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巴拉克的三十年执政给埃及留下了怎样的启示和遗产？

近日，曾经的中东风云人物、埃及前总统侯斯尼·穆巴拉克（1981~2011年在任）走完了自己辉煌与耻辱相互交错的人生之旅，默然淡出人们的视线。

我的脑海里萦绕着两组反差极大的镜头。9年前，突尼斯自焚小贩那把火，旋即延烧到埃及，成千上万的老百姓，高呼“大饼、自由与公正”，涌上开罗、亚历山大大街小巷。仅仅过了18天，2011年2月11日，穆巴拉克面容憔悴地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宣布辞去总统之职。不久，这位80多岁高龄的原总统，多次被关在铁笼里接受审判的画面，在世界各地反复播出。这是穆巴拉克倒霉透顶的日子！

又一组迥然不同的画面，在我脑海中我挥之不去。

1999年埃及举行总统选举，穆巴拉克最为风光的日子。投票前夕，《金字塔报》头版，连续两天的大字通栏套红标题：“穆巴拉克爷爷，我们热爱您！”“穆巴拉克爸爸，我们热爱您！”埃及军方的直升机出现在开罗的公园和闹市区，向孩子们空投玩具、文具、儿童读物这样的小礼品。我们驱车从开罗到塞得港，看到公路两旁为穆巴拉克鼓与呼、呼唤穆巴拉克连任总统的标语，绵延十余公里，如同旌旗招展，蔚为壮观。总统选举当天，开罗的文艺界大腕和体育明星来到投票站，排着几十米的长龙，等候投票！

俨然两个穆巴拉克，哪个更真实呢？

蓝天骄子 战争英雄

穆巴拉克并非一开始就注定钉在铁笼受审的历史耻辱柱上。他是出身草根的空军飞行员和平民政治家，如同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进入埃及民众的视野。

从开罗驱车往北，行驶一个个多小时，便到了米鲁夫省省会沙宾。1928年5月4日，穆巴拉克出生在离沙宾1公里左右的小镇上。这个司法官员的儿子，自幼痴迷于军事，有鸿鹄之志，勤奋苦干。先后毕业于埃及的军事学院和飞行学院，两次赴苏联学习飞行技术，第三次则到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进修一年。作为轰炸机飞行员，技术精湛，毅力顽强，军事过硬。1967年6月5日上午，以色列空军倾巢出动，偷袭埃及，埃及空军几乎全军覆没。穆巴拉克驾机起飞后不久就遭遇险情，立即做出判断，驾驶飞机在卢克索安全着陆。1972年4月他晋升空军司令，为埃及大军在1973年10月6日强渡苏伊士运河提供空中掩护，对运河东岸以色列军队建造的巴列夫防线进行饱和轰炸。

十月战争开战前夕，萨达特总统询问履新不久的空军司令穆巴拉克：“空军是否准备好了下一次战斗？我们的空军已遭受两次致命的打击了，如果再遭受第三次打击，那就等于我们投降。那么从那一天起，在空军的名单上，就再也找不到我们的名字了。我们在全世界面前将成为笑柄。”穆巴拉克毫不犹豫地回答：“我们的空军能够完成交给他的任何任务。我们完全做好了战斗准备。”10月6日下午，穆巴拉克指挥埃及空军发动突然袭击，摧毁苏伊士运河东岸的以军机场、导弹控制中心、雷达干扰中心、作战指挥部和司令部，成为战争英雄，深得萨达特赏识。他脱下戎装，1975年担任埃及副总统，1981年开始了执掌埃及近30年的总统生涯。

发展受挫 强国梦碎

稳定政局，推进经济改革。穆巴拉克在萨达特遇刺的血泊中掌舵埃及，当时政局不稳，形势严峻。他当政后立即释放大牢中的反对党派领袖，直接接到总统府进行政治对话，当面释放善意，缓和政治紧张。采取措施，整肃军队和国家安全机关中的伊斯兰极端分子。1982年召开全国经济工作会议，纠正萨达特时期（1970~1981年）“消费性开放”的弊端，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发动各种传媒，从宗教和思想层面与伊斯兰极端主义作斗争。然而，穆巴拉克时运不济，时值国际市场上油价下跌，埃及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陷入长期经济危机。在经济改革中，穆巴拉克扛住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压力，坚持改革必须在埃及老百姓的承受范围之内。利用海湾危机给埃及带来的难得机遇，成功地分期减免埃及一半外债，1991年开始进行稳健的经济改革，最终使埃及结束近10年的经济危机。从90年代中期开始，埃及保持着年均增长率5%以上的中速经济增长，为政治稳定奠定基础。

