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梦梅：追忆小三线建设者的青春年华

编者按：对于很多人而言，“小三线”是一个陌生的名词，而对一些上海人来说，这个词却有着非同寻常的含义。四五十年前，他们响应国家的号召，从都市走向山村，生产军工，一呆就是十余年。岁月无情，曾经的少年已然两鬓双白，回想起当年的奋斗历程，却依旧记忆犹新。温故过去，才能烛照未来。今天带来的是小三线亲历者徐梦梅编纂纪念文集的故事，他既是亲历者，也是记录者。历史只有通过研究，才能被后人更好地认知。通过他的记录，我们得以了解当年小三线建设的点滴往事。

文 | 徐梦梅

1970年我从上海市机械工业学校毕业进入小三线，开始在协作厂火工车间当尾管装配工人，三年后进入厂办当秘书，之后在党办和厂办从事领导工作长达十余年。我对工厂的情况比较熟悉，当年工厂许多重要文件都是我起草的。小三线工厂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向上海市委和五机部反映工厂生存情况的一些重要文件，我是亲历者和拟稿人。我出生于1949年，是“和共和国一起长大”的同龄人，我也是为祖国的发展奉献过青春的人。光阴荏苒，70年过去，时间虽悄然改变我们的容颜，却为我们留下了灿烂的青春记忆。

1986年上海小三线职工陆续调回上海，30多年间，小三线人曾数回故地忆想当年情景，也曾笔尖流露写下尘封的故事。据我所知，目前关于以上海小三线企业为中心的回忆录有《井冈碧云》《追忆胜泥足迹，难忘辛勤耕耘》以及徐有威和陈东林教授主编《小三线建设研究论丛（第三辑）》中上海市协作机械厂“情寄昌北”专辑（上海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55—316页）三本。其中，“情寄昌北”专辑耗时两年，抛弃了先前的散点式编写方法，依据工厂经营的主要方面划分板块进行叙述，有的放矢。专辑的文本材料收集方面章法井然，主稿人皆是当年该厂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照片的选择也加以考量；文章的编排构思方面严谨有度，不再只是反映历史上的小细节、小瞬间，而是构成一个大的历史片段。

这次有机会作为“情寄昌北”专辑的主要负责人，我在人员组织、材料收集、文稿修改、整理汇编方面都发挥了较大的作用，感到非常荣幸。

徐梦梅（左）参加2018年上海书展期间上海大学出版社有关《小三线建设研究论丛》 的出版活动

我的小三线文字缘

我的小三线文字缘最早可追溯到1975年初，当时正是上海小三线建设的上升期。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江曾培先生（后任上海文艺出版总社社长、党委书记，著有《江曾培文集》等）带了几个编辑来安徽体验生活，上海小三线后方基地的领导希望能让上海人民出版社帮助编一部反映小三线生产生活的短篇小说集。于是就让后方基地工会牵头，由各厂推荐有一定文字能力和工作经历的青年职工参加创作学习班。我当时已在厂办工作，有些写作基础；张长明是上海华东航空工业学校的，与我同一天进山，他也有较强的文字表达能力，于是我俩被推荐参加这次在绩溪雄路的培训学习。经文学创作的扫盲培训，后来又在安徽屯溪岩寺培新汽车厂拿出短篇小说的初稿，最后在屯溪后方基地定稿，前后用了近半年的时间。江曾培老师看了我俩的小说初稿，认为我与张长明文笔相似，就让我俩共同创作了短篇小说《脉搏》。

这篇小说的故事背景是在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前后，车间职工因为抗风管的产品质量问题产生了一些思想波动以及工人针对主张保守主义的生产科领导“朱贵年”展开的斗争故事。小说标题“脉搏”寓意着后方山区的生产节奏与前方战事情形紧密关联。该小说与同期创作的12篇小说汇编成短篇小说集《忻山红》，并于1975年5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脉搏》后来还被改编成连环画出版。虽然《脉搏》用的是“三突出”的创作方法，无过多的文学色彩，但以当下的视角来切入，这篇文章恰好是当时上海后方小三线生产生活的生动写照，是带有历史假设的客观反映。这次写作经历对我来说是“插柳无心”，多年之后《忻山红》却成了后方小三线的重要历史资料。

