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长江中游的史前“城市”，湖北城河遗址领队谈考古发现

湖北沙洋县城河遗址是长江中游地区一处距今5000多年的史前城址，面积约70万平方米。去年曾入围“201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017年11月，联合考古队在城河遗址发现了屈家岭文化时期墓地，开启了对城河遗址王家塝墓地的考古发掘工作。最新发掘的王家塝墓地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屈家岭文化墓地，填补了长江中游地区史前大型墓葬较缺乏的空白。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城河遗址考古领队彭小军去年在上海博物馆主讲“湖北沙洋县城河遗址的聚落考古收获”，澎湃新闻记者在讲座前对其进行专访。

寻找长江中游的史前“城市”

澎湃新闻：请你介绍一下湖北沙洋县城河遗址的发掘经历。

彭小军：长江中游地区是中国最早城址的起源地，是规模最大的史前城市群之一。城河遗址的发掘，是跟屈家岭文化的古城的研究有关。在考古学史上，上世纪五十年代，张云鹏、王劲先生发掘湖北京山屈家岭遗址，确立了屈家岭文化，拉开了屈家岭文化研究的大幕。1990年，北京大学赵辉、张弛先生调查发现石家河古城，揭开了屈家岭文化古城的面纱，引发了屈家岭文化城址的大发现。目前长江中游发现了近二十座史前城址，面积从洋洋百万平方米到数万平方米不等，这些城址大多建造于屈家岭文化时期。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对最大规模和较小规模的城址进行了持续研究，而大量中等规模的城址仅做过短暂的工作，未能开展系统的聚落考古工作。与之相关，大量的研究表明，城址的面积、规模往往与它的等级和所承担的功能大小存在一定的联系。打个比方，面积最大的石家河城址犹如北京，中等规模的犹如武汉、荆门，最小的城址好比沙洋。我们知道首都北京什么样子，知道沙洋县城什么样子，却不知道武汉，不知道荆门，这对于我们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是远远不够的。

基于这些学术考虑，考古研究所学术委员会拟设立 “长江中游地区史前城址研究”课题，负责人是黄卫东副研究员。2011年冬天，为了进一步完善课题的设计方案和技术路线，在国家文物局、省文物局的支持下，我们与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同仁先后对武汉、随州、孝感、天门、荆门等地的史前城址进行了实地调查，涉及11座史前城址，获取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回到室内之后，与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专家老师们讨论，大家认为城河遗址比较合适。原因有三，一、遗址面积为70万平方米，以往的调查表明该遗址可能是史前城址，如果确认，那么它在长江中游史前城址群中就属于中等规模；二、该遗址位于汉水与长江的西夹角部位，应该属于汉水西部的中心性聚落，而这一区域的聚落考古工作相对缺乏；三、调查表明，遗址的年代很可能为屈家岭-石家河时期，为距今5000年前左右，恰好是文明起源的关键节点。基于这些有利的条件，大家一致认为应该在城河遗址开展持续有效的聚落考古研究工作。随后，我们将课题的设计方案和技术路线报告给国家文物局、湖北省文物局。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荆门市博物馆、沙洋县文物管理所等四家单位组成城河遗址联合考古队，对城河遗址开展主动性发掘和研究工作。“十三五”以来，国家文物局启动考古中国研究项目，城河的考古工作被纳入到了“考古中国·长江中游文明化进程”的大课题之中。

澎湃新闻：从2012年进行首次发掘至今，期间经历过几次发掘？

彭小军：2012年进行首次发掘，2013年因为进行系统勘探，考古发掘暂停了一年。后来每年都在发掘，甚至有时两个季度都在发掘。到2019年开始第七次发掘。

罗马非一日建成，城河城肯定也不是短期内能够建成的。如此大的一座城址，虽然说只有70万平米，但在史前时期来说应该是规模不小的聚落，而且持续了大概有一千多年的活动历程。所以在开始发掘之前，我们就有心理准备，要探究这样一座城址，需要坚持，短时间的工作是不现实的。当时几家合作单位在签署协议的时候就约定，这个项目要长期做，坚持做，不能发掘几年就放弃。

澎湃新闻：你们的初衷是带着学术课题去做发掘，通过这七八年的考古发掘，取得哪些收获？

彭小军：现在基本上就是能解决部分问题，比如当时我们计划开展聚落考古，探究聚落布局。通俗来说，就是要知道这些人在什么地方住，他们的手工业作坊（比如陶器生产区）在哪里，祭祀活动区在什么地方，墓葬区在什么地方。通过这些年的工作，这些问题基本清晰了。现在我们知道城河遗址由城垣围筑起来，而且城垣非常高大，现在保存的高度就有4.8米。另外城里面还有复杂的水道，城外有环壕围绕。城外的水通过北面的进水口流入城内，供里面的先民生产生活使用，然后再通过水道流到城外，最终汇入城河。这是一个大致的水系和城垣结构情况。

在城内最中心的位置有一座大型建筑，整个建筑涉及面积有八百多平方米，是一个座比较大的院落式建筑。在大型建筑的南侧有祭祀区，修建有黄土台，附近散落筒形器、四耳器等跟仪式性活动有关的特殊器物。祭祀区的旁边还有一些陶窑，应该是专门的陶器生产区。大型建筑的北侧是陶片、红烧土等物质组成的堆积。此外，在大型建筑的周围分布着很多小型的房屋，设施面积跟大型建筑之间形成鲜明对比。

