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战疫·镜鉴｜上一次，中国与世界这样合力共抗埃博拉

传染病无国界，自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以来，至今已蔓延至全球除南极洲以外所有大洲，涉及46个国家，至2月27日，全球（除中国外）累计报告确诊病例共4999例。

2月26日，世卫组织表示，当天收到的中国以外的新冠肺炎新增病例报告数字首次超过了中国国内。

疫情爆发前期，中国内外大量援助物资陆续运抵湖北，研发工作相继启动，世卫组织专家团也抵达中国协助抗疫。近日，全球其他各地的疫情开始呈扩大趋势。中国也向疫情不断蔓延的国家伸出援手。日本疫情升级之后，中国已向日本无偿提供了12500份核酸检测试剂盒。27日，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中方正准备向日方提供一些医疗物资，首批将于当天运抵日本。中国外长王毅在与韩国外长康京和的通话中表示，中方愿向韩方提供必要帮助，支持韩国政府和人民抗击疫情。在伊朗新冠疫情日益严重之际，中国驻伊朗使馆于2月25日代表中国政府和当地企业向伊朗捐赠25万只口罩，并表示中方愿同伊方分享中国的抗疫经验。

不难发现，几乎每次面对突发疫情，都离不开国际合作。那么，国际合作在以往重大传染病防控中究竟发挥了什么作用？想要战胜疫情，国际合作为何如此重要？本文将以埃博拉疫情为例，揭晓答案。

凶猛埃博拉袭来，西非急需全球支援

全球只有6场疫情被世卫组织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其中埃博拉疫情就占了两场。

2014-2016年在西非爆发的埃博拉疫情，是历史上流行规模最大的一次。这场灾难波及全球10国，超28600人感染，11315人死亡，远超此前该病死亡人数的总和。

疫情的源头，要追溯至2014年元旦的一场葬礼。

一个月前，几内亚南部小村庄的一名2岁男童发高烧，排黑便和呕吐，发病4天不幸去世。很快，男孩的家人相继出现类似症状。其中，男孩的祖母在2014年新年当天病逝。葬礼上，前来哀悼的人们遵循传统，抚摸并亲吻她的遗体，做最后的告别。

谁料，由于埃博拉病毒可通过接触感染者的血液、汗液、粪便和呕吐物等传播，这一葬礼传统也将病毒沾上身。瘟疫和死亡随着一场又一场的葬礼，被带往其他村庄。短短5个月，埃博拉疫情便从几内亚农村蔓延到城市，并沿陆路入侵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截至2014年5月底，已有309人确诊，200人病亡。

2014年5月起，西非三国政府相继成立国家工作委员会，并封锁边境或国内部分区域，关停娱乐场所，甚至将藏匿感染者视为犯罪，试图遏制疾病蔓延，但收效甚微，疫情在混乱与恐慌中逐渐走向失控。

作为全球最贫穷的几个国家，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卫生投入微小，医疗条件不佳，长年的武装冲突也削弱了本就脆弱的卫生系统，医院不堪重负。加上没有特效药，埃博拉疫情平均死亡率约为50%，一些卫生堪忧地区更是高达90%，因此得名“人命黑板擦”。

世卫组织和美国疾控中心曾预测，如不加强全球抗击埃博拉的努力，到2014年末，每周或有5000至1万人感染。其中，仅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确诊病例将在2015年1月突破55万例，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将走向死亡。

面对来势汹汹的埃博拉病毒，“地球村”中的所有人都无法置身事外。国际力量及时介入，能最大程度地集中优质资源，帮助受影响国家和地区提升医疗能力，更快而有效地应对疫情。

2014年8月，世卫组织将此次埃博拉疫情定为PHEIC，并发布路线图和防控工具包，以指导和协调国际行动，旨在6-9个月内阻击埃博拉。

一个月后，联合国安理会宣布此次疫情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并通过决议，敦促联合国131个会员国提供资源，共享信息，共同抗击埃博拉，这也是安理会首次针对公共卫生危机做出决议。

