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巴拉克时代：埃及社会的集体怀旧

2020年2月25日，离阿拉伯变局整整过去了十年，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在开罗逝世。当年因为民众抗议示威而下台，后来又经历了长达7年的法庭审判，虽然最后被判无罪，但穆巴拉克在“后革命时代”的埃及依然充满争议。有人说他是法老式的“独裁者”，有人说他维持了有限但可贵的“自由”；有人说他和他的裙带集团贪污腐败，也有人说他是“经济开放“的实践者。然而在穆巴拉克去世后，埃及人，无论身处国内外，还是持何种政治立场，都普遍对穆巴拉克的去世表达了哀悼。甚至在2011年“革命”中的反对派旗手，谷歌公司前驻埃及分支主管瓦伊勒·贾尼姆（Wael Ghonim）都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了哀悼，并赞扬了穆巴拉克对埃及的“爱”和“责任”。为何埃及人会共同怀念曾经被他们推翻的穆巴拉克，他们也许是在纪念穆巴拉克本人，其实更是在纪念他所代表的那个时代。

2月26日，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的军事葬礼在埃及首都开罗坦塔维将军清真寺举行。穆巴拉克的支持者手举他的照片。 新华社 图

普通埃及民众对穆巴拉克的怀念无关政治议题，民主、人权和公民社会对他们来说是空泛的概念。穆巴拉克时代真正令埃及老百姓怀念的是当时的稳定和低物价。为了实施当前经济改革中的紧缩政策，埃及政府削减了很多从穆巴拉克时代就存在的补贴，包括汽油、用电和大饼等。为了刺激出口，埃及政府更是在2016年下半年实施浮动汇率制，埃镑一下子贬值60%，这导致埃及人的购买力大幅下降。相比之下，穆巴拉克执政末期，埃及的经济以7%的增长率持续数年，埃镑购买力强，且政府因害怕引发群众不满而一直不愿意削减补贴。

除了相对较低的生活成本之外，革命后的混乱也让他们怀念穆巴拉克时期的国家稳定和团结。当2012年埃及第一位民选总统穆尔西上台后，他面临的是与自己代表的政治伊斯兰力量势均力敌的反对派阵营。在体制内官僚和世俗反对派的抵制下，穆尔西在执政期间几乎无所作为，而是深陷政治斗争。在2013年军方推翻穆尔西之后，伊斯兰主义者和政府的对抗变得激进化，袭击军警的恐怖活动此起彼伏。短暂的政治开放不仅让埃及陷入了长期的社会分裂，还是任何试图执掌埃及政权的人都失去了穆巴拉克所拥有的政治灵活性。

于是，对穆巴拉克时代的怀念开始作为一种对埃及现状不满的象征出现，即使人们也承认埃及目前的经济困境是穆巴拉克时代积累的政策造成的。在社交媒体上，穆巴拉克曾经的语录和照片会被引用或者修改，埃及人以一种他们特有的自嘲来解读自身当下的困境。当通货膨胀的时候，他们会自嘲说从穆巴拉克下台后人们都开始乞讨了；当物价高涨的时候，他们会自嘲说穆巴拉克时期斋月都能囤更多货，过节过得更久；甚至当埃及国家足球队无缘非洲杯四强时，他们会自嘲说穆巴拉克时期的埃及队总能“躺赢”。

脸书Mulukhiyah主页截图。翻译：我发誓，在我执政的时候，斋月从来没有这么短。我走后，连斋月也都留不住了。点赞数：3.5万。

穆巴拉克执政的功过是非

对于一个后来被称为埃及现代法老的人来说，穆巴拉克的出身很不起眼。他于1928年5月4日出生在曼努菲亚（Monufiya）省的（库夫·麦斯拉赫）Kauf al-Meselha村。他的父亲赛义德·伊布拉欣·穆巴拉克（Al-Sayed Ibrahim Mubarak）是一名法院看门人，他的母亲奈伊玛（Naeema）是一名传统的农村妇女，一个不识字的家庭主妇。他有四个兄弟姐妹：一个哥哥（艾哈迈德·萨米 [Ahmed Samy] ）、一个姐姐（萨米亚 [Samia] ），以及两个弟弟（Fawzy和Essam）。人们对穆巴拉克的早年及其与家人的关系知之甚少。有据可查的事件是在1960年，穆巴拉克的母亲因儿子拒绝支付她不断上涨的医疗费用而试图将其告上法庭。

