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俊：做感染者和逆行者的情绪树洞丨一位心理医生的抗疫战场

原创：唐晔 晔问仁医 

人物介绍

陈俊，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擅长双相障碍和难治性抑郁症的诊治。

采访笔记

“在公卫中心，我想，我是被需要的，是所有惶恐，紧张，焦虑，担心等情绪的接纳者，是感染者，也是逆行者的树洞。”他说。

采访陈俊的时候，他在电话那头，我在电话这头。他说昨晚上写标书熬到凌晨，“年纪大了，熬不起了。”听到这话，我的第一个感觉是，他又回到了日常的人间烟火，尽管仍然在自我隔离中，只能隔着玻璃窗，看大好春光下的桃红柳绿。

他是第一批出征上海公卫临床中心的精神科医生，也是当时唯一一位精神科医生，当动员令下达的时候，他没有一秒钟犹豫。之后的十五天，他与所有的逆行者一样，投入到这场注定会载入史册的“战疫”。只不过，他的角色有点特殊，他的“病人”，除了病床上的患者，还有他的战友。

他给我看在那里拍摄的照片。我认不出他，穿着XXXL的防护隔离服，摆出大力神的造型，一张正面，一张背面，镜头都是由下而上，看起来十分威武雄壮。他说，这两张照片中的主角，终于得到了两个儿子的肯定。

“他们一个刚上初中，一个刚上小学，平常有点反感我，因为我在家的话，总是会管他们，我就是家里的那个“坏人”，但是这一次，我成了他们眼中的英雄。离开家的大半个月，我发现他们长大了，我爱人也说，孩子总要长大的，不如就趁这时候，让他们懂得，怎样做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什么是责任，勇气，还有信念。”

他说，在那段时间，想过一些哲学命题，比如，死亡。在面对死亡的悲剧之中，找到如何好好生活的意义。

“因感染失去亲人的普通家庭，被疫情困顿在家无法求学的学生，必须战斗一线的医护和公务人员，以及捐款捐物的志愿者，无一不在面临死亡的未知威胁。但死亡并非一无所有的沉寂，而是让我们明白了，什么是友爱，什么是勇敢，以及爱是死亡唯一带不走的东西，它使我们面对死亡，变得如此从容。”

他是大年初二出征，回来的时候，已过了立春，他在手机的备忘录里，记下了一句话，“没有一个冬日不可逾越，病毒肆虐的当下，亦如是。”

在自我隔离的那间房里，他收到了朋友发来的一首歌：

那些逆风飞翔的心

那些冲破黑暗的星

我想好好对你说谢谢你

可又不记得你的名

珍重吧珍重吧朋友

让我们一起回家

他听了，眼泪忍不住滑落脸颊。

口述实录

1

大年初二的出征

唐晔：陈主任，您刚从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战疫”回来，请问您是什么时候接到通知去往金山的呢？

陈俊：是的，刚回来，在自我隔离呢。先说个刚才看到的捷报，截止20日，全市发现的334例确诊病例中，已有199例治愈出院，治愈出院率近60%。我为那些还留在那里英勇奋战的战友们高兴。

至于我呢，原计划这次过年，带全家去东北滑雪，已经订好了机票，后来疫情来了，就退了机票，准备宅一个春节。那天大年初一下午，我午觉醒来，就看见我们医院群里，领导在动员大家主动报名“出征金山”，一秒钟都没犹豫，也没和家里商量，我就报名参战，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相信家里是支持的。另外，新冠肺炎的传播途径，治疗方法还没有确定，对这种疾病有很多未知，所以我希望能去往一线，参与到抗疫的过程中，这是非常宝贵的经验，接到通知后，心中是有些兴奋的。

唐晔：您是大年初二出征的，到了那边之后，是怎样的心情呢？

陈俊：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是防控新冠肺炎的“桥头堡”，原来去过几次，500亩占地外有500亩防护林，是花园式的设计。听中心主任朱同玉教授介绍，中心有四栋楼，共有327张负压病房床位，这也是全国负压床位最多的医疗机构。那天是大年初二，路况很顺，快到公卫中心的时候感觉愈发冷清，快到医院门口看到检查的岗亭，就感觉氛围紧张起来，偌大的公卫中心，走动的人很少，行色匆匆，心中真有些上战场的感觉。

