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防疫调研｜关注跨国务工者：东北人为何多去韩国打工

随着韩国疫情的爆发，大家开始关注青岛、威海与韩国之间的密切往来，但不要忽略了中国东北与韩国的密切人员往来。据《中国日报》消息，为做好境外输入性疫情防控工作，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从2月24日下午开始，对从韩国来延人员实施由各县（市）统一接送，相关人员的亲友及其他社会车辆不允许到机场迎接。每位从韩国来延人员都将签订防控法律责任书，进行集中或严格的居家隔离医学观察14天。

据《环球时报》报道，截至2016年4月，华人留居韩国的人数达到100万人。2017年，韩国媒体报道，在韩居住的中国朝鲜族有49万人，其中大部分来自延边州。

一、人生任务下的跨国打工潮

在异国打工的日子是难熬的，先来看一个人在韩国的心态表露：“中秋节越来越近了，早上看中央四台的‘互动星期天’中秋特别节目，主持人那亲人般的呼唤，再一次让我无法感动。‘祝海内外华人，华侨中秋快乐。’我非常反感这句话，我们这么个庞大的人群，既非华人，又非华侨，我们算什么，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老婆要穿衣，孩子要上学，老人要看病，社会上混还要撑面子，下岗没工作，筹集巨资通过蛇头来到韩国，背井离乡，历尽苦难，挣扎在凄凉异国的水深火热之中。”

出国打工是一种家庭策略。同样的文化水平与知识技能，在中国的收入远远没有国外高，例如，同样是初中毕业当厨师，可能在国内的工资是3000到4000元，但在韩国可以达到一万元，而在美国工资能达到2万元。这种工资之间的差异是促成很多人出国打工的重要诱因。为什么在东北某些地区能够形成去韩国的打工浪潮？

首先要从出国打工的发展开始讲起，在沈阳郊区某村，出国打工浪潮起源于1990年中韩建交的前3年，也就是1987年，中韩之间开始了民间交往，这种民间交往主要是以探亲游的方式呈现的，很多原籍是韩国的朝鲜族人开始通过探亲游的方式去韩国探亲，由于韩国人喜欢养生，这些朝鲜族人带去大量的人参、鹿茸，有了他们的第一桶金。当时两国还没建交，所以还没人在韩国长期停留。到了1990年，中韩建交，在金大中当选总统之前（1990-1998年），在韩国钱是非常好挣的，刚开始去的人并不多，当时有通过亲属和中介两种形式，通过中介去要花2万块钱给办手续的人，相当于劳务派遣，中介会负责帮忙找工作，当时很多人觉得风险很大，去的人并不多。但随着这些人在韩国挣到了钱，并将钱汇到了国内，很多人开始通过中介办理出国，随之，中介费用也开始高涨，到后期，去韩国的中介费用达到了5万元，不过由于去一年之后就可以回本，第二年就可以挣到钱，于是很多人开始借钱出国。女性一般是到饭店上班，男性一般是干建筑和去会社上班。去国外打工收入要远远高于国内收入，这促使很多人开始出国打工，并且在此期间，也形成了一条出国打工的产业链。

此外，东北人的性格因素，也是促使他们出外打工的一个主观条件。做同样的工作，在国外比在国内能够赚更多的钱，他们就会选择在国外，因为他们会嫌国内赚钱费劲，同时，东北人还有一股闯劲，这是一种游民所具有的品质，他们并没有一种对故土、对于根的强烈不舍。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东北人还有很强的代际责任意识，他们会通过出国打工来赚钱，以满足赡养老人、抚养子女、给儿子娶媳妇的责任。

2016年在沈阳的一次调研中，有人向我讲述了如下东北人去韩国打工的案例：“我儿子去韩国打工一年多，是跟着他大舅哥一起去的，去之前我儿子给别人开出租车，一个月收入3000多块钱。现在，他儿子已经20岁了，不去（韩国）不行了，要去挣钱了，（孙子）要娶媳妇买房子，结婚要一大笔钱，还要买房子。结婚要在苏家屯区好的地方买房子。去韩国一年能挣10万元左右，不过第一年挣的钱都给旅行社了。孙子在苏家屯一家汽车配件厂上班，一个月3000多块钱，现在年轻人花销大，剩不了多少钱。”

随着出国打工的流行，这种出国打工产业链开始向更多国家延伸，比如说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英国等国家。去韩国的中介费用在七八万左右，一年工资10万元左右。

二、出国增强了朝鲜族同胞“我是中国人”的认同

在韩国打工，很多人都会选择安山市，安山市位于朝鲜半岛中部，距离首尔50公里、仁川港37公里，距仁川国际机场一个小时路程。安山是一个新兴工业城市，是中小企业最集中的地域，被誉为“韩国中小企业的摇篮”。在安山市，很多中小企业被他们称之为会社，这些中小会社难以找到韩国本地劳工来做一些危险程度较高、劳动强度大的工作，于是，雇佣国外劳工是一种被默许的行为。在安山，公交车站报站都会提供中文服务，由此可见，中国人在那里的众多程度。那里的职业介绍所也比较有意思，他们不会主动询问劳工的身份，很多人刚开始可以打日当（按日计算的劳工）。很多汉族人在韩国都属于哑巴劳工，由于语言不通，只能按照老板的命令干活。一般情况下，在国外的劳动强度是比较大的，工资高也源于此。一位朝鲜族会长用很形象的比喻来叙述中国与国外的工作，他说中国是共产主义国家，劳动强度不大，韩国是资本主义社会，干活多。

