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春秋︱考古学家夏鼐的光华附中求学岁月

目前出版的十卷本《夏鼐日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起始于夏鼐高中毕业之后，缺乏1927至1930年在光华附中期间的记录。另外，夏鼐晚年为补大学之前日记缺失，根据回忆所撰的早年年谱等文章虽对光华附中时期有所追忆，但较为简略。笔者工作之余，偶然发现了一些夏鼐早年就读光华附中的相关史料。这些史料见证了夏鼐在光华附中求学的经历，可以为人们了解这位大师的早年岁月提供基本凭借。

1910年2月7日，夏鼐生于浙江温州，为家中次子。祖上在温州城内经营丝线，算是当地富商。夏家十分重视子女教育，于族中设有私塾，延师训课。后家人以新式学校教育胜于私塾，送他入读当地的瓦市殿巷模范小学，后又转入省立第十师范附小。在附小期间，夏鼐成绩优异，凡试皆为第一，被推为级长。1924年，省立十中初中部招生时，投考者有八九百人，夏鼐名列第二。1927年初中毕业时，他成为学校保送省立十中高中部的五名学生之一。然而他并未满足于继续在温州小城就读，在取得初中毕业证书后即前往上海，考入了光华大学附属中学高中部。

1925年，光华大学附属中学（简称光华附中）与光华大学同时建立。由于光华附中与光华大学一体办学，故不另设校长，由中学主任总辖一切校务。光华附中成立初期，陆士寅、钱基博先后担任主任。

1927年7月，著名教育家廖世承应邀担任光华大学附中主任。廖世承早年留学美国，攻读教育学。1919年回国后，曾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东南大学）教授兼附中主任，办理中学颇有名气。他到任后，制定了《三年教育计划书》，推行系列改革，使得光华附中得以迅速发展。19世纪30年代初，光华附中在上海市中学毕业会考中两次荣获第一，名震一时，从而与省立上海中学、南洋模范中学一起被称为“上海三大中学”。1927年9月，夏鼐考入光华附中时，正值廖世承开始职掌附中。

最初，光华大学大学部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附中在丰林桥路（今枫林路）租房办学。1926年，光华大学大西路（今延安西路）校园建成后，大学部首先迁入。1927年，中学部亦迁入大西路校园，与大学部共用食堂、运动场等相关设施。中学部迁入之初，校舍尚未建设完备。廖世承遂主持将教室改为宿舍，另建茅草屋十余间为临时教室，至1928年12月宿舍落成后始撤。因此，夏鼐最初的高中课程学习是在茅草屋中进行的，这也正是他的国文老师王蘧常在挽联中提及“讲授茅茨”的缘由所在。虽然茅草教室条件艰苦，却没有学生叫苦，时任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赞叹道：“寒天暑地，弦诵其间，师若弟宴如也。”

光华附中设有初中部和高中部，学制均为三年。高中部实行分科制，最初分普通科和商科。1928年春季开学后，又将普通科划分为文、理两科。文科侧重国文与英文，理科重在数理化，而商科在一般高中课程外增加会计等科目。1927年寒假期间，由于岳父过世，夏鼐请假而晚到学校数星期。由于错过选科时间，当时选了文科的室友庞元龙替他也选择了文科。谁知当年暑假，夏鼐突然产生了学工科的念头，准备转学浦东中学，以便将来考交通大学。这个想法后来无果而终，否则中国便可能少一位考古学家而多了位工程师。

对于在光华附中期间的学习成绩，夏鼐曾在自订年谱中不无自得地回忆道：“是年（1928年）上下两个学期，余之成绩皆为全级第一名”。从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所藏的一份史料来看，夏鼐此语非虚。1930年1月，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和附中主任廖世承共同签名、盖章，向夏鼐颁发了一份学生奖金证书：

这份“学生奖金证”表明，夏鼐在1928年下学期的成绩确实很优秀，因而获得奖学金。然而，似乎还不能完全坐实他“全级第一名”的说法。不过《私立光华大学附属中学章程》中的“奖励规则”明确指出：“各级学生学行优良，第一名得奖金四十元，第二名得奖金十元。”据此，夏鼐在1928年下学期的学习成绩为年级第一则无异议。

