友，把她带进房间。在昏黄的灯光里，她试图拥抱我，我不争气地哭了：“为什么要抛下我？”她反问我：“为什么和前男友合租？为什么不要求我来波士顿？”我答不上来。如果没有信心陪她一辈子，我又怎能因为需要眼前的一点陪伴就替她决定人生？

她脱去衣物，一丝不挂地滑到我身上，她瘦了许多。“你这是被女朋友教坏了么？”我问。“你不是一直希望能这样？”她继续吻我。我感到滑稽又悲伤。我渴望的亲密、她愿意放下的防卫，都是离开我后习得的。

她在用手指征服我，带着侵略：“如果我是男人可以早把你娶了，不会允许你这样。”我看进她的眼睛说：“那样我大概不会喜欢你。”

我没有带她参观学校或游览景点。波士顿本就无聊，或者是我觉得尴尬有意逃避她。白天我照例泡在学院，晚上她准备了晚餐在公寓等我，像某种倒错的补偿。

她再也没有叫过我“妞”，我配不上这么单纯亲密的称呼。“脸书上这个男生是不是你炮友?”那是一张很多人的合照，没有什么特殊的，她手指停在某个人的憨笑上。洞察力好得可怕。其实她一直都能看透我，我的犹豫和逃避，我的假装身不由己。她才会焦灼不安。

我去买模型材料，她一路跟在后面。“毕业后我们去road trip好不好？”她近乎在讨好。我没有停下脚步：“先找工作吧？经济不好很难找的。我大概会去纽约。”

她说，纽约见。我相信她。她仿佛回到我身边了，我应该高兴。但这份高兴我抓不到了。有种叫希望的东西似乎在退化，它曾经那么茂盛。

回德州后，她和国内的女朋友分手了，开始抑郁，需要吃药的那种。我不会自恋到认为这都是因为我，也许只是见面前我们互相期望得太多。

毕业时，已经回国的前男友又飞来了，带着钻戒，一刻不停地问我是否愿意嫁给他。他说：“不要再想她了，她们都会离开你的。没有人会比我对你好。”他总是像回收垃圾一样回收我，我该感激。他设想我们会有家、有孩子、一起开业。一切那么“正常”，听起来都是我想要的，除了他本身。他不温柔，甚至有点功利冷漠。但他显得需要我，具体现实的那种需要。不像L。每个人多少都希望自己被需要。

我说，你飞来路上我刚收到纽约的工作offer，过一阵再说吧。那个传说中工作强度可怕的明星事务所，是年轻建筑师的梦想。他执意把戒指留下：“你很快会受不了回来的。”

L先到了纽约，情绪化异常低落。给我打电话说自己已经无法正常阅读，害怕独处，常在地铁上来来回回呆乘一天，恐怕无法通过司法考试了。她说非常想念我，求我去陪陪她，她说的是“求”，破天荒的。

我到纽约的第一天，我们在火车站附近的一家冰淇淋店见面，点了份大而丑的圣代，上面洒满了彩色糖针。她说，她交了些圈内的新朋友，有时一起出去玩，她在找工作，没有什么理想的。我拨弄着糖针说，我被求婚了，后天开始上班，之后回国大概就结婚了。我们继续你一口我一口吃着冰激凌，口感很塑料。

纽约比想象得还要糟糕。第一天上班我一直在用电动砂轮切树脂模型，酸臭的白色粉末如核尘埃般充溢着模型室，把我糊成雪人。和我一起切树脂的是个发型如猫王般精致的帅男孩。他说自己四年前耶鲁毕业时工资是现在的三倍，就在楼下投行；一念之差学了建筑，结果在这里和我一起倒霉地吸毒气。

半夜，组长通知我五点要汇报。我说，没事，你先休息，来得及。凌晨四点他咆哮着问我为什么还没有完成，他要赶飞机了。我才意识到，他说的是凌晨五点。真是个疯子。

在办公室看日出成了家常便饭。当朝霞打在这座伟大的城市上，办公室被染得金黄或猩红，每个人都在咒骂自己活得像奴隶，但没人逃离。组长操着伦敦音抱怨，他工作八年年薪八万，远不及刚毕业的程序员。

L在法拉盛某个不知名的华人律师工作，朝九晚五。我不太知道她每天在做什么，只知道她住在布鲁克林的尽头，偏远阴暗，比上海原有的房子差劲一百倍，得和墨西哥人一起在公共洗衣房洗衣服。但愿她不是因为我需要承受这些。