回首往事，青春是否有悔？我的答案是“否”。徐有威教授与其学生在2012年底对我进行了采访，将我曾经历的重要事情铺陈叙述，把我所述内容整理成一个个故事。我的这篇采访稿也被收录在由他主编的《口述上海——小三线建设》（上海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一书中，这次采访成为我与小三线的第二段文字缘。2014年香港的凤凰卫视与徐有威教授合作拍摄一部纪录片名叫《千山红树万山云》，徐教授推荐了我。凤凰卫视记者来到我家进行拍摄，我在受访结尾用了一句话进行总结，以表达我们上海小三线建设者的心声：“对小三线这段历史，我们是不会忘记的，它将永远铭刻在小三线建设者这一代人的心里。”这段拍摄经历成就了我与小三线文字历史的第三段缘。而第四段缘则是“情寄昌北”专辑的出版。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是个幸运儿。我与小三线文字历史的四段缘分，大概就是一些山友所说的“大满贯”了。

“昌北人”的召集

2016年4月，在欢送原协作机械厂党委副书记陈学会赴美国女儿家居住生活的饯别宴上，一群老同志聚在一起又聊起了小三线。原协作机械厂党委书记张章权提议写一本我们协作厂的回忆录。我第一个应和张书记，我在这些老领导面前，是个“年轻人”，理应为我们厂作贡献，我表示愿意主动承担起这部工厂回忆录的组稿、编辑和出版方面的具体工作。

张书记的提议也得到了很多在场老同志的响应，在当天的宴席上有几个厂部领导已经约稿成功，如我们的党委书记张章权、党委副书记赵岳汀等。坐在我右边的高球根先生曾担任过副厂长，他之前和我联系过，他已经写了一篇20万字的回忆录，其中协作厂一段历史就有8万余字，已经初步成稿。

编辑回忆录这件事既然是我主导，我在这方面就必须有所把握、有所构思。这次编辑回忆录不是“张三”或者“李四”都可以参与的，我们是有侧重、有布局、有章法的。我们的党委张书记写工厂政治和协作厂总体的生产情况。赵岳汀副书记曾主管火工车间，后来还主管过检验，因此他写火工车间生产和军品质检这些内容。

这次聚会之后，我继续组稿。徐绍煊曾长期在工厂生活后勤部门担任领导，他是首选对象。听说要写回忆录他一口应允，并表示要尽量把当时经历过的事情写成一个个小故事，给山友们留个纪念。我又询问了我进厂办公室时候的老副主任赵振江是否有写作意愿，他是我的老朋友，原是上海公安系统的干部，后随妻子一起进山，在厂办主要负责与地方打交道。但他对我说：“阿梦啊，我现在记性不好了，很多事记不起来了。”我安慰他：“你先写，写好之后我帮你改。”他便宽心地答应了。

财务方面这块内容是请华东航校的唐定发写的。那次我和高球根去党委张书记家正好碰到唐定发和太太一起来探望张书记。张书记曾分管过工厂财务，唐定发进厂后就直接分配在财务科工作，很早就被提拔当科长，一直在此岗位工作到工厂调整回上海。他对后方小三线财务管理工作、工厂管理乃至小三线调整的财务方面的处理等情况非常熟悉。他非常乐意写财务的内容，最后写了2万余字，语言生动，文如其人。在征集关于团委的内容时，正巧历届团委成员有个聚会，作为第一届团委干部高球根也应邀参加。那天他联系上了一同参会的曾柏清。曾柏清曾当过团委副书记，后期调去当保卫科长，所以关于团委和保卫方面就交给曾柏清去写，其文章中也可以涉及与当地往来、工农关系的内容。

上海市协作厂档案资料

“情寄昌北”孕育而生

张书记已经88岁了，以前我当办公室负责人时，我是他的部下，经常受他指导起草各种文件。虽然大家已经退休，没有了以前的利益关系，但是我们之间这么多年的感情还在。2012年徐有威教授在编写小三线口述史时，也曾专程采访过张书记。后来因种种原因，采访文章没被选用，我感到非常遗憾，我们协作厂的回忆录，必须要有张书记这个建厂元老的文章。于是，我对张书记说：“张书记，你给我一些你的资料，我们一起写这篇文章。”

2016年7月，我和高球根一起到张章权家里听他讲当年的一些故事、他所经历的工作和一些生活细节。张章权书记是个生活朴素、工作扎实、非常平易近人的领导。我们这些部下常常开玩笑说他有“三件宝”： 第一件宝是破棉袄，冬天夜里值班非常寒冷，他总是披着一件破棉袄，即使是去职工家里串门走访，他也会穿这件破棉袄；第二件宝就是一个美国产的指甲刀，这是在20世纪40年代买的；第三件宝我已经不记得是何物了，我曾问过以前的同事们，他们也全忘记了。张书记不仅有“三宝”，还有“三不”习惯，即不戴帽、不抽烟、不喝酒，所以他现在身体很硬朗。张书记进山后，他妻子一个人在上海把四个孩子拉扯大，而且个个学业有成。张书记出山后，他把在小三线这些年有限的生活费中节省攒积下的600元给妻子买了一条金项链，感谢妻子这么多年一直辛苦照顾孩子。但他建议600元买金项链送妻子一事最好不要写进去。我说从这件事中反映出您廉洁奉公，体现了小三线干部的本色。高球根先生也帮助做工作，结果他同意把此事写进回忆录了。回忆录出版后，我厂的一些老同志对张书记此举赞美有加，说：“想不到老张也有些‘革命浪漫主义情调’。”张章权讲的故事是凌乱的、是分散的，依据他的故事以及我对他的了解，最后和他一起将文稿完成，让他的儿子打印出来给他看，他很欣慰地对我说：“阿梦，你的稿子我看过了，不用改了。”