1928年上学期，夏鼐是否也是“全级第一名”呢？根据《光华大学附属中学十周纪念册》所载《历年得奖学生一览表》，1928年上学期高一年级仅有第二名获奖者姓名，第一名获奖者则空缺。笔者推测这个空缺的获奖者，很可能就是夏鼐。光华附中章程规定，学生要想获得奖金，除了学习成绩优秀外，学期内请假天数不能超过一周。而上文已经提及，夏鼐在1927年寒假因为岳父丧事，返校迟到了半月。因此，他很可能该学期学习成绩名列全年级第一，但因请假超期而没能获得第一名奖学金。根据《历年得奖学生一览表》，在夏鼐回忆之外，他还曾获得过1927年秋的第二名奖金和1929年春的第一名奖金。

夏鼐之所以取得如此优异成绩，据他的温州同乡、光华附中时的同学王祥第回忆，每次学期开学之时，夏鼐就把这学期主要的课本从头至尾自学一遍，打好基础，等到正式上课时又听的十分认真。除了自修能力，当时夏鼐学习的专注力也十分了得。光华附中地处沪西郊区，大部分学生都住校。由于校舍空间有限，寝室又兼做自修室。有一学期，同寝室的同学经常在寝室内吹拉弹唱，然而夏鼐却身处其间读书自若。

除了在学习上表现优秀外，夏鼐在各类课外活动与学生自治团体中也很活跃。光华大学及附中有国文以及英语演讲、翻译比赛的传统。1930年《光华年刊》所载《甲戌级校史》载，“其他课外活动如国语演讲比赛、英语演讲比赛等，也都是我们级友做中心的柱石。这些都足以证明我级活动范围的光大和成绩的优良。”该级优良成绩的取得，离不开作为其中一份子的夏鼐。在1928年的高中英语翻译竞赛，夏鼐摘得全校第二名。1930年春季，光华附中举行首届全校国文作文比赛。当时光华大学请国文系教授童伯章和钱基博拟定作文题目两则，一为“品与学孰重”，一为“大西路边”。比赛结束，复经童、钱二人评定成绩，夏鼐名列全校高中组第二名，并获银质奖章。

夏鼐在自己所在的一九三四级（当时以大学毕业年份计算级数）担任文书一职，同时还参加了光华附中学生会工作。建校之初，光华大学及附中就组织成立了学生会，以指导、组织全体学生参加各类文体活动。最初，大中两部学生会一体，1928年下学期分立。1928年冬，光华附中学生会组织出版周刊《旭刊》时，夏鼐为编辑部编辑主任之一，并同时担任文艺组职员。该刊次年二月正式出版，刊有论著、译述、文艺、报告、校闻等信息。后由于内部意见不一，附中学生会会务曾一度停顿。

1929年上学期，经学校当局指导赞助，附中学生会重新成立，夏鼐担任文书部部长。当年年底，附中学生又重新召集大会并修订章程，产生了新的附中学生会。夏鼐担任编辑部部长，负责出版《光华附中月刊》。该刊注重学术研究及文艺小品，但仅出版一期就因经费问题而停刊。后学生会再次改组，《光华大学附中周刊》接续为学生会会刊。该刊由徐志摩、廖世承等人担任顾问，先后出版三期，刊载有议评、文学诗歌和光华附中动态等。此时，夏鼐已不再担任会刊编辑部成员，而是以“特约撰述”的身份积极为刊物撰稿，除整理名人演讲记录外，还在上面发表了学术文章。