唐晔：在那里，您是怎样的工作任务呢？

陈俊：那边病房也就开了一个礼拜，我是第一位精神科医生，主要有两个任务，第一是会诊，临床治疗，即每天和病人进行心理疏导，有些患者症状严重的需要配合药物使用；第二是联络，即主动参与全部治疗过程，从我们的专业角度提供治疗意见，会诊联络比起单纯会诊要更主动。刚开始，病人还不多，后来每天增加二三十个患者，有三天的时间，除A3楼的治疗，我还要去A1楼帮助会诊，两栋楼间原本是不允许走动的，由于工作特殊需要，专门为我一个人设定了一条通行路线，这条路线有专人把守，而我只能走在这个设定的路线上，后来我管它叫“陈俊小道”（笑）。

2

根本没时间恐惧

唐晔：和感染病人在一起，有过恐慌吗？

陈俊：在穿脱隔离服的时候，可能会想到一定要谨慎一点，不要将病毒带到清洁区域，但这样的念头也是一闪而过，和病人在一起的时候，根本没时间恐惧，并且对我们的防护还是很有信心的。

唐晔：您和第一次见面的病人，开口的第一句是什么呢？

陈俊：我会这么表述：我是治疗团队的精神心理医生，我叫陈俊，你可以叫我陈医生，我和我同事的任务不同，我来专门关心你的情绪、睡眠这些问题，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可以找我，或者通过其他医生转告给我。从聊天中，我们会了解患者的情况，以此来判断患者的焦虑程度，是短暂的应激情绪，还是较重的焦虑等，然后与患者协商后，制定后期治疗方案。

唐晔：患者认可精神科医生的干预吗？

陈俊：首先是患者需要，突如其来的疾病，造成恐慌、忧惧、担心、焦虑，不少患者会产生应激反应，但是在中国，面对精神科医生进行疏导，这种认可需要一个过程。一开始进病房接触患者，患者有点懵，他们不明白为何会有精神科医生参与治疗，有的甚至会因为我是精神科医生产生抵触，所以我会说，我是精神心理方面的医生，他们接受起来就好一点。有些患者起初是和我保持距离的，慢慢地，他们意识到我的帮助，情绪有了好转与改善，继而影响边上的患者。常常是这样，我这里刚结束，旁边的患者就说：陈医生，我也睡不着，心情不好，能和我聊一聊吗？

事实上，我们刚去的时候有过一个原则：尽量减少进病房的时间和次数，一方面是为了节省隔离服（笑），另一方面是保护自己，毕竟呆的时间越长，感染的可能性会增加。但是这条原则很快就被打破，随着之后的工作进展，我每天要进行心理干预的患者，多出了一倍。

3

坚守的逆行者

唐晔：您在那里工作了15天，有没有哪个病人让您印象深刻呢？

陈俊：是的，我触摸到最真实的人性。有个企业高管一家被感染，他是源头，他的妻子、7岁的儿子、14个月的女儿、母亲、岳母都被感染。在见到他之前，我想他一定很内疚，压力巨大。去看他的时候，他很沉默，不停地在手机上工作。原来，他的企业2月10日返工，很多事情需要处理，工作群里有各种疑问需要他解答，他说，这些天一直在思考，去过哪里，到底是受谁的感染，希望能将线索交给我们。他很坚强，也很克制，知道自己不能就此倒下，拼命地想做弥补，这就是人性的善良。

但是，让他最放不下的是14个月的女儿，“她被强制断奶了，整天哭，看到穿隔离服的医生护士，肯定会更害怕。”他就这么说着，眼眶周围有泪水，只是忍住了没有滑落下来，其时他已经有轻度的焦虑，遵循本人的意愿，我只是进行了心理疏导，并没有强制用药，次日他的情况好多了。后来，我们也和她女儿所在的医院取得联系，给予特别照顾，让他宽心许多。我在出来之前，他妻子出院了，在昨天上海发布的出院名单里，我又看到了一个同姓的14个月的小朋友出院，我就猜到是那个孩子，很欣慰。

唐晔：说完病人，说说同事，在这15天，身边有没有让您感动的事情呢？

陈俊：我的同事们，都是非常可爱的逆行者。平时会在一起开开玩笑，但是工作起来，真的是无比的投入与忘我，穿着不透气的防护服的难受和不便就不提了，有时刚出隔离病房还未到办公室，就瘫在走廊上休息。护士们和患者接触时间长，体力上最辛苦，受感染风险最大，而医生更多的压力来自治疗上，都希望能将危重的患者从死亡线上拉回，顺利出院。