在纽约为数不多的娱乐是去酒吧。飘满彩虹旗的gay street离我办公室三个街区。酒吧门口检查证件的大妈恶狠狠打量我：“未成年吧？证件是不是假的？进去吧。”从门口挤到吧台有无数看不见的咸猪手略过我的胸部和下体，有人在墙角四脚交叠，音乐糟糕得要命。

L和狐朋狗友在抽烟，讨论哪个妹子好看，开着低俗的玩笑。她们起哄着把我拉进舞池，握着啤酒瓶像臭水沟里的鲶鱼一样拥挤地扭动。L有些疯癫，试图抚摸我，我后退着躲闪，她平时不是这样的。

我不想跳舞，只是看着大家。她们有些已经四十多岁了。此刻并没有在温暖的家里和爱人读一本书，或看看孩子有没有踢被子，一个人的时候大概也会伤心。

两三年前我还笃信只要够努力就会有做选择的自由，那些退出的人都是因为懦弱。此刻，我在美东，有份假装体面的工作，我爱的女孩还爱着我，我却愈发觉得自由意志如此不可得，我依旧又穷又弱。

空气太闷，我和L跑到外头抽烟。有路过的gay上来借烟，我递了他一支。他问我们是不是一对，我看了L一眼说也许不是，她也笑笑说不是。他手指一屈一伸，笑得狡黠：“你是个好人，祝你们今晚愉快。”

“我其实不该带你回来的。”半夜把L带回家时，底楼的黑人保安嫌弃地瞥了我一眼，我总是晚归吵到他打盹，室友早已睡了。

L洗澡时，我站在15楼的落地窗边看着河对岸的曼哈顿发呆。灯光闪亮，不会有什么盖茨比的绿光。即使有，也早被周围的热闹掩盖。

第二天早上，我去加班，把L留在家里。晚上，女室友唧唧喳喳问我昨夜来过的是谁。我说，是我女朋友。这是我第一次向别人说出她是谁，没有如释重负的感觉，像在说无关的事。男室友无法掩饰欲言又止的八卦表情：“昊哥威武。那个……女的和女的做是什么感觉？”

我和L假装恢复了交往。相处的时间仍然很少，基本都在周末深夜的酒吧和床上，经常醉醺醺的。夏夜的晚风和她热烘烘的吻扑在脸上，就像三年前。我们交谈不多，甚至不讨论多于三天之后的事。工作日，她在晚餐时间到公司楼下只为等我一起抽支烟。生日时，她站在我公寓楼下送来蛋糕，很甜。我说，不要再对我好。她说，我乐意。

我们去看电影《Gone Girl》，是个妻子装死报复丈夫，最后让丈夫生不如死的故事。她问我会不会害怕结婚。我想，不管和谁结婚，应该都会经常很想杀死对方。

L没有通过纽约州的司法考试。她自嘲说：“你看，你读了最好的学校，在最好的事务所。我在个三流律所，连bar都考不过。”她明明很优秀，国内司法考试一次轻松通过。那个心高气傲，扬言说要年入百万的人不知去哪儿了。

有次在外用餐，我和L因为是否该给小费争论。她说，又没被服务什么，为什么要给钱。我坚持在账单上加签了15%。无论如何，不给小费未免太低自尊了。我有些无名之火，不知该冲着谁。是什么让她变得低微？

我在Park Avenue上飞快地走，不顾她是否跟得上。路的两边满是著名的现代主义摩天楼，反正她也不认识，就像我也不想搞懂什么税法、刑法、民商法。我讨厌她过得比以前糟糕，讨厌我们间说不清的隔阂，甚至讨厌她不厌其烦的等候和随叫随到的陪伴。

或许，我讨厌的是自己想跑到远方却并跑不到，厌恶自己对她的攫取、轻蔑和依赖。她的温柔、妥协让我绝望，她理应对我鄙视、愤怒，或者直接拉我去结婚。

转眼又快入冬。早晨六点，我走出办公室，昏沉沉钻进地铁站，过江地铁又故障停运了，我已经无力抱怨。从soho走到世贸中心，我问一个等车的路人是否能乘这条路线，路人说没错。他温柔礼貌一路和我闲聊，交换了联系方式。