1929年，“现代四大史学家”之一、光华大学历史系主任吕思勉在光华大学社会学会所编刊物《社会期刊》创刊号（1929年5月20日）上发表《饮食进化之序》等文。而在1930年1月1日出版的《光华大学附中周刊》第一期上，夏鼐发表了《吕思勉先生<饮食进化之序>的商榷》一文。该文从生物学以及文字训诂等角度就“茹毛”一词的含义等方面与吕思勉展开了商榷。时过多年，夏鼐将此文其中一节“‘茹毛'是否指食兽之毛”在《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3期）上重新发表，可见他对这篇光华附中时代作品的珍视。这篇高中时代的商榷文章，或可看作夏鼐走上学术之路的开始。此外，该文的撰写还引起了夏鼐对生物学的兴趣，因此后来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以及清华大学历史系就读期间，他均曾有过转学生物学的想法。

每年毕业前夕，光华大学都会组织大学以及附中毕业生组建编撰小组，出版《光华年刊》，以便刊载毕业生的相关信息，以资留念。1930年，作为毕业生的夏鼐以光华大学一九三〇年刊社事务部职员身份，参与了《光华年刊》（1930）的编撰工作，并为我们留下了一帧高中毕业纪念照。

上述夏鼐在光华附中时期的刊物编撰实践，可以说是为他日后参编《清华周刊》、主持《考古学报》、创立《考古》杂志等办刊工作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夏鼐在光华附中期间的优异表现，除了个人努力，与附中以及大学部老师们的影响不无关系。在国文教学方面，光华附中以经、史为国文学习材料，且重在作文技能的练习以及欣赏趣味的养成。目前所知，在光华附中教过夏鼐国文的教师有两位：顾荩丞、王蘧常。

顾荩丞为南高师毕业，后先在江苏省立第三中学、南开附中、圣约翰附中任教，后随“六三事件”脱离圣约翰，任教于新创立的光华附中。夏鼐考入光华附中之初，顾荩丞担任他的班主任兼国文教师。任教光华期间，顾荩丞著有《文体论ABC》《说文综合的研究》《国学研究》等。

另一位国文教师则为身兼哲学史家、历史学家以及书法家的王蘧常，他著有《诸子学派要诠》《严几道年谱》《沈寐叟年谱》《抗兵集》等。有一次国文课上，王蘧常给学生出了一个作文题目“我所钦佩的一个人”。由于从初中开始，夏鼐就钦佩鲁迅的人格与文笔，便以鲁迅为对象写了一篇杂感。班上其他人所写钦佩对象为郭沫若等人，而有一位同学所写却是夏鼐，对此王蘧常专门在班上提到这篇以夏鼐为对象的作文。

夏鼐在高中三年接受了两位文史大家的国文课程，在作文以及文史兴趣方面有很大提升。对此，多年后王蘧常仍有“早识茂才”之叹。此外，夏鼐就读光华附中之时，还有沈昭文、苏福应教授英文，倪若水、桂叔超教授算学，潘序祖教授西洋史，姚舜钦教授人生哲学等。高中毕业多年后，夏鼐也曾多次拜访过这些光华附中时期的老师们。

由于光华附中和光华大学在同一校园办学，因而附中学生得以共享大学师资。作为高中生的夏鼐，曾去旁听光华大学哲学系教授胡适的《中国哲学史》、文学院院长张东荪的《西洋哲学》、国文系教授吴梅的《中国戏曲史》等课程。不过因为光华附中课程较多，夏鼐又不愿旷课，所以有的大学课程只在讲堂外一观风采，没有进去听课，如张歆海、徐志摩、钱基博、吕思勉等人的课。

初中时夏鼐就阅读过鲁迅的《呐喊》，所以当1927年11月16日鲁迅应邀在光华大学发表演讲时，他特意慕名前往现场聆听。演讲原定下午两点，不过由于鲁迅住处距离光华路途遥远等原因，至两点半方才开讲。因此，鲁迅在演讲开头首先自嘲道：“我今天是汽车搬来的，但我很惭愧，觉得自己还没有被汽车搬的价值。”此次演讲内容后来由光华大学学生洪绍统、郭子雄合记，以《文学与社会》为题登载于《光华周刊》第二卷第七期（1927年11月28日）。少年时期开始，夏鼐便开始阅读鲁迅著作，而聆听鲁迅演讲让他对鲁迅的为人与为文格调愈发欣赏。1936年11月9日，在英国留学的夏鼐得知鲁迅去世的消息后，在日记中写道：“对于他笔锋的尖刻，对于他在思想界中的奋斗，也极其倾倒。”或许正因为如此，夏鼐对生活中以及社会上的不良现象，常在日记中予以批判。

