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仲泉：构筑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建设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构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和国家治理体系提供了强力理论支撑，使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有了一系列制度保证。邓小平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归根结底就是要解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问题。《决定》立足于三个“着眼于”，证明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由治党及至治国的道路的成功，为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政治体制改革的制度建设指明了方向。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简称《决定》），规划出一个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伟大工程。它宣告我们党探索出的由治党及至治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之路取得了空前成功。

《决定》构筑了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制度建设基本框架

邓小平同志说过，“我们这老一代解决不了长治久安的问题”。他寄希望于把党和国家的制度建设好，到建党100年时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决定》紧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主题，系统总结党领导人民在新中国70年来、改革开放4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国家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方面取得的成就、积累的经验，全面回答了在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上，应该“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政治问题，明确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要求、总体目标和重点任务，既勾勒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宏伟格局，又绘制了实现“两个十五年”战略安排的具体路径，极大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理论，成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

为什么说《决定》构筑了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制度建设的基本框架呢？

《决定》第一次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13个显著优势，不仅使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有了更为全面的依据，而且为不断构筑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制度建设工程指明了方向。它集长期以来党不断丰富的理论认识之大成，第一次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作了全面精准概括，使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认识提升到“显著优势”新境界。这个新概括，使构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和国家治理体系有了强力理论支撑。

《决定》第一次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由13个领域和方面的制度组成的制度体系。这13个领域和方面的制度，既形成为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等的多层次宝塔形结构，又由于党的领导制度是国家的根本制度，统领和贯穿着其他12个领域和方面的制度，因而形成“1＋12”的制度格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靠“1＋12”的制度来支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也靠“1＋12”制度的持续坚持和不断完善才能实现。《决定》设计的这个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有了一系列制度支撑。

《决定》第一次明确突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演进方向和规律，使构筑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制度建设的基本框架成为势所必至、水到渠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思想从提出到构筑制度体系，经过了“四级跳”：第一级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制度治党治国思想和要求到建党100年时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这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初始阶段。第二级是胡锦涛同志在庆祝建党90周年讲话中首次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称谓，指出它是一整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建设工程的构筑上具有奠基意义。第三级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重要思想，明确了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能力的里表关系，增强了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理论自觉。这是理论认识的一大飞跃，为确立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主题作了重要理论准备。第四级就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它从党的十九大确立的战略目标和重大任务出发，着眼于确保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对党领导人民在我国国家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方面取得的成就作了全面总结，阐述了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各类制度，部署了需要深化的重大体制机制改革任务。从而，构筑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制度建设工程的基本框架成为历史发展的自然过程。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解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问题的制度建设

邓小平同志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归根结底就是解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问题。1980年8月发表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是一篇政治体制改革宣言书。这个宣言书通篇贯穿了这个精神。

1980年8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邓小平同志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时明确了四条根本要求：一是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涣散党的纪律，而正是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纪律。不断改善党的领导就是为了加强党的领导。二是政治体制改革总的目标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有利于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三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在中国大陆不搞多党竞选，不搞三权分立和两院制，实行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四是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各方面的制度，是一项艰巨的长期的任务。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是实现这个任务的关键。

邓小平同志为什么对我们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作这样的设计呢？最根本的是，出于对中国国情的考虑。中国的国情是什么？这包括我们国家的历史传统、民族基因、革命经历和现实需要等诸多方面。比如，讲政治体制改革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而是为了加强党的领导。谈到需要政治稳定，不能照搬西方那一套，邓小平同志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卡特时指出：人们往往把民主同美国联系起来，认为美国的制度是最理想的民主制度。我们不能搬你们的。“中国如果搬你们的多党竞选、三权鼎立那一套，肯定是动乱局面。”“没有安定的政治环境，什么事情都干不成。中国有中国的实际，这点我相信我们比外国朋友了解得多一些。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要讲社会主义的民主，也要讲社会主义的法制。在强调发展民主的同时，要强调教育我们的人民特别是青年要有理想，守纪律。”

邓小平同志基于中国国情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设想，实际上是将治党与治国紧紧联系起来考虑的，或者说是由治党及至治国的改革思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只有治好党才能治好国。这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把握的真谛。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悟这个真谛，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以治党及至治国的创新理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一方面，明确提出：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治党始终坚强有力，治国必会正确有效，并把加强党的建设作为“新的伟大工程”向前推进；另一方面，又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这就进一步指明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和途径，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规律的认识。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又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是我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自我完善和发展形成的“一整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这样，由治党及至治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路径更加明确起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40年来，我们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日益完善，全面依法治国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日益健全，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保障和法治保障更加有力，人权事业全面发展，爱国统一战线更加巩固，人民依法享有和行使民主权利的内容更加丰富、渠道更加便捷、形式更加多样。他还论列了这些年所进行的若干具体的体制改革内容：诸如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依法治国体制改革、外事体制改革、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国家安全体制改革、国防和军队改革、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纪检监察制度改革等一系列重大改革。这表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取得巨大成就。

《决定》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成功之路的重要宣示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决定》在习近平总书记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基础上，立足于三个“着眼于”（“着眼于坚持和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确保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着眼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着眼于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总结党领导人民在国家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方面取得的成就、积累的经验，重点阐述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部署需要深化的重大体制机制改革和需要推进的重点任务。这既形成了由“1＋12”制度图谱组成多层次宝塔形结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也展示了构筑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制度建设工程的伟大气派。这个伟大工程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既深刻揭示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之路的丰富内涵，也全面总结了40年来政治体制改革之路的伟大成果。简言之，即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之路的重要宣示。

为什么作这样的宣示呢？一是它符合邓小平同志设计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要求。有如前述，当初提出这个问题时，首先就是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改革并完善各方面的制度最关键的是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决定》论列的13个制度就是以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作为最根本的制度来构筑的，因而是“1＋12”制度格局。其他各项制度都体现了邓小平同志的具体要求。

二是它体现了政治体制改革是为了使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最终目的。政治体制改革本身不是目的，不能盲目地为改而改，特别是不能受某些势力的蛊惑按照人家的意图来改。对此，邓小平同志提出这个问题时讲得很清楚。前已指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有利于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希望30年后能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决定》构筑的伟大制度建设工程实现了这个要求。

三是《决定》论列的众多制度建设，说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由治党及至治国之路是成功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健全和完善各种制度建设。有了健全、完善的制度，就有利于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决定》构筑的13个制度遍及治党到治国的各个方面，形成了严密完整的制度体系。这无疑是对40年来政治体制改革成果的全面总结。

四是它为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政治体制改革的由治党及至治国的各种制度建设指明了方向。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了解由治党及至治国的这条政治体制改革之路的特点，因而对40年来取得的成就视而未见。当然，尽管成就巨大，但不可能尽善尽美，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和短板。这正是需要不断丰富和完善的。应当指出的是，继续丰富和完善只能是沿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引的方向进行，决不是去另辟他径。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各种改革，都是旨在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而绝不是相反。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指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也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旨在党和国家长治久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制度建设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劳永逸，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地丰富它、巩固它和发展它。我们要以愚公移山精神，以与时俱进的眼光，子子孙孙持续接力，为夯实筑牢长治久安制度建设工程不懈奋斗，由治党及至治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之路将会愈走愈宽广！

作者：石仲泉，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文章来源：《前线》杂志2020年第2期，原文题目“构筑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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