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来首个大卫·霍克尼肖像画展：年华已逝，好奇心依旧

在使用铅笔、蚀刻针或毛笔方面，大卫·霍克尼似乎无可匹敌。2月27日起，英国国家肖像馆（NPG）举行以“大卫·霍克尼，绘画源自生活”为名的回顾展，这是近20年来首个以霍克尼的肖像绘画为主题的大型展览，展览汇集约150件公共和私人收藏，通过关注霍克尼对自己和身边人的描绘——他的缪斯西莉亚·伯特维尔（Celia Birtwell）、母亲劳拉·霍克尼、策展人格雷戈里·埃文斯（Gregory Evans）和印刷大师莫里斯·佩恩（Maurice Payne）——追溯他的创作轨迹。

忽略那些夸夸其谈，忘掉他可爱的性格。霍克尼自此不是一位“画坛巨星”，他化为一种“凝视”。他盯着镜子中的自己，冷静地分析自己凌乱的头发和瘦弱的身体，并用一种稳定的黑线画下自己的镜中模样。

透过眼镜的自我打量带着些许压抑，这是霍克尼在1983年的创作，当时的他还只是金发，但却在镜中看到了老之将至。未来将何去何从？霍克尼对于自己的审视，可与伦勃朗媲美。或许，当艺术家面对镜子时，观众是可以通过他们的作品分享其所看到的一切——甚至探访那些未被掩盖的事实。

从青少年时代开始，霍克尼就开始面对镜子。在1950年代的素描和石版画中，他仔细观察了一个穿棕色套头衫、顶一头棕发，却戴着时髦眼镜的自己，那是一个严肃而敏感的年轻人。这些创作于17至19岁间的自画像，也证明了在霍克尼进入英国皇家艺术学院之前就具备了强大的绘画能力。而此次展览也展示了霍克尼“学无止境”的形象，或许绘画适合霍克尼的原因是他通过画笔不断自省，这种自省也让其作品引人入胜。

毕加索是霍克尼躁动不安的老师。 1973年，霍克尼在一件模仿毕加索的《Vollard Suite》作品中，将自己和毕加索画在了一起，在这个幻想的场景中，毕加索坐桌子的一侧，而霍克尼则裸体面对他，并等待被毕加索画下。或许成为毕加索的模特、甚至是学生，是霍克尼美妙的幻想。

折叠的窗帘和法国的街景以细腻，强烈的黑色墨水线条勾勒，仿佛是毕加索笔下《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肖像》（IGOR STRAVINSKY）。 看似简单、实则不易。毕加索自拉斐尔处获得了严谨的绘画技法，霍克尼也有同样自信。和毕加索一样，霍克尼也将绘画视为一场游戏。这是也是来自大师们的教诲：艺术家需要不断尝试各种风格，以寻找难以捉摸的真谛。

跨越半个世纪的关系，三位亲密朋友的肖像

自1960年代开始，霍克尼以自己三个最亲密朋友的肖像实践了这一点，他们分别是西莉亚·伯特维尔（纺织品和时装设计师）、格雷戈里·埃文斯（霍克尼的助手，策展人）和莫里斯·佩恩 ，霍克尼的作品也赋予他们每个人足够的宽度。

伯特维尔的美被霍克尼看似无止境的风趣风格所记录。1970年代一件素描作品描绘了刚嫁给时装设计师奥西·克拉克（Ossie Clark）的伯特维尔（婚姻维系时间为1969–1974）。她穿着时髦的连衣裙，梳着浪漫的卷发，散发着柔和而迷人的气息。她时而夹着烟、时而穿着衬裙歪在巴黎的公寓，时而戴着面具。也许正是一种神秘多变的气质让伯特维尔成为霍克尼反复描绘的对象。伯特维尔也没有保留，在1975年霍克尼的一件《西莉亚，裸体》（Celia, Nude）可见其对伯特维尔充满想象力的描绘。

伯特维尔如今已经78岁了，但她看起来仍然是百合般鲜活的少女。她被认为是霍克尼的缪斯，甚至被认为“大卫·霍克尼的肖像展上没有伯特维尔，就如同蒙娜丽莎缺席达·芬奇展”。

伯特维尔和霍克尼的友谊维持了半个世纪，他们相识于1969年，当伯特维尔第一次看到霍克尼标志性的鲜艳色彩时，她就觉得：“这是一个有趣的家伙。”在伯特维尔看来，“大卫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他选择（这么多年画）我，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格雷戈里·埃文斯也是如此。1981年5日20日至6月11日，44岁的霍克尼在为期三周的中国之行时，20出头的格雷戈里·埃文斯作为助手同行。在霍克尼眼中，格雷戈里像是波提切利笔下的佛罗伦萨青年。

1975年，霍克尼画了一张以格雷戈里为模特的人体，画面中他苗条的身体靠在墙上，目光从黄褐色的长发下透出并望向天空。第二年，霍克尼还为其创作了一件闭着双眼的版画，传达出格雷戈里脆弱而美丽的状态。霍克尼对格雷戈里的睡眠状态的创作，也为彼此的人生增添了色彩。但1988年，格雷戈里似乎受到了一些伤害，人生开始走入低谷。在1999年霍克尼为其所绘肖像中，格雷戈里面容憔悴、头发凌乱。他所经历的生活的变化，在霍克尼的作品中也被忠实记录。

对于莫里斯·佩恩，他的关键词是时间。1967年，霍克尼把这个英俊的男子画成了花花公子；1984年，上了年纪的佩恩在画中开始沉思；整个20世纪90年代，霍克尼记录下了佩恩每一个“时间点”，这是对一个拥有阅历的漂亮男人坦率的研究。

