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医之父在瘟疫蔓延时：对话医学史家伊芙琳·萨马马

伊芙琳·萨马马（Évelyne Samama），古希腊罗马卫生史、医学史及卫生政策研究专家，巴黎索邦即巴黎第四大学（现索邦大学）与高等研究实践学院（又翻译为高等研究应用学院，或直接简称高等研究院，现巴黎文理研究大学“PSL”组成单位）博士，凡尔赛大学古代史教授。2017年于著名的学术出版社Brepols出版专著《古希腊战时医生》。其博士论文《古希腊世界的医生》于2003年由知名学术出版社Droz出版，收入高等研究院的“古希腊罗马高等研究”丛书，并获得法兰西五大学术院之一的铭文与美文学术院颁发的“Lequeu”大奖。从1997年起，每三年组织召开有关古代世界医学史的专题研讨会，最新一次会议论文已于2018年由L’Harmattan出版社结集出版，题为《彩色的身体：古代、中世纪及近代的颜色与健康》。

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COVID 2019）在中国以及全球各地爆发之时，受澎湃新闻之邀，高等研究实践学院（巴黎，索邦）博士候选人周之桓（以下简称“周”）对萨教授（以下简称“萨”）进行了专访。

周：教授您好，很高兴有机会一起聊聊西方古代医学史。在西方语言中，如何理解医学和医生呢？我们都知道，法语等西方语言主要直接来自于拉丁语与古希腊语。在法语中“医学”一词是“médecine”，它来自于拉丁语“medicina”，意为“治愈的技艺”。“medicina”一词又来自于拉丁语的“medicus”，这个词还含有“魔法”的意思，法语中的“医生”一词便来自于此。该词的印欧语词根“*med-”有着测量与秩序的含义。而另一个有关医学的重要词源来自于古希腊语“ἰητρός”，意为“治疗疾病之人”，来自于表示“治疗”的动词“ἰάομαι”。那么，为什么法语的“医学”一词是直接来自于拉丁语而非古希腊语呢（英语的“医学”一词则来源于古法语）？英语中，一般会称医生为“doctor”，为什么不和法语一样直接来自于“医学”一词呢？

萨：对，法语的“医生”一词“médecin”直接来自于拉丁语“medicus”。但是在法语中也同时保留了古希腊语词根，用来表示某些领域的医生，比如治疗儿童者被称为“pédiatre ”，即古希腊语的“小孩（pais, paidos）”加“医生（iatros）”两部分组成。“精神病医生”一词也是，直译便是“灵魂的医生”。而英语中常说的“doctor（医生）”一词，在其它源于拉丁语的西方语言中也有：法语docteur、德语Doktor、意大利语dottore、西班牙语doctor等等。它来自于拉丁语“doctus”，即“博学者、有学问的人”。这是个头衔，即“博士”。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者（笑），我们便授予其博士头衔。医学领域就是医学博士，哲学等人文领域就是哲学博士。英语中，只不过将医学博士一词省略为博士，即称呼医生为“博士”。

周：可以说，医生便是审慎而睿智之人——正如《希波克拉底誓言》中所讲的那样——想办法治病之人。众所周知，西方现代医学发端于古希腊医学，尤其是源自希波克拉底及其著作。他还被成为西方医学之父。他为什么那么有名呢？而为什么西医诞生于古希腊呢？

萨：医生也和所有人一样：有一些确实是审慎而睿智之人呢，而有一些则稍逊一筹了！不过，正如托名于荷马的史诗《伊利亚特》（约创作于公元前750年）所言：“须知一个高明的医生能抵许多人 | 他既会拔出箭矢，又会把创伤医治（第十一卷514至515行，罗念生译；法语译文为：Un médecin est un homme qui, à lui seul, en vaut beaucoup d'autres | quand il s'agit d'extraire des flèches ou de répandre sur les plaies des remèdes apaisants，Iliade XI, 514-515）”确实，此处诗人特别提到了战时的医生与受伤情况，但很容易让人想到，尤其是前半句话，诗人指的是所有治疗内在疾病的医生。在《伊利亚特》中，英雄依然是由其他英雄来治疗的，比如马卡昂（Machaon）和波达莱伊理欧斯（Podalire），诗人将他们塑造成古典时期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Asclépios）的后裔。而希波克拉底（约公元前460年至370年），特萨洛斯（Thessalos）之子，他来自于一个色萨利（Thessalie）之家，在希腊北部，他的医学技艺传承自其父亲，并自称是医学之神阿斯克勒庇俄斯的后裔。他在世之时便已经闻名遐迩了，至少哲学家柏拉图（公元前427年至347年）已经将他称为医生典范了（ 参见《普罗泰戈拉篇》[Protagoras, 311 b-c]与《斐德罗篇》[Phèdre 270 c]）。