拿应急病区来说，救治新冠肺炎患者的劳累程度，非一般人所能想象。由于患者随时都可能突然发生恶化，需要立刻抢救，一秒都耽搁不起，我们就睡在病区清洁区里，一有事直接换防护服就进去了。如果有患者情况不好，医生护士甚至会一直穿着全套隔离设备待命。全套三级防护的装备，哪怕现在已经穿脱很熟练了，也要5至10分钟时间，有些患者体内‘炎症风暴’，连这点时间都等不起，工作强度比普通的重症病房高数倍。接替我的战友来了，我可以离开公卫中心了，但是很多战友还在坚守，比如市公卫中心呼吸重症科的李峰主任，他睡在我的下铺，比我到岗早几天，本来说好一起出去，但是之后重病的病人越来越多，他还将继续奋战，不胜无归。

4

战友们也需要心理疏导

唐晔：您在那边自己的压力如何？

陈俊：我的心态比较平稳，只是感到时间过得真快，这种情绪的形成和学科背景有关，从我的学科层面，我觉得一线抗疫的战友们，尽管可歌可泣，可爱可敬，但还是应该主动保护自己，每个人都是血肉之躯，不是神，也需要心理疏导，缓解情绪压力。我这段时间在线上开了一个心理讲座，针对医务界人员，收看人员超过了2万人，大部分是湖北一线的医务人员。

唐晔：那么，您在那边有没有为医护人员做心理疏导呢？

陈俊：是的，照顾患者是我们一部分的工作内容，另一部分任务，就是医护人员的心理支援，所以，刚开始工作时，就与主任以及护士长进行了沟通，有了他们的支持，精神科工作的开展就会更加顺利，起初，我设立了一个小小的心理减压室，但发现使用率不高（笑），一线防疫中，就像一个生死战场，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大家不会在同伴面前表现脆弱的一面，不良情绪只有在没人的时候才会表现出来。所以，我改变了方法，开启“主动模式”，稍有点空，就坐在餐厅里办公，与刚下班的医护人员聊聊天，关系就这么拉近了，有做咨询需要的话就移驾心理减压室，心理医生受同行欢迎的程度愈来愈高了。

唐晔：一线抗疫医护人员的压力，普遍来自哪里呢？

陈俊：有来自家里的压力，比如好久没见到父母、儿女了；有来自潜在的感染风险的压力；还有在这里生活环境的不适应，毕竟是战场，和家里不可同日而语。最主要的是，来自工作本身——即使有休息的时间，也是依托于患者的病情情况，箭在弦上，随时待命，这种压力是无形的。

唐晔：您现在最关心的是什么？

陈俊：疫情何时才能结束。我每天看着全国疫情图，盼望着箭头向下，这样离我们的工作结束就不远了，我内心每天还是紧张的，我们精神卫生中心的医护人员都在待命，随时准备再冲锋陷阵，我不害怕再次进去，但不希望这种情况发生，因为要是那样，就证明疫情还在危急时刻。

唐晔：这次参加“战疫”，您对生命的思考，以及生活态度有什么改变吗？

陈俊：其实，在生活态度上感触最多的，是从有些病人身上看到的乐观、豁达，向死而生。有一次，我去病房查房，一个症状较轻的老太太拉着我想和我聊一聊，她让我给她认识的一位重症病人带一句话，一定要坚强，不要放弃。于是，我就充当了传话者，我到了重症病房，那位危重症患者早已上了呼吸机，没法说话，我把这句话附身在他耳边说了，听懂了你就眨眨眼，我对他说。这时，他按我的指示“眨了眨眼”，那一刻，我也泪目了。走出公卫中心你会发现，世界那么大，真想好好走一走，生命脆弱，要把握当下。

唐晔：目前您在隔离期间，做些什么呢？

陈俊：隔离的日子，就像笼中鸟，每天透过玻璃窗看外面，大好春光，但我连房门都不能出。不过，好像更忙了，要处理前两周欠下的工作，有科研的项目，有科普书籍的编写，还有在线的咨询和教育，做了一次央视财经频道职场健康的在线直播：如何在家隔离时保持健康的情绪，我是现身说法，反响不错（笑）。

唐晔：疫情结束后，您想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

陈俊：我还想去东北滑雪，但是，有可能雪都化了（笑）。

采访/唐晔  编辑/阿迪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