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球根：撰写回忆录，抢救小三线的历史

编者按：对于很多人而言，“小三线”是一个陌生的名词，而对一些上海人来说，这个词却有着非同寻常的含义。四五十年前，他们响应国家的号召，从都市走向山村，生产军工，一呆就是十余年。岁月无情，曾经的少年已然两鬓双白，回想起当年的奋斗历程，却依旧记忆犹新。温故过去，才能烛照未来。今天带来的是小三线亲历者高球根编写回忆录的故事，他既是亲历者，也是记录者。历史只有通过研究，才能被后人更好地认知。通过他的记录，我们得以了解当年小三线建设的点滴往事。

高球根（中）向徐有威（右）、徐梦梅赠送《勤奋·和善——五十年往事纪实》（2019年1月，上海）

文 | 高球根

2015年，我的436页的上海小三线回忆录《勤奋·和善——五十年往事纪实》（以下简称《勤奋·和善》 ）完稿，借此把我的家事及半个世纪的工作、生活经历都记录下来。这本书的部分内容，已经在徐有威教授和陈东林教授主编的《小三线建设研究论丛》第三辑和第五辑中出版了（分别载上海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的第136-234页和2019年版的第265-292页）。

要说我为什么写这部上海小三线回忆录，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在此之前，我看到一些关于小三线的回忆和介绍，感觉到有些文章不够全面。写小三线，应该写小三线工人为了国家军工生产是怎么奋斗怎么把小三线建设好的，大小三线职工离开繁华的大上海，离开小家，奔向山沟，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克服种种困难，急毛主席所急，想毛主席所想，试制出国家急需的军工产品，装备部队。这是应该反映的主题，而不是把重点放在如何介绍朋友、生活困难、在小三线不安心、要去读大学等方面，我认为这些不是小三线的实际情况。实际上，当时毛主席为了准备打仗，才要建设小三线。我想，应该写这些问题才对。虽然我写的也不一定好，有我的局限性，我就自己来写写看吧！第二，我有个一起工作的同事对我说，你经历这么丰富，这也是一笔财富啊，你应该好好写一写！也就是说，这两个就是我写回忆录的指导思想，一个是要把我所经历的小三线的真实情况写一写，另一个，就是除了财富以外——我能留下的钱是有限的——我还想要留给子女这份无形资产，留给儿女、孙辈，再流传下去，希望他们对先辈有所了解，从而对那个时代的社会、历史也有了解，打开他们的眼界，增长他们的见识。

从《勤奋·和善》到“情寄昌北”

一开始，我是写了一首打油诗，顺着这首打油诗，我用我们企业管理上的“鱼刺图”的梳理方式，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写下去，这样就不会有遗漏了。我列了很多提纲，那时候我半夜突然想起来一个问题，马上就起来写。

我多数是利用工余时间写的。我退休以后，上级组织又安排我工作了两年，再后来有位私企老板又叫我去工作了五年，在那里我比较空闲。上午，我一上班就先去工厂兜一圈儿，看看有什么问题要解决，然后我就回到办公室开始写，下午再去车间兜一圈，回来继续写。我后面也写了，这位私企老板的企业给我创造了很多有利条件。

凭感情说，我写作水平是不高的，也从来没有写过什么，也没用过电脑，我开始是用手写的，后来我想还是用电脑比较好，电脑也是现学的。我办公室有两个年轻人教我学会电脑打字、排版等。我觉得如果不去上班，坐在家里，可能不一定能写得这么好。想不到后来进行得很顺利，基本没什么困难，一写就写了这么长。

50年的生涯没有留下多少文字和实物资料，全是凭自己的点点滴滴串联起来的回忆，我还找了一些资料。小三线资料不多，我找了一些报纸，其他的不确定的事情我也去网上搜了一下，我去一级战斗英雄烈士许家朋烈士陵园并看望烈士父亲，有些关于他的英雄事迹我不太清楚的，我都是在网上找的。还有野营拉练，我虽然参加了，但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我也是在网上找的。还有我们去看倪志钦跳高，他是哪一年跳到最高2.29米的，这个我忘了，也得在网上找。像这些我不确定、知道得不详细的情况、时间等，我都要再印证一下。这些都是我亲身经历的，书写好之后给我的同事看了，他们也都是认可的，因为都是真的，大家也能跟着一起回忆。