为什么在古代的西方，名医一定来自希腊？这要得益于古希腊人对其行为的思考，即他们所言之“technè”，即“技艺”，或者说“学问”、“本领”。古希腊作家撰写了很多戏剧，但也写了很多戏剧专论；他们建造了很多著名的建筑，但也留下了很多有关建筑的论文；他们思考自然、人之地位以及宇宙（kosmos），因此古希腊人写下了他们对科学的所知所想，在医学领域也是如此。这些专论，大部分都是用伊奥尼亚方言（dialecte ionien）方言完成的，大部分都是写给“行家”（« hommes de l’art »）的，即写给同道中人的；不过有时，他们也会写给普通受众。他们认为，健康是身体体液之平衡，治愈的能力则来自于恢复这种平衡，而非神之决定。由于希波克拉底很有名，因此古典时期与希腊化时期，即公元前四世纪至公元后二世纪的所有医学论著，都托名于他。我们所称的《希波克拉底文集》（Corpus hippocratique / Collection hippocratique），便是这大约70份文献，它们讨论了各种不同的疾病，给出了诊断的建议，或是讲述了医德，比如负有盛名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今天，我们仍然经常用到这份文献。西方医学院的学生，在毕业之际，都需要以此誓词宣誓，表明他们会正确对待病人，尽可能治疗他们，尤其是会对每位病人的病情保密，并对他们在病人家中的所见所闻丝毫不透露半分……

周：近来，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的影响，在国内，人们讨论了很多相关话题，也追述了历史上所爆发的某些著名的传染病，比如1918年西班牙流感、1832年影响巴黎的第二次大流行霍乱、1665年伦敦鼠疫，当然不能漏掉中世纪晚期带走欧洲三分之一人口的黑死病。贾德·戴蒙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也再次受到了人们的热议。那么，让我们重回希波克拉底时代：古希腊也有流行病吗？

萨：当然！如果说，古希腊人在特洛伊城墙下的帐篷中卧床不起，正如《伊利亚特》所记载的，是由于神阿波罗用箭矢刺穿了人们的身体而使他们得病，那么，公元前430年——即与斯巴达人对战的前一年——影响了雅典的流行病，被修昔底德（约 公元前460年至395年?）详细地记载下来了，他记录了这场震荡了公元前五世纪希腊的重要争端：伯罗奔尼撒战争（431-404）。这场流行病带走了将近三分之一雅典人口，而对病痛的记载，既包括了它所带来的社会影响与精神影响，在之后的几个世纪中，都成为描述流行病或霍乱的标准表述，而其对病情的观测也是非常准确的。

周：那么古希腊人是如何面对的呢？

萨：修昔底德所留下的文字记录了发烧，并妄称这种疾病会击垮病人并迅速导致其死亡，无计可施。同时，修昔底德很清楚地记载了，当一种疾病在一个社会迅速传播的时候，人们会因为恐惧，不经过任何葬礼便丢弃已故人们的尸体，也不再顾及那些重要的礼仪制度。家人们或者朋友们也都不再去尊重所谓的“正常”行为举止，因为疾病不会因为年龄、财富或是受尊敬程度而手下留情，而人们，至少是有一些人，在可能明天就会死去的恐惧下，肆意放纵。由于民众被一种彻底的绝望所支配，道德价值观解体，这在修昔底德著作，即《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第二卷有着明确的记载，这是医学史上最为著名的论述之一。