这种跨国流动对汉族没什么问题，但对于在华的朝鲜族而言，回到他们语言相通、同宗同族的韩国，会不会削弱他们对中国的认同，并且使得他们更多倾向于移民韩国呢？通过对朝鲜族的访谈，发现他们还是有很强的对中国的认同感的，一位朴姓阿姨是一个比较好的例子。这位朴姓阿姨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与我们进行交流，因为她朝鲜语说得比较好，汉语就差了一点。她讲她在韩国看球赛的例子，有一年她去韩国看望在那里打工的女儿，她在租住的房子里看球赛，当时房东夫妇（韩国人）跟她一起观看，这场球赛是在中韩之间开展的，房东问她支持中国还是韩国，她不假思索地说她是中国人，当然支持中国了。房东当时听了之后，就再也不理她了。

在笔者调研的东北农村，大约十几户朝鲜族加入了韩国籍，一般都是家里的老年人，他们入籍的原因是为了子女能够到韩国打工，因为要是老人入了韩国籍，只要给子女发邀请函，子女就可以不通过中介去韩国，而入籍并不需要花很多钱。不过，也有很多老年人后悔了，毕竟入籍之后，回中国变得比较麻烦，因为中国人拿了韩国的绿卡，可以两边走。但是入籍之后，就变成了韩国人，韩国籍到中国签证比较麻烦，到了中国还要到当地派出所报到，并且居住时间比较短。很多老年人想年老后回中国，而不愿意在韩国呆，他们感觉中国才是家乡。

朝鲜族对中国有着比较强的认同，并且越是到过韩国的，越有这种认同。这种认同感产生于几个方面。首先是韩国人对朝鲜族人的歧视，这种歧视电影《黄海》有深刻体现，毕竟朝鲜族人在韩国从事的都是比较低端的工作，做一些脏活累活。其次，朝鲜族人有着比较强的自尊心，特别是朝鲜族男性，我们当时住在一家朝鲜族家中，房东的儿子就在韩国打工，他一直不肯具体说自己的儿子在韩国打工是怎么做的，我们访谈了一位朝鲜族老年人协会会长，他也不愿意给我们讲述自己的朝鲜族同胞在韩国的遭遇以及工作，感觉这些东西会伤及到他们的自尊心。还有就是中韩两国对朝鲜族的社会保障体系。在中国，工资虽低，但生活成本也比较低，年老之后还有社会保障体系，退休也早。在韩国，对于老年人而言，生活成本比较高，70多岁还要干活养活自己。入了韩国籍，没有了各项优惠，并且，晚年留在中国也比较困难。一边是歧视（韩国人对于朝鲜族人），一边是有优惠（中国政府对于少数民族），一边是同族同音但不好融入的外国（韩国），一边是包容自己并生活多年的国家。很多人在选择的时候，都会选择将中国作为其真正的归属。

三、跨国打工对打工者家庭的影响

出国打工与在国内打工有着比较大的区别，对个体和家庭都是一种挑战。

首先是一个人要跨越时空距离，才能到达目的地，开始打工挣钱，成本比较高。在东北，想要出国打工，需要找中介办理签证等相关事务，有时候也不一定办得下来。中介费用如下：去韩国七八万元，去美国十万元，去意大利八万元，去以色列七八万元。这笔费用包括签证费用、中介费用、机票费用，有的还包括在国外的工作介绍费。这笔钱对打工家庭是一笔大额开支，一般都会通过借高利贷出去。

一个人出国打工后，还要处理因空间距离产生的社会关系。一是他在异国的社会关系，二是与国内家庭的关系。东北人出国打工的形式不同于福建、广东，东北人出国多是通过中介的，在国外并没有多少可以依靠的亲戚。这种原子化的特点也带到了打工地，人与人之间很难建立起关系。

另一个问题是，分居两地的夫妻关系如何处理。分居两国，夫妻之间的互动关系变得很少，容易产生信任危机。由于双方经济条件、生活经历不同了，会造成共同话语的缺失，这样很容易产生夫妻关系逐渐式微。其中最重要的是新创造财富的分配问题，特别是对出国打工那一方影响较大。有村民就给我们讲述了这样的案例，男人辛苦出国打工，将钱寄给在国内的妻子，结果妻子在家里出轨，把钱给自己的出轨对象花。由于这种案例比较普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这里形成了一种新的方式，也就是出国打工的一方只给在家生活的另一方部分生活费，供日常开销和子女教育，大概是每年给3万元左右，其他部分自己保存。还有一种案例就是，在国外打工的一方出轨，这种情况就不会再给家里寄钱了。

韩国出现疫情后，东北三省需要重点关注韩国返乡同胞，我们的汉族同胞与朝鲜族同胞都要回家，因为中国是他们真正的家，所以我们要体谅与善待他们，正像我们应体谅与善待从武汉或者湖北归家的亲人一样。

为了更好地应对疫情，东北地区可能需要做好大量的准备工作。首先，建议重点摸排朝鲜族聚居区及其所在地的出国打工情况，掌握好返乡底数；其次，根据底数，事先准备好相关的隔离场所设施与防护用品；第三，采取关口前移策略，实行落地即隔离措施，将返回同胞妥善安置；第四，各省集中优势医疗资源与救援资源，向各省重点地区集中，以便集中优势兵力，打好疫情阻击战。

（作者刘景琦系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