以往，以联合国、世卫组织为代表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各国政府和各种非政府组织，均在疫情防控中发挥重要作用，具体到此次西非埃博拉疫情，全球是怎么合作的呢？

全球支援：“埃博拉战士”奔赴前线

由于传染病防控具有高度专业性，医疗能力对防控疫情至关重要。

一如新冠疫情中，来自全球的口罩、防护服等物资陆续抵鄂驰援，应对埃博拉疫情，捐赠人道主义救援物资也是最为直接的支援方式之一。

2014年4月起，中国向西非三国提供4轮防疫物资、粮食和现汇援助，总价值7.5亿元人民币，覆盖非洲13国和各大组织。几乎同时，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也提供了直接的资金和物质援助。

由于埃博拉导致农业活动受挫，粮食大幅减产，价格涨了近一倍，营养不足、甚至断粮风险陡增。当月，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WFP）和粮农组织（FAO）通过紧急计划，在3个月内急调6.5万吨粮食，保障西非130万人的粮食安全，并向各援非人士提供免费后勤服务和基础设施支持。

2014年9月，美国宣布3000名医疗和军事人员加入战“疫”，中国、英国、古巴等多国政府也陆续派出医疗队，他们多是医护人员和公共卫生专家，此外，无国界医生（MSF）等国际组织还派出数千名志愿者，在当地开展基础工作。

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6月，仅世卫组织协调的国际行动中，就有40个组织派遣了58支医疗队和2000多名医务人员赴非工作，为66个埃博拉治疗中心和800多家社区医院提供支持，培训4000多名卫生保健工作者，并分发150万套个人防护装备。

人员、物资到位后，2014年6月，自无国界医生组织援建的首个埃博拉病毒移动检测实验室投入运行以来，美国、英国、欧盟、中国、南非、加拿大、尼日利亚等援建的13个检测实验室也相继在塞拉利昂落地，每天可检测超过1500份样本，从而更快、更有效地发现并确诊患者，帮助当地医疗机构尽快隔离救治，抑制疫情传播。

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此次确诊埃博拉疫情，还是1976年首次发现该病毒，都是国际合作的结果。2014年3月，几内亚若未将病例样本发往法国辨识，并证实此次疫情由新型埃博拉病毒所致，全球很难更有针对性地开展应对工作。

同时，在无国界医生、紧急救援组织、救助儿童会等国际组织，及中、英等国的支持下，塞拉利昂共建成20个治疗中心、82个留观中心和52个社区收治中心，大大提高当地救治患者、防控疫情的能力。

作为非洲最大贸易伙伴国，中国的力量不容小觑。

自1963年向非洲国家派遣第一支医疗队以来，中国在非洲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医疗队派遣、传染病防控、妇幼卫生等方面的合作由来已久。

在2014年至2016年抗击埃博拉疫情中，中国先后派遣1200余名军地医疗人员和公共卫生专家，在西非进行埃博拉病毒实验室检测，病例留观和诊疗，充分利用、共享和协调数据信息，并培训当地工作者，提升公共卫生能力。

2014年9月，中国在塞拉利昂弗里敦建立的移动实验室半年内便检测了近5000份样本，约三成为埃博拉阳性。它不仅被称为“中塞友好安全实验室”，更被指定为“病毒性出血热国家参比实验室”和“病毒检测与生物安全国家培训中心”。

不过，来自世界各地的援助人员在疫情国也遭遇了一些困难。在利比里亚法洛州，世卫组织协调员Peter Clement博士发现，不少民众听信谣言，以为埃博拉是一种诅咒或政府的阴谋，他们更害怕医院，认为求医不仅得不到食物和救治，死后还会被外国人取走血液和器官。一些人开始藏起病人，偷偷掩埋死者，有的则攻击救护车和医护人员。