2019年，霍克尼为他们三人再次绘制了肖像，并在此次展览中一起呈现，这像是一部让人魂牵梦绕的电影的结尾，你能看到他们经历了年轻时代的冒险后，当下的样子——埃文斯穿着运动服，伯特维尔的眼里仍然闪烁着喜悦的光芒。

“噢，这太可怕了！”伯特维尔看到霍克尼笔下自己和朋友们说到，“无论是否接受，我们变老了，看起来不像我们20多岁的样子……如果您拥有一张漂亮的脸蛋，那么在年轻时怎么都好。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您会更加了解岁月。”

在展览中有一段视频，记录了一双布满皱纹的手，正在翻阅一本写生簿。这是霍克尼在翻阅自己去年在法国诺曼底时随手画的作品，其中有他对木结构房屋最直接的观察，并由此过渡的抽象的“精神境界”，虽然已经年过八旬，但其对世界依旧充满好奇、其艺术依旧保存着多样性。您会发现，无论身处何处，霍克尼的真实住所都是他的写生簿。

首次展出《我和我的父母》，记录霍克尼巴黎生活

此次英国国家肖像馆的展览中，还有一张《我和我的父母》是1975年创作以来的首次展出，此前一直被“遗忘”在大卫·霍克尼洛杉矶的家中，这件作品45年以来从未展出，其实并非“遗忘”，而是“拒绝”，其中也包含着霍克尼与父母之间的一桩往事。

这件名为《我和我的父母》的作品中乍看之下，就是霍克尼常用的“洛杉矶色调”，但细看便会发现，霍克尼的脸反射在父母亲之间的镜中，这张脸是沮丧的。而后的1977年，霍克尼完成了这件作品的另一个版本，并仅以《我的父母》为名，这成为霍克尼最著名的作品之一，比较之下，两个版本的异同显而易见，其实霍克尼只坚持画完了《我的父母》。

“他们都是我在巴黎的时候开始创作的。《我和我的父母》原本背景还有一个红色三角形，但太做作了，我后来抹掉了。”霍克尼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也没打算毁掉《我和我的父母》这一张。毕竟，这是我生活的写照。而且我的父母都不在了。”

而在当时，霍克尼决定放弃《我和我的父母》的创作，还导致了霍克尼和他父亲之间的短暂裂痕。

“当时父母去巴黎住了几次。”霍克尼的妹妹玛格丽特说，“大卫在父亲住院时还给他画过素描。后来大卫搬回伦敦，他又请父母坐下来写生。我敢肯定，创作这个主题是困难的。所以，当母亲在1976年8月告诉我说，大卫决定放弃这件以父母为主题的创作时，我并不感到惊讶。但母亲显然很不高兴，却不得不尊重大卫的决定。”

但霍克尼的父亲却难掩愤怒，他打电话给霍克尼表达了自己的气愤。但过了一会儿，又后悔了，再次打电话说，“大卫，不要理会我的话。我很抱歉。”

如今，霍克尼重新考虑为什么自己不喜欢《我和我的父母》，并且放弃了这件作品，他认为其原因是当时巴黎画室访客盈门，导致了自己未能专心。但此次展览的策展人萨拉·豪盖特(Sarah Howgate)却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他画得太多、太过了，父亲的部分也显得僵硬了。”

离开巴黎后，霍克尼回到他在伦敦诺丁山租的公寓。“我在那里得到了和平和宁静，最终在1977年完成了另一个版本的创作。”这就是著名的《我的父母》，这件现藏于英国泰特不列颠美术馆的作品忽略了艺术家的镜像，2017年在泰特不列颠举行的“大卫·霍克尼回顾展”也成为迄今为止英国参观人数最多的收费展。

泰特不列颠收藏的1977年的《我的父母》中，霍克尼的父亲俯身看书，父母之间梳妆台的底部搁板上还摆放着六册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策展人萨拉·豪盖特认为，这件作品父亲的姿势更自然了。”

霍克尼的母亲得知儿子重新开始创作父母的肖像很是高兴，并在日子中写道：“他又开始画《肖像》了，我问他是什么改变了主意。他说有了新的灵感，我只希望他对自己的工作满意。”

1977年7月，《我的父母》在伦敦海沃德画廊首次展出。霍克尼的父母参加了揭幕仪式，并有了一张父母站在画像两边，霍克尼坐在前面的合影。

大卫·霍克尼的父亲肯尼斯·霍克尼（Kenneth Hockney）于1978年去世，霍克尼母亲劳拉在1999年、以98岁高龄去世。在她的一生，收获了儿子众多以她为主题的作品，画面中对母亲敏锐的观察和描绘，又一次像伦勃朗晚年对母亲的沉思。

绘画是霍克尼的拥有一生所爱，展览还展示了霍克尼近期的iPad自画像——瞪着眼睛、扭曲着自己的脸、流露出愤怒的表情，以及1970年代初在巴黎创作的彩色铅笔素描，1980年代的宝丽来合成人像，展览首次露面的作品包括1961年霍克尼第一次加州享乐之旅的资料等。

这些霍克尼笔下渐渐老去的人，也讲述了一个真实的事实——生活就是一个变老的过程，却要尽量保持对自己和对他人的好奇。

注：展览将持续至6月28日，本文编译自《卫报》艺评人乔纳森·琼斯《大卫·霍克尼，脱下他们的运动袜》、理查德·布鲁克斯《霍克尼展出引发家庭裂痕的肖像》、哈德利·弗里曼《伯特维尔评大卫·霍克尼:从来没有人要求画我》，以及英国国家肖像馆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