多数人认为，穆巴拉克是一个勤奋的学生。从位于曼努菲亚省首府的中学毕业后，他进入埃及军事学院学习，在那里获得了军事科学学士学位和中尉军衔。穆巴拉克于1949年2月4日从学院毕业。当空军学院宣布将接受军事学院的申请者时，穆巴拉克提出了申请，成为被接受的12名学生之一。通过全年出勤，穆巴拉克用一半的时间完成了两年制课程，并于1950年3月12日离开了该学院，并获得了航空科学学士学位。此后，穆巴拉克在比勒拜斯（Belbeis）的空军学院任教，直到1959年，这是他与时年17岁的苏珊·塞比特（Suzanne Thabet）结婚之后的第一年。然后，他前往苏联参加一系列飞行员训练计划，然后于1964年加入伏龙芝军事学院。 在埃及的各个空军基地任职后，穆巴拉克于1967年被任命为空军​​学院院长，两年后成为埃及空军参谋长。在接下来的十年中，他的升职一直持续到1972年，他被任命为空军​​司令和国防部副部长，第二年被提升为空军司令。

他的政治生涯始于1975年，当时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总统任命他为副总统。1981年10月6日，他在萨达特遇刺后成为埃及总统。在穆巴拉克的三十年任期内，其在安全上颇有建树，但是社会经济改革的失败最终导致了埃及街头示威的爆发。在安全方面，穆巴拉克政府主要面临极端主义者的威胁。其主要由与基地组织关联的“伊斯兰团”和“伊斯兰圣战运动”领导，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共同发动了一系列针对游客、国家官员和科普特基督徒的恐怖袭击，穆巴拉克本人也于1995年在亚的斯亚贝巴遭遇极端分子的暗杀行动。穆巴拉克与这些组织的斗争使他获得了埃及社会各阶层的支持，从而巩固了他的统治。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的安全机构已经基本破坏了这两个组织在埃及境内的活动。 

1979年与以色列签署和平条约之后，埃及的主要外部威胁已平息，安全焦点转向内部威胁。国内的反恐行动导致了埃及安全机构的不同机构之间权力的重新分配。穆巴拉克主要依靠内政部，特别是国家安全调查局代表的安全机构进行反恐行动。据说到2002年，警察部队的人数已从20世纪70年代的15万增加到100万。据剑桥大学学者哈泽姆·坎迪尔（Hazem Kandil）估计，穆巴拉克时期埃及的安全人员与公民的比例为每1000名公民配备25名安全人员。随着1967年战争（第三次中东战争，又称“六日战争”）爆发后军方逐渐退居幕后，且警察在穆巴拉克的支持下担负起国内安全的重任，埃及军队作为一股政治力量逐渐脱离了公众的视线。有不少人认为，埃及的军事机构在穆巴拉克时期政治生活中的低调是保持其受欢迎程度并使其在2011年后的掌权合法化的原因。 

在社会经济改革上，穆巴拉克继承从萨达特开启的经济开放（infitah）政策，旨在使埃及经济从纳赛尔时期的国家资本主义转向自由市场模式。穆巴拉克全心全意地接受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当时埃及的财政状况因油价下跌和海湾国家埃及工人的汇款减少而遭遇困境。从1986年开始，穆巴拉克签署了贷款协议，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国际开发署等外部机构影响埃及经济改革和政策创造了所需的空间，他们开出的处方就是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穆巴拉克在执政后期对新自由主义官僚和资本家的倚重最终导致私营企业主导了埃及经济。穆巴拉克最后一位财政部长优素福·布特罗斯·加利（Youssef Boutros Ghali）曾说，私营部门对GDP的贡献从1991年的30％上升到2006年的80％。然而，穆巴拉克未能创造公平的增长，尤其未能为快速增长的年轻人口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经济改革的最终获益的是与穆巴拉克家族拥有裙带关系的官僚和资本家，这是导致2011年出现大规模民众抗议示威的根本原因。 

塞西是穆巴拉克的翻版吗？

作为埃及共和国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总统，穆巴拉克对埃及社会留下的印记非常深刻。笔者曾经在穆巴拉克执政末期的2010年在埃及留学，后来又于2017年到2018年在埃及居住将近两年。据我的对比观察，埃及的问题依然是穆巴拉克时代遗留的问题，不管是破败而无序的城市治理，还是臃肿而低效的行政体制，还是惊人而固化的贫富差异。在塞西上台之初，西方媒体也感叹，“穆巴拉克”又回来了，认为这是在短暂的民主转型后对穆巴拉克时期威权主义的“复辟”。然而，如果我们仔细观察现在的埃及，会发现穆巴拉克时代的印记正在悄然消失。纳赛尔时期的埃及是共和国的初创阶段，萨达特和穆巴拉克的执政时期整体可以看作一个时代，而当前的塞西时代则可以被称为“第三共和”。

埃及在2011年经历了“阿拉伯之春”革命后，前执政党被迫解散，政府部门零散凋敝，政党竞争无序。2013年埃及军方夺权的大背景是，当时埃及经历了2011年革命和穆兄会执政的混乱，人民期望排除意识形态，恢复国家的团结和安定。在2011年革命后的两年里，埃及国内陷入了持续的公开政治斗争中，军队、穆兄会、各政党以及其背后支持的外国势力都参与其中，而国家生活的政治化导致了埃及无法集中精力解决当前棘手的经济发展问题。而在军方接管政权，尤其是塞西上台后，埃及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呈现出不同于穆巴拉克时代的特征。