从河对岸的新泽西出站，我坐在哈德逊河边，啃着昨夜吃了一半的三明治，硬得像块石头。清冽的晨光闪在河面上，白色的水鸟挥翅而过。河对面，世贸大楼正在重建，幕墙的反射刀锋般凌厉。那么大的楼塌了也能照常升起。手机收到路人的短信，说是一见钟情求交往。这个城市总是假装还有很多可能。我删了消息，起身走了。

我和L说，我打算回国了。那个周五夜里她不愿再见我。我在一个T家里找到她，她在陪失恋的伙伴喝酒。L说今晚试试三个人吧。我只当她在胡说八道，没有搭理。她们开始对我肆无忌惮，像是早有预谋。这太变态了，我有说不出的失望和耻辱，套上衣服就走。L跟着我跑出来。

午夜的地铁车厢摇摇晃晃，除了我们，只有流浪汉和醉鬼。车开了一半停下来，广播循环播放“有喝醉的人躺在轨道上，请稍候。”

她故作轻松：“别生气，我以为你会喜欢的。结婚前多点体验不是挺好的。以后就没机会了。”这算什么？离别礼物吗？我像被抽了记耳光。在她眼里我是怎样的人啊？

车咣啷啷启动了。“我原本以为努力一下我们还是有机会的。”她的声音很轻，几乎被淹没在窗外的黑暗里。

回国前的几个晚上，我们是否还有做爱，我记不清了。她吃完抗抑郁的药，很快响起轻轻的鼾声。我偷吃了四颗，毫无睡意。暗淡的光线下，她脸上有些粉刺也有皱纹，混合着孩子和中年人的模样，并不是少年了。

离开其实很容易，打包行李两小时，订机票十分钟。原来一个人需要的东西可以那么少，并不会缺了什么就过不下去的。

最后的那个早晨，我和L在布鲁克林肮脏的地铁站乘上不同的列车各自上班。没有吻别和挽留，比普通的早晨还要普通。我甚至记不得我们是否挥手告别。

下班时，没有人祝我以后顺利，我就从这个闪亮的事务所消失了，就像“滴”一下摁断了机箱电源，奴隶们都是这样来了又走。组长只说：“你走了，这活怎么办？”

可能要变成我丈夫的男人来接我。“我换了工作，年薪八十万，三十岁就该有一百万了，你不必在纽约辛苦。”我看着他诚恳又自满的脸，想到了L，觉得一切那么滑稽，无法控制地笑出了声。

回国后，我清空了所有拉拉朋友的联系方式，和未婚夫住到了一起。被拒绝亲热时，他会抓狂：“你还是喜欢女人，为什么要和我在一起？”而我没敢问他，既然知道如此，为什么还要选择我。或许我们都需要一个可靠的伙伴。毕竟找合伙人比找伴侣还要困难，而生活又多少有点像生意。

后来L去了北京。最后一次见她，是四年前她到上海出差。我们坐在秋天午后的梧桐树下。摆脱了我，她看起来又是凌厉自信的L律师了。她问我要不要去打球或开卡丁车。我顿了几秒，帮她摁灭了烟，笑笑说不了吧，怀孕不方便。

一个生命的出现替我杀死了“逃脱不了的自由”。在随机的一天，我大着肚子和未婚夫领了证。没有办婚礼，誓词太神圣，我念不出口。我对肚子说：“不管你是男孩女孩，我都喜欢你。”家属对肚子说：“不管你喜欢男孩女孩，我都喜欢你。”

那次见面后，L对我甚至我孩子的关心，都让我害怕得不敢回复。之后唯一一次和她通话，是咨询父母离婚的事。太操蛋了。

如今，我和家属有个四岁的孩子、自己的事务所、一堆账单和贷款。很多夜晚，我还是会想她。那种想念就像面对一个深黑的漩涡，让我不敢靠近。

我常问自己，如果可以再来一次，结果会不会有所不同？想想大概也不会。毕竟我就是这样现实、自私又懦弱的人，太满的爱情不合适我。

作者后记：

写完后，有种奇异的感触，像是她每个细节都是我想象的填充。故事本身也免不了因为自我开脱而有所粉饰。

我不喜欢生活中有选择的缝隙。自由让人感到存在主义的焦虑，于是我用尽手段去否认它，假装我做的事情不由自己控制，假装我再努力也够不到爱的人，直到我们分开。

而对一个人的爱，就像忒修斯之船。在很多年里，已经换完了零件。还能不能说“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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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在同婚合法化的美东，我在她和男友之间选择了后者 | 三明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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