如何与当地社区合作，并动员他们参与防控？

Clement博士决定与各社区领袖沟通，他走进30个抱有敌意的村庄，耐心倾听，并讲解什么是埃博拉、如何防止感染等。疑惑与恐惧逐渐转为安心和信任，在当地领袖的号召下，这些村庄很快便成为抗击埃博拉的最佳盟友。

合力研发：角逐特效防治方案

应对公共卫生应急问题，资金支持同样重要。

2014年9月，联合国估计，全球需要近10亿美元资金应对埃博拉疫情，它们将被分别用于遏制疫情，治疗患者，保障基本服务，维持局势稳定和防治疫情国际传播。

随后，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和民间机构纷纷慷慨解囊，通过多种渠道向疫情国提供财政支持。

譬如，联合国设立了埃博拉疫情响应多伙伴信托基金，筹资超过1.66亿美元。世卫组织也从美国、英国、欧盟、世界银行、非洲开发银行等60多个国家和机构，筹得4.59亿美元善款。截至2014年末，全球共承诺提供28.9亿美元资金。

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是首个为疫情国政府预算提供融资的国际金融机构，以缓解其在遏制疫情扩散、保障基本设施等方面的财政压力，并免除疫情国近1亿美元的债务。

随着世卫组织、美国疾控中心、英国伦敦卫生与热带病医学院等顶尖机构宣布开展埃博拉相关研究，相关经费骤增。

有数据称，2015年，全球用于埃博拉和其他非洲病毒性出血热的研究经费高达6.31亿美元。仅疫苗研发一项，就吸引了全球超过60%的资金。

当时，只有两种候选疫苗有望抵御埃博拉病毒，分别为葛兰素史克与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研制的cAd3-ZEBOV疫苗，及美国纽琳基因公司、默克公司与加拿大公共卫生署合作研制的rVSV-ZEBOV疫苗。

2015年，世卫组织批准并资助rVSV-ZEBOV疫苗在几内亚开展临床试验，近1.2万人参与。结果显示，该疫苗对预防埃博拉感染高度有效，受试人群有效性高达100%。

但开展临床试验时面临一个棘手的难题——埃博拉疫苗的运输对环境温度要求极高，它需要零下60℃至零下80℃的超低温环境，而当时2℃至8℃的普通疫苗存储设备远远无法满足这一需求。

世界卫生组织找到了Global Good——一家由比尔·盖茨和高智公司投资发起的研发机构。Global Good与中国最大的冰箱生产商之一澳柯玛公司合作开发过一款名为Arktek的疫苗冷藏设备，无需任何外部能源，只需使用冰块就能长时间将疫苗保持在2℃至8℃温度下。Global Good和澳柯玛再一次合作开启技术攻关，终于及时成功研发了升级版的Arktek，其箱内温度始终保持在-60℃至-80℃，长达120-144小时，既符合埃博拉疫苗冷藏要求，防止其因断电和外界高温失效，也能保障疫苗得以长途运抵那些偏远地区，保护更多人免受疾病威胁。

2014年，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为埃博拉疫情承诺提供3亿美元采购款，为药企继续研发埃博拉疫苗提供了激励。2019年9月，GAVI又宣布采购50万支埃博拉疫苗用于储备，为未来埃博拉疫情再次发生做准备。这也是国际多边机构能扮演的独特作用。

各国也在药物研发方面紧密合作。

除了疫苗，世卫组织还陆续收到200多项攻克埃博拉的疗法建议。美国马普生物制药公司研制的ZMapp，中国、日本、加拿大等研发的JK-05、法匹拉韦和TKM-Ebola等药，为治疗埃博拉带来一线曙光。但那时，没有任何一款药物，被证实能有效攻克埃博拉病毒。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生物制药公司吉利德当时曾研发出抗埃博拉药物瑞德西韦。尽管该药后因疗效不佳退出竞争，却在今年1月参与治愈了美国首例新冠肺炎患者，是当下最有希望的新冠病毒特效药候选者，目前该药仍在中国开展临床试验。