首先，不同于穆巴拉克时期活跃的政党政治，埃及政坛呈现“去政治化”的现象。为了平息国内的政治纷争，塞西将军队树立成为民族主义的大众象征。他宣称军队本身不具有政治性，是唯一有能力整合埃及国家机构的组织。事实上，自从1952年共和国成立以来，军队都是埃及政治的主要仲裁者和权力核心。尽管在穆巴拉克统治后期，军队的影响力被商业精英和执政党排挤，但是2011年后，军队重新回到埃及政治的中心。与其他阶层固化的国家机构相比，埃及军队为老百姓提供了更加公平的上升渠道，它从基层征兵并按照军队绩效提拔人才。革命前，军队对适龄的男性是进行选择性的征兵，但是在2011革命后，所有适龄男性（家中独子除外）都必须参军，一般按照技能和学历服役1-3年不等。在经历了军队中的锻炼和反恐战争后，有过服役经历的埃及青年男性普遍民族主义旺盛，爱国爱军，这些人重回社会都成为了埃及现政府的群众基础。

其次，在塞西时代，军队在埃及经济中的作用大幅度增加，其比例超过了穆巴拉克时代。从前，军队只是通过自身的特权进行寻租和商业承包，但是在塞西时代，军队已经成为政府主要的经济支柱之一。首先，由于常年经营军队企业的收益和接受美国每年13亿美元军事援助，埃及军队拥有自己的小金库，这些钱曾在关键时刻拯救埃及命运，例如埃及军方曾在2011年出资10亿美元挽救即将外汇兜底的埃及央行。其次，军队拥有庞大的人力和物力资源，比政府和国企效率更高，可以规划和完成符合埃及战略利益但不会立刻收益的长期项目。在塞西时代，军队负责完成了很多大型国家项目，比如新苏伊士运河的开辟。最后，军队企业转型到民用领域，意在振兴埃及民族工业。埃及军事生产部，监管着20个军事商业企业；埃及国防部，控制着数十个军事商业企业；由埃及政府建立的阿拉伯工业化组织，对至少12个军事商业企业负责。这些军方企业正在从武器制造转向各行各业，比如水泥、家电、甚至奶粉，他们一方面为埃及国内市场提供产品，另一方面也想走向国际，创立埃及本土品牌。

最后，与穆巴拉克时期退居幕后不同，军队在塞西时代深入参与了埃及的政府治理。2011年革命后，埃及政府机构面临组织松散和效率低下等问题，因此在塞西执政后，在政府力所不逮的地方，军方可能直接插手进行管理。以埃及大博物馆建设为例，在国际援助机构遇到与埃及政府（文化部、文物部）协调低效的问题后，埃及政府派出军方将军整体对接该项目，效率得以提升。苏伊士运河管理局本来由文职能吏艾哈迈德·达尔维什担任主席，但因其无法协调国内各部委职能，后改由军人担任主席。而其他政府机构目前都倾向于支持军队独大的局面，因为在2011年后他们反复遭到革命人士和穆兄会的羞辱，恢复国家的稳定和国家机构的权威是他们的集体诉求。因此，目前在埃及形成了以塞西为核心的决策圈子，包括军方高层和部分政府部长。他们可以做出超越国家政府层面的规划，而这些项目不需要政府特别拨款，完全由军方出资和实施。

结语

在穆巴拉克去世后，埃及政府在新开罗的“坦塔维”元帅清真寺为他举行军事葬礼，宣布全国哀悼三天，并将穆巴拉克定性为“十月战争”的领导人和英雄之一。回首穆巴拉克作为军人和政治家的一生，埃及政府对他葬礼的处理可谓恰如其分。虽然穆巴拉克的政治生涯存在争议，但是他作为军队将领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的功绩是被广泛认可的。穆巴拉克作为总统最大的功绩应该是实现了埃及的领土完整与和平稳定，但正是因为对于“稳定”的痴迷，让穆巴拉克在经济社会改革上束手束脚，最终导致了埃及发展的不可持续性。因此，埃及老百姓怀念的“低物价、强货币”的穆巴拉克时代不过是建立在政府高补贴支撑下的消费型经济，在人口暴涨的情况下，这种发展模式无法带领埃及走向国家和民族的复兴。2014年上台的现任总统塞西虽然同样是军人出身，但他不是穆巴拉克式的守成型政治家，而是希望在剧烈的转型后重新建设国家的开拓者。与穆巴拉克正好相反，他利用了民众对稳定的渴望，大刀阔斧地进行了社会经济改革。经过长达五年的改革探索，埃及在2019年成为中东北非地区经济增速最快的国家，化解了2011年以来的经济颓势。站在2020年，我看到了与2010年的埃及完全不同的未来前景。也许随着穆巴拉克的去世，埃及才真正开始进入了“后穆巴拉克”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