虽然穆巴拉克90年代的经济改革取得成效，但是发展埃及经济、进而恢复埃及强国地位的两个支柱——横向拓展战略和工业强国梦想，均无果而终。这是埃及2011年动乱的根本原因。

穆巴拉克认为，埃及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人口过快增长，这是基于历史与现实的准确判断。20世纪初，埃及总人口不到1000万，1952年突破2000万，半个世纪内翻了一番。1952年埃及“七月革命”成功后，人口增长速度更快，1980年上升到4090万，1998年6140万，2008年8200万。据报道，2015年埃及人口突破9000万！“阿拉伯之春”爆发的一个燃点，就是2008年西方金融危机造成国际市场上粮价上涨，埃及等阿拉伯国家中下层人口民生艰难。这当中，人口高速增长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埃及国土面积100万平方公里，但是95%的国土是不适宜人类居住和生活的干旱沙漠。蜿蜒的尼罗河谷与美丽富饶的尼罗河三角洲，仅占埃及国土面积的5%。为了缓解人口快速增长给埃及的环境和资源造成不可承受的压力，90年代后期，穆巴拉克政府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横向拓展战略：向荒漠要土地，力图把埃及的可居住面积从5%提高到15%。除了在开罗周边沙漠建设新城镇外，最具雄心的大项目是利用纳赛尔湖水，大规模开发上埃及的土地，“重现上埃及法老时期的辉煌”。1997年，尼罗河新河谷（图什卡）工程开始启动。然而，由于地处偏远，天气炎热难耐，工程过于宏大，前期论证不充分，资金不能保证，工程技术难度大，虎头蛇尾，无果而终！

穆巴拉克另一个破碎的梦想，是把埃及建设成为工业强国、中东高科技与金融中心。早在萨达特时代后期，埃及就开始规划和实施新社区和新工业城市计划。为了在首都开罗和其他重要城市周边的沙漠建设新工业城市，1989年第230号法进一步扩大了政策优惠力度。在规定的新工业城市建立工业企业，免税期从10年延长到15年。为了避免私人投资面临的官僚主义障碍，这部法律赋予新工业城市独立的司法地位。到90年代后期，埃及建立了15座新工业城市，其中著名的有五月十五日城、斋月十日城和十月六日城等。到1997年6月底，这些新工业城市建立了1965家工厂，创造了22.6万个工作机会。

然而，虽然穆巴拉克政府做出了巨大努力，新工业城市对埃及工业拉动却很有限，没有成为埃及工业发展强劲的新增长点，埃及经济始终处于中速发展水平，虽然个别年份达到7%及以上。更不幸的是，2004年启动的穆巴拉克时期第二轮经济改革虎头蛇尾，私有化演变成为官商勾结鲸吞国有资产的一幕幕大戏，腐败问题日益严重。“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政治精英与商业精英勾结，与国际金融资本结盟，老百姓深恶痛绝。伴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黎民百姓的日子愈益艰难。穆巴拉克工业强国的呐喊，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势民族产业的呼吁，最终沦为埃及民众心中虚伪的口号。

中东和平 平衡外交

外交上，穆巴拉克领导埃及“重返阿拉伯世界”。1973年“十月战争”结束了埃及与以色列的战争，启动了埃及开放和发展的新局面，开始了中东和平进程。然而，当时绝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对于萨达特以战促和，对于埃及率先与以色列实现和平，建立外交关系，极为不满，纷纷与埃及断交，埃及也被驱逐出阿拉伯国家联盟。阿盟总部从开罗迁往突尼斯，埃及在阿拉伯世界陷入空前的孤立之中。穆巴拉克主政后，对萨达特实际上向美国“一边倒”的外交战略进行调整，缓和与苏联等东方国家的关系，在美国和苏联之间奉行平衡外交，推行全方位的友好外交。1984年与苏联互派大使，结束了萨达特时期埃及与苏联之间起伏不定的紧张关系。

经过近10年的艰苦努力，穆巴拉克恢复了与阿拉伯国家的亲密关系，阿盟总部迁回开罗。而且，充分利用马德里和平进程给埃及的中东外交带来的机遇，发挥埃及独特的地缘政治优势、教缘和人脉优势，在以色列、巴解组织之间居中斡旋，携手美国推进中东和平进程，邀请以色列领导人访问埃及。之后邀请巴勒斯坦领袖亚西尔·阿拉法特访问开罗、沙姆沙伊赫和亚历山大，共话阿拉伯兄弟手足情谊。在巴以谈判中，埃及派出经验丰富的外交官和知识渊博的专家，担任巴勒斯坦谈判代表的顾问，传授当年与以色列人谈判的经验，深受巴勒斯坦方面的信任。