后埃博拉时代：国际合作未曾停下

2016年3月底，世卫组织宣布西非埃博拉疫情不再对国际公共卫生构成威胁，但疾病留下的创伤，仍无法轻易消除。

许多人仍要忍受身体疼痛、慢性疲劳、听力障碍、失明等后遗症，失去工作能力。少数成功就业的幸运儿，收入微薄，只能勉强维持生计。

在塞拉利昂，受财政和时局影响，针对埃博拉幸存者的免费医疗、基本生活补助、经济补偿和心理咨询等，也未能跟上。

这些都意味着，战“疫”远未结束，国际合作仍有必要延续。

疫情结束后，撒玛利亚救援会和国际行动救援组织仍在西非继续工作，它们向这些埃博拉幸存者传授诸如养蜂和制造肥皂的技能，并为他们开设卫生系统扫盲班。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人道主义机构GOAL，在塞拉利昂组织了首次埃博拉幸存者交流会，人们轮流讲述自己的故事，工作人员借此确定其身体、精神、社会和经济需求，帮助他们思考如何与埃博拉疫情作斗争。

2015年4月，无国界医生则在利比里亚开设了首个“幸存者诊所”。该诊所最初仅帮助那些从当地治疗中心康复的患者，但到2016年，服务范围逐渐扩大到埃博拉幸存者、死者家属，及在工作中严重受创的医护人员和葬礼队。到当年10月，600多人在此接受生理和心理治疗。

此外，许多国际组织参与援建的民生项目，如水处理和净化设施，移动储物单元，支持几内亚与利比里亚跨国通讯网络，为塞拉利昂流行病学调查人员提供电脑和云技术平台等，不仅提升上述国家监测和防控埃博拉疫情的能力，疫情结束后，它们仍能持续为当地发挥作用。

科学家也未曾停止探寻战胜埃博拉的武器。

早在2015年，比尔·盖茨就曾公开建议，各国集思广益，付诸行动，在疫苗研发和公共卫生培训方面加强国际合作。

两年后，致力于加速疫苗研发的全球联盟——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CEPI）成立，由印度和挪威政府，盖茨基金会和惠康信托基金会和世界经济论坛合作创立，旨在推动全球卫生机构、制药巨头和各国政府开展合作，与国际组织及制药公司合作，针对优先级较高的病毒推进疫苗研发和临床试验进度，提升贫困人口免疫力，确保埃博拉这样严重的疫情不再发生。

2018年，埃博拉在刚果（金）卷土重来，创下该国史上最严重、人类史上规模第二大的疫情记录，并被世卫组织列为PHEIC，至今未能平复。截至2月4日，已有3429例埃博拉病例，2251人死亡，病死率高达66%，多是妇女、儿童和医务工作者。

好在，上一场疫情中全球合作的成果，已用来帮助此次风暴中心的人们。

2019年11月起，全球首个通过世卫组织预认证的埃博拉疫苗Ervebo陆续在欧盟、美国和非洲四国获批上市，其前身正是在上次疫情中大获成功的rVSV-ZEBOV疫苗。这是世卫组织有史以来最快的疫苗预认证程序。目前，已有23.6万人接种该疫苗，世卫组织预估其有效性高达97.5%。

而将所有疑似和确诊患者隔离在指定医疗机构，建设具有诊断能力的实验室，动员社区参与病例发现和接触者追踪，由受训并配备防护装备的埋葬团队完成葬礼，加强出入境病例筛查，定期收集、分析和分享数据信息等防控策略和经验亦在刚果（金）发挥作用。

国家地理有一部名为《突破世纪（Breakthrough）》的纪录片，第一集《瘟疫抗战：对抗埃博拉》的结尾提到：“阻止未来疫情的爆发，我们可能还需要科学突破以外的力量。”

不论当下还是未来，全球合作都将是其中不可忽视的一支力量，它可以让我们快速部署、汇集资源、加速研发，挽救更多生命。

（本文为国际发展组织Diinsider发起的中非健康与发展传播项目合作内容之一，作者为Diinsider常驻北京的项目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