除了张书记的回忆录是我帮忙共同完成的，其他人都是自己撰写文章。高球根工作经历多、写作能力强、记性也很好，所以他在空闲时间经常会写文章把以前的一些事情记录下来。他从自己在渔业公司时写起，一直写到他在小三线的17年，都一一留下记录。按照高球根自己写的故事，我并没有作很大的修改，在尊重原文的基础上只对语句不通之处及错别字作了部分修改。赵振江最初发给我的文章大概只有两千字，我就替他充实了一些内容，他看到文章时感到抱歉：“阿梦，实在不好意思，还麻烦你帮我增加内容了。”我把我了解到的关于赵振江的情况写进了文章中，当年他老婆是上起厂工人，他是公安系统的干部，他是“妇唱夫随”进山支内的，我就把他这个故事以及早期的一些工农关系故事补充进他的文章里。徐绍煊主要写的是后勤，这方面相关的故事比较多，所以我建议他再增加一部分相关的内容，我负责给他重新拼装。曾柏清是比我高两届的学长，他曾任我们厂的团委书记，能说会道，下笔有神，我也只是替他修改了部分文字。唐定发的文章有着独特的个性，文章风格柔和婉约，这是他的文字特色，因此他的文章我也没有过多改动。

在编辑时，我不仅要把他们缺少的内容全部补上，而且我还要均匀材料，文章内容重复的地方要做到相互平衡，因此我都会事先征求各位撰稿人的意见再进行修改。另外我还要给他们的文章润色，保证他们的文字通顺，所以我自己的回忆文章是最后一个完成的。我的回忆文章起了一个“三回故地”的标题，讲的是出山以后的二十几年中多次重返工厂故地的故事。这样写的原因有两个： 一是我在前几段小三线文字缘中已经把工厂的一些重大事情都讲进去了，再写就重复了。二是我在组稿时，由于各方面的因素，有好几块的内容没能写进去，如协作厂工会、团委的内容尚有空白；我厂压铸尾管获得上海市科技二等奖的经过；协作厂撤离后华东师大接管的后续情况等都未写及。

我采用多次重返故地，触景生情，见物思人，运用20世纪80年代曾流行过的“意识流”的写作方法，可以将内容无限扩大，视角灵活转换。只要是在工厂发生过的各种大小事情，有记录价值的内容，我都设法把它写进文章里。出版后，不少山友对我说： 文章写得很接地气。

我曾写到进厂初期在总装车间当装配工，当地一个征地农民工小周是我的同事，他因政策留守当地，华师大撤走后，小周分配到临安一个工厂上班，不幸英年早逝。我在回忆文章中记录了与他的交往与友谊。小周的上海师傅看了我们的回忆录，还多购了一本书，专门送给小周的妻子留作纪念，小周的妻子看到书后很感动。

我的文章中写到过一个生于山里的小三线二代，1986年工厂开始撤离山区返回上海，这孩子本来已考入上海中专，可是他惦记着山里儿时的伙伴，这年夏天他又回到山里玩，谁知当天小伙伴聚餐后去水库游泳，不幸溺亡。当事人的父母看到那篇文章后，又引起对往事的悲痛回忆。我得知此信息时，心中感到十分歉疚。

2017年春节后，回忆录基本成稿，我足足用了半年多的时间，进行编辑和修缮。期间我一边整理完善稿子，在改稿过程中对有关撰稿者提出修改意见，一边又在等待他们的补充稿。我自己也在写稿，双管齐下，我全身心地投入，几乎没有闲暇时间。