1928年5月4日，胡适在光华大学公开讲演“五四运动纪念”。对于此次演讲，夏鼐后来在文章中虽有提及，但称没有印象。然而高中时好友王栻是胡适的崇拜者，购入许多胡适的书，而又多为夏鼐借去，据此揣测他也很有可能前去聆听，但因不及鲁迅对他影响之深而“没有印象”。或许正如他在回忆中没有提及在光华附中时聆听张东荪的一次演讲，其实他不但去了还对演讲内容做了整理。

1929年，光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哲学系教授张东荪为光华附中学生开讲座，演讲主题原定为“求学的方法”，后改为“修学的方法”。夏鼐聆听此次演讲后，对演讲内容专门做了整理并交由张东荪校阅，后以《修学方法拉杂谈》为题发表在《光华大学附中周刊》第二期（1930年1月10日）上。张东荪在演讲中对自修方法与重要性的强调，当深为夏鼐所认同，因此他积极整理演讲稿，并且在求学生涯中很注重自修。以至于在夏鼐大学时期的日记中，我们还常能看到“上课还不如看书”“考试还不如看书”“为什么自己不早点辍学自修”等诸如此类的记载。同时，张东荪的演讲还强调了英文作为求学问的工具。光华附中时代的夏鼐已十分重视对于英文的掌握，曾参加英语翻译竞赛并获奖。在夏鼐大学时期的日记中，也留下了多处他自我训练英语阅读速度的记载。此后，在北京求学期间，夏鼐还曾专门前去聆听已北上燕京大学任教的张东荪关于“哲学与科学”的演讲。

1930年4月，夏鼐顺利通过上海市教育局主持的毕业会考。6月28日，光华大学举行第五届大中学生毕业典礼。在毕业典礼上，光华大学教授、原中国公学校长（1930年5月19日离任）胡适做毕业演讲。

胡适的毕业致辞内容虽不可知，但巧合的是，四年后（1934年6月22日）清华大学的毕业典礼仍是胡适致辞。对于胡适的致辞，夏鼐在日记中有清楚地记载：“上午十时行毕业礼。来宾演讲是胡适。4年前在光华时曾听过他在毕业礼中的致辞。这次也不外那套陈话。说‘自己有三张药方，好比观音赐予孙行者的三根毫毛，可以给你们将来救急用：（1）多找出几个问题，以作研究；（2）多弄点业余的玩样，在职业外发展自己的天才；（3）要有自信心，自强不息，不问收获，但问耕耘。’”

据日记中所谓“不外那套陈话”的评价，可知此次演讲当离光华附中毕业那年的致辞之意不远。当时夏鼐正处在大学毕业后前途未卜的迷茫之中，不免对胡适的演讲有“局外人的风凉话”的感慨。但实际上，在夏鼐后来的求学生涯中对胡适的毕业演说却又深有体会，如他在英国留学时对读书与娱乐关系的思考、以学术研究为终身事业的考量等。

对于三年的光华附中求学岁月，他在“1930年日记片断”中写道：“枯燥无味的中学生涯已经完结了，崭新的大学生涯方将开始，在生命史上似乎重新掀开了一页，想象到未曾经历过的境界，常使人起了一种憧憬。”发出这种感慨，正如今日高考结束后，莘莘学子对未来大学生活的渴望。也正是这种渴望，让他在“无聊”的求知道路上越走越远！

因成绩优良，夏鼐获得了免试升入大学部的机会。然而，就像初中毕业时有着更高的追求一样，他再次选择放弃保送，报考了中央大学和燕京大学，并且均获录取。最终，夏鼐选择北上，前往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习，一年后转学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毕业后，夏鼐又考取公费留学资格，前往英国伦敦大学深造，从而踏上了以考古学为终身事业的漫漫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