当然，埃及也有舆论对埃及在巴以之间穿梭调停提出批评。他们认为，埃及是阿拉伯大家庭的成员，理应站在巴勒斯坦兄弟这边。在巴以之间斡旋，以中立的身份出现，这不符合埃及的阿拉伯身份，也不符合巴勒斯坦兄弟的利益。不过，在现实复杂多变的中东政治中，以色列、巴勒斯坦均高度重视埃及尤其是穆巴拉克总统的斡旋。美国也重视埃及在中东和平进程中不可替代的作用。总之，穆巴拉克作为“和平总统”，恢复了埃及在阿拉伯世界领头羊的地位。

如果说穆巴拉克在埃及内政方面的改革与发展，成效不彰，毁誉参半，那么，他在外交上却无疑是一颗明星，在美国、欧洲和苏联（俄国）之间游刃有余。穆巴拉克搞外交，不拘一格，开展首脑外交和“私人”外交，在欧洲广交朋友，在美国广结良缘。他多次亲临华盛顿“国会山”，直接用英文与美国国会议员交流，谈笑风生,使总是挑剔发展中国家人权状况毛病的这些议员，理解“他的苦衷”。他甚至让“不好伺候”的美国议员，做了一块赞誉他的铜牌，在国会山亲手赠送给他。

修宪铸错 遗恨千古

进入21世纪，穆巴拉克执政后期面临的经济形势和政治生态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而穆巴拉克却越来越脱离实际，越来越僵化，最终成为埃及人民和历史的弃儿。一方面，在2008年西方金融危机爆发前，埃及在有利的国际经济形势下，依然没有实现孜孜以求的年均7%以上高速经济增长的梦想。另一方面，埃及政治生态发生重大变化。伴随着美国“大中东计划”的出笼，埃及中间阶层的成长，在合法反对党派之外，涌现出一批所谓的新反对派。例如，出现了一个反对派组织“卡法耶”（阿拉伯文“卡法耶”意思是“够了”，字面意思就是穆巴拉克当了这么多年埃及总统，“够了”。有趣的是，穆巴拉克的支持者成立了一个组织“穆什卡法耶”，字面意思是“不够”，为穆巴拉克继续担任埃及总统而欢呼）。这些新反对派对穆巴拉克治下埃及经济增长乏力感到不满，痛恨国家治理的低效与政府腐败。穆巴拉克“孤独地坐在民主化的盛宴上”，2005年修宪使他迈上了不归路。

面对国内反对派和美国的双重压力，穆巴拉克以攻为守，启动修宪程序，修订1971年永久宪法第76条，为所谓的竞争性总统直选铺路。2005年修订后的宪法第76条，对反对党派总统候选人规定了极高的准入门槛。宪法修订案对总统候选人做了3种区分。首先，执政党民族民主党与其他合法政党候选人的区分。总统候选人必须获得总共至少250名人民议会、协商会议和省议会选举产生的议员的支持，并且必须至少获得65名人民议会议员、25名协商会议议员和至少14个省（埃及设26个省和卢克索直辖市）的各10名省议会议员的支持。根据这个条件，唯有执政党才有可能推出总统候选人。其次，为了缓和合法反对党的抨击，对2005年和2011年政党参加总统选举进行区分，允许当时合法政党无条件地推荐其领导人参加2005年9月7日举行的总统选举。但是，2011年及以后的总统选举中，唯有获得人民议会和协商会议各5%的议席，而且在宣布开始推荐总统候选人之前连续开展“政党工作”5年以上的政党，才能推荐总统候选人。这个规定实际上几乎完全排除了合法反对党推出总统候选人参加2011年总统选举的可能，因为反对党在人民议会和协商会议仅有象征性的几个席位。也排除了穆斯林兄弟会推出总统候选人的资格，因为穆巴拉克政权禁止兄弟会成立自己的政党。第三，政党候选人与独立候选人的区分。获得至少一共250名的人民议会、协商会议和省议会选举产生的议员的支持这个条件，几乎可以完全剥夺任何独立候选人包括兄弟会推出的“独立候选人”参加2011年总统选举的机会。

这次修宪，佐证了埃及社会和西方多年来对穆巴拉克的怀疑——“父传子，家天下”，即他企图把政权“合法”“民主”地移交给其子加麦尔·穆巴拉克。这着实浇灭了反对派的最后一丝幻想。穆巴拉克似乎可以照旧统治下去，但是政治气氛愈来愈紧张。2010年人民议会选举，执政党民族民主党在政治高压气氛下大获全胜。埃及社会弥漫着一种无奈地观望、焦虑与等待的氛围：总感觉要发生什么，也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第二天醒来，日子照旧，什么也没有发生；继续等待……