2017年下半年，我把这些文章拷贝给徐教授，并与重要合作者高球根先生一起去上海大学与徐教授会面、沟通出版事宜。徐教授认为根据这部回忆录的内容，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可编入《小三线建设研究论丛》，最后徐教授与我们合影留念。至次年的4月，我和高球根到上海大学历史系去校对，主要是文字校对，检查有无错别字。开始的专辑题目是“情系昌北”，昌北是昌化的北面，处于浙江的西北。我感到这个“系”太直了一点，就改成了“寄”，这是更具情感化的表达。对于8篇文章的编排顺序我也做了刻意的安排，党委书记张章权的文章名正言顺地放在第一篇，第二篇是党委副书记赵岳汀的文章，第三篇是老总务科长徐绍煊的文章，第四篇是办公室老主任赵振江的文章，接下去是曾柏清、唐定发、高球根的文章，高球根是副厂长，用他的文章来压阵比较合适。前面这些文章全是回忆录，而我的文章是“意识流”，所以这中间用了原动力科长祁学良当年写的两首诗歌来分隔，这样能从结构和逻辑上进行区分。

心里的“话”

在这部回忆录的组织、编写过程中，令我感动的是，三十多年过去，小三线岁月已与我们渐行渐远，但是每一个人仍旧十分愿意而且非常认真地完成写作，这些都是对我们青春年华的记录。在我收集资料时，他们主动提供给我当年事情发生的过程及细节；在平衡材料时，我同相关作者商议是否能把这件事分给另一个人写，他们都很支持我的安排，体现了我们多年老同事的情谊。2018年8月在上海书展签名售书那天来了很多我们协作厂的老同事，他们纷纷买书表示支持。他们要将书送给当年和我们一起工作过的有关老同事和当年工厂所在地的农民朋友；我也将出版的书送给了当时提供我素材的一些老同志们，以此聊表我对他们给予支持的感谢。

我22岁进山，参加小三线建设，37岁出山，把人生的美好时光都献给了小三线，能用文字把那段历史记忆留下来，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是一件对得起我们厂、职工和我自己的事。我们是普通老百姓，很少能成为大英雄，小三线在共和国的历史中是很小的一个细节。但是普通人有普通人的历史，我们也曾为共和国的发展添砖加瓦、流血流汗。这是我们朴素的情怀，这是我们正能量的行为，这是我们奉献过的青春。当我看到我曾为此呕心沥血、付出辛劳的文字得以正式出版，受到我们协作厂山友的关注，我在心里长长舒了口气，有如释重负之感。我曾充满无限感激之情，在2018年4月16日写过一篇短文，今天再次阅读，依旧心潮澎湃，热泪盈眶。现愿附于最后，与大家分享：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写在“情寄昌北”专辑出版之际

“情寄昌北”专辑是我们上海后方小三线协作机械厂的有关小三线的回忆录。在我们工厂撤离浙江昌北山区30年后，曾在工厂不同岗位工作的老同志怀着眷恋不舍的小三线情结，提起笔从各自的角度，多方位地将自己亲身经历的往事记录下来，比较全面地把当年工厂的生产、生活、工农关系和日常发生的一些细琐杂事展现在人们面前，真实、生动和感人。

我在整理和修订这些文稿时，随着文章中讲述的一个个故事，仿佛又回到了当年的时光，想起了我们的青春芳华和那峥嵘的岁月。我们这代人肩负着历史使命和责任，与共和国同命运共患难，为了祖国的国防工业建设，我们流过汗和泪，还有人淌过血甚至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这是我们人生中的一段难忘岁月。

这部专辑从组稿、动笔、出版，几乎花了近两年的时间，倾注了我们这些老同志的心血，也承载着工厂广大员工的期望。

当专辑第二稿打成清样、校对完毕之时，我对旁边一起帮助组稿、校稿的高球根先生读起了其中一篇文章的结语：“我在小三线工作的二十年，也是我人生年华中最美好的时光……现在回忆起来，仍然充满无限感情。”那时，我深深被这段话所感动，胸中涌起一股热潮。是的，这段话道出了我们上海小三线建设者的心声，我们的小三线情结是刻骨铭心又永恒的。

再次感谢上海大学历史系徐有威教授和上海大学出版社常务副总编辑傅玉芳编审给予的大力支持和指导。

作者简介：徐梦梅，1949年出生，1970年上海市机械工业学校毕业后，分配至上海小三线上海市协作机械厂工作。1974年入党。历任厂办秘书、党办和厂办副主任等职。1986年返沪，先后任职于上海柴油机厂党委组织部和任上海柴油机配件分厂劳资科科长、上海柴油机厂劳动用工制度改革办秘书长、劳动工资处副处长等职。 

（本文系徐梦梅口述，周曼琳、屈晨熙采访，周曼琳整理。周曼琳，上海大学历史系2018级硕士研究生；屈晨熙，上海大学历史系2019级硕士研究生。作者感谢上海大学历史系徐有威教授在本文撰写过程中提供帮助）

本文原载徐有威、陈东林主编：《小三线建设研究论丛》第五辑，上海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99—306页。感谢上海大学出版社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