周：如果希波克拉底还活着，这位医生，或者说魔术师，又该如何应对呢？

萨 ：如果说有一点是肯定的话，那便是他会拒绝一切所谓的魔法！《希波克拉底文集》是完完全全拒绝承认疾病神来之说的，它认为人有能力治疗人——当然，是要在拥有恰当药物或治疗手段的前提之下，而这通常并非古希腊医生所能办到的。

周：在目前防止新型冠状病毒的大背景下，我们有时会用“战疫”、“抗击疫情”等带有战争色彩的措辞，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您最近出版了一部著作，题为《古希腊战时医生》。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主题，能给我们讲讲吗？在古代，在战争中，那些真真实实的战争中，医生是如何行动的呢？

萨：古代人面对战争期间的流行病，能做的不多。然而大多数军事冲突却都伴随着流行病，尤其是当军队或者被围困地居民卫生条件不佳之时。饥饿让人们更加难以抵抗疾病，古代人常常将 “limos（饥饿）”与“loimos（流行病）”这两个词进行对比。

古希腊人知道，在沼泽地附近扎营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他们认为那里的空气会让人发烧。后来人们知道了，在沼泽地附近会有很多蚊子，它们是疟疾寄生虫的携带者，这是很有可能会引起高烧的。那些住在乡村的古希腊人，也会避免引用河流中的水，因为在上游可能有污染源，比如动物的排泄物或死尸。士兵们尽可能地确保卫生状况良好，远离寄生虫，但对于普通士兵而言，这并非经常如愿，而将领的待遇就不同了。但当时的医生对传染病无计可施，对严重疾病也束手无策，因为他们只有从动植物身上提取得来的药物，它们的药效当然比如今的药物要逊色得多。

周：在流行病爆发期间，笼罩着人们的恐惧，或许比流行病更加可怕。在古代，是否也如此呢？

萨：完全如此，修昔底德便是这么记载的。

周：在古代，是否存在一种来自于别处，即非我族类居住地的流行病呢？古希腊人是否对此感到恐惧？

萨：有两位作家，一位是刚才所提及的公元前五世纪的修昔底德，另一位是差不多一千年之后的普罗科匹厄斯（Procope），他们都对此有所记载。普罗科匹厄斯记载了公元542年查士丁尼皇帝时期的流行病，它的病患状态是全新的，其传播速度是迅疾的，当时的人们无一能对这一流行病的发展做出预判。这两位记录者都如此写道：目前爆发的流行病都来自于东方（埃及）。

周：目前对于新型冠状病毒，除了中国的武汉等地以外，意大利北部多个城市也进行了隔离。您怎样看待隔离这一措施呢？

萨：在古代，这肯定是控制流行病的最有效措施之一。

周：在目前对抗新型冠状病毒期间，很多优秀的中国医生不幸离开了人世。在古希腊，当时的医生是不是也面临着被疾病夺取生命的风险呢？如果医生都去世了，那还有谁来医治病人呢？

萨：这个问题由修昔底德来回答：“在记载上从来没有哪个地方的瘟疫像这次一样如此厉害，并伤害这么多人的。起初，医生们完全不能医治这种病症，因为他们对此一无所知。事实上，医生们死亡最多，因为他们更经常接触病人。任何人类的治疗手段都没有用。在神庙中祈祷，祈求神谕诸如此类的办法，统统没用，因为人们完全为病痛所困倒，所以最终也放弃求神问卜了。”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卷II, 47；谢德风译本，并经过笔者适当修改）

在古代作家笔下，大多数的医生，都是为了治疗病患而自愿献出生命的。

周：最后，面对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您有什么话想对中国的读者说呢？

萨：我当然祝愿所有被感染者都能尽快恢复，而那些未被波及的人们——万幸的是他们人数众多——健健康康。希望能尽快找到有效的治疗措施，因为如今的医疗手段与修昔底德或希波克拉底时代相比有着天壤之别，而生物学也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

周：非常感谢。

（专访内容由作者翻译并整理，文责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