穆巴拉克的遗产和启示

有一次，一个中国学者坦诚地对韩国学者说：韩国的政治体制是否有点问题，要不韩国总统卸任后为什么总是那么悲催？或自寻短见，或身陷囹圄！回望遥远的北非国家埃及，共和国的三位总统也晚景凄凉：埃及共和国的缔造者、克里斯玛型领袖阿卜杜·纳赛尔，1970年9月28日累死在总统职位上，年仅52岁。周恩来总理痛心地说：“他是伤心死的，他是心碎而死的。这是超级大国的错。他们欺骗了他。他们把他推入困境之后又把他抛弃了，他们任凭他心碎。”埃及第二位总统，“跨越（苏伊士）运河”的英雄安瓦尔·萨达特，1981年10月6日，在众目睽睽之下，在阅兵台上遭到伊斯兰极端分子的疯狂扫射。穆巴拉克总统，最终得到善良的埃及人民的宽容，默默地离开人世。然而，假如没有2013年阿卜杜拉·法塔赫·塞西发动“第二次革命”，穆巴拉克的结局绝然不同！

回首穆巴拉克留下的遗产，就不能不把目光转向近70年前的埃及。1952年，以纳赛尔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推翻腐朽的法鲁克王朝，驱逐英国殖民势力，完成了独立建国的历史使命。纳赛尔作为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在反帝反封、追求独立自由的同时，努力消除阶级差别，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纳赛尔为埃及留下了两大遗产。首先，通过土地改革、国有化运动和广覆盖、低水平的社会福利，有效促进社会平等，中下层人口政治地位提高，经济上得到实惠。比如，冻结地租和房租，免费教育和大中学毕业生包分配政策，切实缩小了两级分化，此即所谓纳赛尔社会主义。其次，纳赛尔政权在60年代建立了健全的国民经济体系，在经济独立上迈出重要步伐。在工业化上取得重要成就，埃及从农业国发展成农业、工业国。1952～1966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12%。尽管如此，1967年六日战争后埃及经济直线下滑。总之，纳赛尔没有解决好发展问题。

萨达特对纳赛尔“独断专行”及打压大地主、大资本家的政策措施不以为然，全盘否定纳赛尔社会主义。1974年启动“开放政策”，竭力引进阿拉伯资本和外国资本，鼓励埃及私有部门投资，大力发展埃及经济。萨达特激活了埃及社会的经济活力，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但是“消费性开放”造成严重后果：外资和私有部门大多投资短、平、快的经济部门，如旅游业、房地产等，经济虚假繁荣，通货膨胀高企；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不进反退，逐渐依赖侨汇、旅游、石油和苏伊士运河通行费四大经济支柱，埃及社会超前消费，储蓄和积累不足；在萨达特开放政策下，过去受到打击的地主和资本家卷土重来，与官僚资产阶级沆瀣一气，腐败问题严重；两极分化加剧，中下层人口遭到剥夺。总之，埃及陷入了经济学家所谓的“有增长无发展”僵局。

穆巴拉克上任之初，有记者向他提问：他要走纳赛尔还是萨达特的道路。穆巴拉克给出了一个响亮的回答：“我的名字叫做胡斯尼·穆巴拉克！”历史已然证明，穆巴拉克执政30年，他对这个重大政治问题的问答，埃及人民是不满意的。平心而论，穆巴拉克执政前期，大致说来2000年之前，他对埃及改革、发展和稳定的认识是到位的，施政是用心的。20世纪90年代初期进行的经济改革与结构调整是成功的。穆巴拉克对于埃及的发展尤其是强国梦，始终是坚定不移的。然而，穆巴拉克执政晚年，官商勾结愈来愈严重，第二轮经济改革荒腔走板，既加剧了两极分化和老百姓的民生艰难，又造成发展失去动力，正所谓“竹篮打水一场空”！

如果说纳赛尔只解决了公平问题，没有解决好发展问题；萨达特解决了增长问题，没有解决发展问题，更没有解决平等问题，反而任由社会滑向两极分化；那么，穆巴拉克在公平问题上慎言慎行，强调保护有限收入阶层的利益，但也只是低水平上的被动保护，最终没有在发展问题上取得突破。

穆巴拉克三十年的执政或许可以告诉我们：唯有通过改革促进发展，让发展与公平如同鸟之两翼、车之两轮，比翼双飞、并驾齐驱，方能破解埃及的发展难题。加强顶层设计，痛下决心，解决社会公正问题，才能使发展具有可持续性。同时，加大改革力度和强度，兴利除弊，整顿吏治，反腐倡廉，根治数十年来埃及经济和社会治理中尾大不掉的老毛病，根除官僚主义，为市场经济运行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倘若如此，社会有活力，发展有动力。

这，或许就是穆巴拉克为埃及留下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