《勤奋·和善》完成后没有正式出版，我自己印了几十本，后来不够，又多印了一些，90％送给了同事们，剩下的给了我的家人。其实一开始我觉得写20万字差不多了，结果写了有三十几万字，其中选出了8万字左右，就成了徐有威教授主编的《小三线建设研究论丛(第三辑)》“情寄昌北”专辑中《我与协作厂》一文。

有一次，协作厂的老同事一起吃饭，我们都认为上海小三线两个最大的成果就是两个军品，要研究小三线，肯定要研究这些，可原来都没有这方面的东西，党委书记张章权就讲，这怎么搞的！徐梦梅说：“那大家来写呀！”他问我，我就说我有现成的，也就是我《勤奋·和善》里的，他说，那将来我们两个一起来做这个，我说可以啊。就决定要出一本书了。

一开始就是一起吃饭的这些人，我们问他们，你写吧？你写吧？当时，张章权书记已经89岁了，我和徐梦梅一起到他家里去，由他讲，徐梦梅帮他写。我们认为，只有副厂长、党委书记、徐梦梅和我四个人，太少了，徐梦梅认为我和他们比较熟悉，于是我就去找人一起写，有的人年纪大了，动手很困难。再问第二个人，就是曾柏清，他年纪跟我差不多，我说你一定要写，可以自己写，再让儿子打字。曾柏清原来是团委副书记，后来做保卫科科长，他写得很好，他这两方面都写了。我一共找了三四个人，我们跟他们说，就根据自己的回忆写，很简单的，不过只有曾柏清写了。

关于我的文章，我写的东西可能会比较全面，所以一开始我就和徐梦梅说，如果他们写的和我一样，就把我写的删掉，如果人家没有写而我写了，这个事情又是他具体做的，就把我的东西放在他那儿。除了这种删改之外，我想有些东西也不应该放进去，特别是政治问题，或者是我自己私人的东西，我都没放。再有就是后来我到上海来筹建配件分厂，我也没有放进去，因为我想要写的就是我在小三线的17年，我决定要把在小三线的精华写出来，要把我们协作厂广大员工在艰苦条件下，克服种种困难出色完成上级交给协作厂的各项任务的忘我精神写出来。所以我按照小三线的时间段，除了政治问题和我自己的问题，其他都写了。

我写的、选择的这些，都是我亲身经历的事，我写好以后给几个人看，比如给了我当时同一个渔业公司的同事，他跟我是一条船上的机员，还有就是我从动力科开始一直在厂里面的同事，我写好给他们看，他们可以检验我写的是否切合实际，他们都认为我写得比较真实，包括上个月19日，我碰到一个同志，他也说你写得真好，为什么好呢，因为没有虚假的。

“情寄昌北”是我和徐梦梅一起组织的，我们俩负责看别人的文章，他讲我的文章不用看，事例很多。关于我的文章，除了出版社后来作了一点删改，只有一个同志给我提建议了，他就是顾宗武，他是老同志，比我年纪还大，他提了三点建议。我觉得这个老同志蛮好，提建议的只有他一个，他这个人很正直的，当年他是供应科科长，我是副厂长，也是分管这个方面的，本来我们也是上下级的关系，他跟我关系也比较好。我很激动，我说好。他说如果再出版的话，可以再改改，我后来自己又印了二三十本回忆录，就改了。

圆满与遗憾

因为大家住得都很分散，书出版后也没再召集大家问问感想。但对我而言，再回头看看，我觉得我的文章中生产方面写得比较少，我们厂生产做得很好的，整个后方，我们厂上缴的利润是最多的，这些从唐定发的文章也能看出来。我虽然写了一点员工怎么完成五机部交给我们的任务，怎么拼命地干，但写得还不够。还有一点，就是整个“情寄昌北”，技术方面写的比较少，虽然当时徐梦梅也叫人写了，但由于各种原因最终还是没有写。

写《勤奋·和善》、完成“情寄昌北”，我有很大的收获。一方面，我的回忆录给我的同事们看，大家都很激动，也有发短信给我，说这可以帮助大家一起回忆。我想，一个人只要肯做事情，事情做得多，了解得多，将来回忆的东西就多。我在山里面，在老同志的指点下，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要做的事情也很多，职工的事情很多的，我就一点点地做，所以现在才能回忆起来，如果自己不做，又怎么能回忆呢？

还有一点，就是对小三线来说，这件事是很值得的。我感受最深的，就是还有许多人不知道我们上海还有小三线。2018年夏天上海书展签售，我也去了，我签好名后有个人问我：“什么叫小三线？”那些路过的、买书的，他们问我：“上海小三线在什么地方？”他们都不知道，我就跟他们讲，大家对小三线终于都有点理解了。大家讲：“哦，那你们蛮辛苦的，在山沟里面。”这次，终于能把我们协作厂的情况传播出去，把我们小三线的情况发扬出去了，让大家知道，还有我们上海小三线。

对于参加小三线建设，我没什么后悔的，这是锻炼我的事情。我20岁就进了山，三十几岁回上海，我做工人时也调了几个岗，管道工、净水车间、空压机房，都做过待过。还有当年去绍兴招工，不要看我才去招了四个月工，其实接触社会是很多的，学到了很多社会上的事情，我总感觉，我能走到后来、走到今天，这17年对我后来的工作有很大帮助，包括员工对我都是很好的。

我们协作厂的员工，大部分也都感觉去小三线是值得的。这是他们原话啊，一方面如果说我们在上海，肯定不会像小三线那样工作。有个工人原来在上海机床厂做翻砂的，一天工作下来，一塌糊涂，脸都晒黑了，下班只能看到牙齿和眼睛。但相比较来说，我们在小三线压铸是比较机械化的。还有，我们留在上海，可能到现在也没分到房子，我们那些同学都是一室户，而我们都是两室户，他们开玩笑地说：我们去了十几年，回来一套房子都有了，值！另一方面，我们厂也比较特殊，在浙江，而且后勤保障工作做得很好。

未来的小三线研究

对于以后的小三线研究我有一点建议。费孝通说了，三线建设，为当地发展加快了50年！改革开放为什么发展这么快，跟中央当时三线合理布局也有关系，像第二汽车制造厂就是三线的，改革开放的时候，没有这个工业基础就发展不起来。所以小三线是要肯定的。

小三线研究，应该重点写工人们怎么艰苦奋斗、团结一致地来建设小三线，我们要写的是小三线，特别是小三线的前十年，如何组织大家、如何奋斗，才能把上海小三线建设出来的，现在写这些的比较少。

比如我们厂，1965年筹建，到1968年试生产，到1982年都是兴旺的时期，或者说是到1984年也可以。我认为小三线建设时间上分为两段，重点在前十年，不是指基建方面，而是建厂初期，到后来就是生产了。1970年到1980年，是我们后方小三线建设时期，是后方小三线试生产、出产品的时期。这前十年要大写、多写，我们具体是怎么在一块空地上、在一个山沟里，把小三线工厂建设出来，而且还生产了许多国家需要的东西的，这才是主要的。可以分为三点：第一点，我们是怎么建设的；第二点，我们是怎么把产品试制出来的；第三点，我们又是怎么根据国家需要，把产品生产出来的、满足国家需要。

我们搬回上海已经三十多年，当年进山的人中年龄最大的已经九十多岁，最小的也到退休年龄了，我们这代人，为建设小三线作出贡献，同时也有责任把小三线建设的经历、小三线建设精神（干打垒精神）写出来，留给后人、留给社会。

我特别建议有条件的单位和个人，用起脑，动起手，把经历写下来，在徐有威教授的指导下，编成我们上海小三线建设的专辑。

《小三线建设研究论丛》第五辑，上海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作者简介：

高球根，1948年生于上海，1965年参加工作，1970年入党。历任上海市海洋渔业公司机要科机要员，上海小三线上海市协作机械厂基建、设备、动力科党支部书记、厂党委副书记和副厂长等职。

（本文系高球根口述，张雪怡、曹芯采访，张雪怡整理。张雪怡，上海大学历史系2018级硕士研究生；曹芯，上海大学历史系2018级硕士研究生。作者感谢上海大学历史系徐有威教授在本文撰写过程中提供帮助）

本文原载徐有威、陈东林主编：《小三线建设研究论丛》第五辑，上海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93—298页。感谢上海大学出版社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