与之有关，在城的北侧又新发现墓地，所以城河遗址的城垣、水系、居址、墓葬这些聚落的基本元素大致把握了。但是，廓清原有问题的同时，又产生了更多新的问题。下一步必须要做的是把这些现象整合起来，“由物及人”。比如说这大型建筑及周围的小建筑，是对应一个家族，还是很多家族在一起共用；墓地是城里边所有居民的墓地，还是部分人的墓地。这些现象也是我们今后要探索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以聚落考古角度说，城内的功能布局有了线索，但这只是宏观的，城内的一些区域仍需要进一步探索。而且，在最近的调查中，我们发现城外的情况也较为复杂，也需要开展必要的工作。同时，调查表明，城外邻近区域是存在同时期聚落的，它们是不是附属聚落，在更远的范围是不是还有这样的聚落，它们跟城河城有什么样的社会经济联系。从更大的范围来看，二十平方公里、五十平方公里甚至上百平方公里范围内，同时期的遗址的分布情况如何。城河城跟其他城址之间是如何交流互动的。这些都是今后要探讨的课题，所以说要解决的问题还非常多。

填补长江中游地区史前大型墓葬稀缺的空白

澎湃新闻：2017年王家塝墓地的发现和发掘是你们的最新考古发现么，能讲讲它的发现过程么？它的发现是偶然性的还是计划中的？

彭小军：个人觉得有偶然的因素，但也是工作中的计划内容，因为墓地也是聚落功能区探讨的内容之一。

2017年，我们基本上完成了中部台地大型建筑及周围区域的的发掘和探索工作，按照计划要探索城址的其他功能单元。恰好10月底的时候，我家里有点事情，因为爱人要生产，当时再有一个礼拜就到预产期了，所以要回家去照顾她。同时，又担心自己离开发掘现场就不能完全保证发掘质量，所以就暂停了发掘，让同事们带着民工去勘探。同事们问在哪里勘探？我说在北边吧。为什么当时选择在北边勘探，是有这么一个线索。2012年，我们第一次在城河遗址发掘，有老乡就拿过一件石钺，非常精美，他告诉我们这是在城墙北边发现的。钺一般是跟主人的身份地位有联系，而且常常出现在墓葬里，所以我们当时就推测北边是墓葬分布区。但是，由于我们当时的学术安排是对城内居址区进行发掘，无法抽身开展墓葬区的探索；而且，因为年代久远，老乡已经无法确定出土的具体位置，但北部区域非常大。因此，如果要寻找墓葬区，就需要对北部区域进行系统勘探。

11月初，孩子刚出生没几天，工地负责勘探的陈仕光打电话说王家塝地点可能发现墓葬了。说实话，心里还是比较激动的，很快收拾行李回到工地，挨个对探孔进行了检查，确实有一些墓葬填土（俗称五花土）的迹象。因为南方比较潮湿，即使冬天地表是黏泥，而且城河遗址的自然粘土种类比较丰富，很容易干扰勘探结构。为了获取准确的信息，我们布了一个小探方，只是将表面的松软泥巴铲去，很块一个四边规矩、直角清晰的长方形墓葬被确认，长宽为2.7*1.7米。这样规模的墓葬在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并不算小。2018年春，报请国家文物局批准之后，开始系统布方，表土逐层清理后，共发现墓葬两百多座。 2018年3月开始发掘，至2019年1月已发掘墓葬112座、陶器坑3个，取得了重要收获。

澎湃新闻：王家塝墓地的考古发掘揭露了哪些信息，出土的文物有些什么特色？

彭小军：对考古学者来说，出土的文物有遗迹、遗物两部分。遗物方面，出土了大量的精美的陶器，一座墓葬随葬器物少则数件或十余件，多则近百件，部分墓葬还出土玉石钺、漆器、猪下颌骨等，应该说是展示出了“厚葬”之风。另一方面，从遗迹层面来说，墓地的空间结构、墓葬内部的葬仪特征、填土的堆积方式以及葬具的形制特征等，这些遗迹现象及其背后所揭示的历史信息都很值得探究，更令人着迷。举例来说，墓地空间分布方面，在王家塝墓地中，我们发现墓葬中的头向并不完全一致，但是却存在这样的现象，一些（并不是全部的）大型墓葬的周围分布有一些中小型墓葬，这些小墓葬的头向其实多指向了大墓。这说明他们之间存在某种联系的可能性很大。但他们具体是什么样的关系，是社会组织的关系呢？还是一种亲缘性的关系？这就需要考古学进行关注和分析。

澎湃新闻：之前史前时期的墓葬遗址里面都没有这种情况存在么？

彭小军：也有，但是大多数来说都是头向是一致的。在头向方面，在屈家岭文化的墓葬中，王家塝墓地有一定的特殊性。

继续之前的问题。王家塝墓地的墓葬形制很有特色。

首先是墓圹结构非常清楚，因为是直接开口于表土层下，打破生土。所谓生土就是没有经过人扰动的，而且墓圹没有受到晚期的干扰和破坏，所以这个结构是可以看出来的。

第二，就是发现了一些比较特殊的墓葬形制。比如个别墓葬一侧略带偏洞，棺木约一半部分被嵌入偏洞中，我们称为“偏洞”因素墓葬。这种葬俗以前在西北发现过，最新发现的陕西关中杨官寨遗址就集中出现这样的葬俗。但是王家塝跟杨官寨遗址又不完全一致，因为它是一半的棺木嵌入偏洞里面，杨官寨几乎整个全进去了，所以这是二者不一样的地方。我个人认为两现象之间未必是交流的结果。

此外，确认存在同穴多室合葬墓。目前已发现有双室和三室合葬墓，即在一个大的墓坑内用预留的生土隔梁划分为不同的墓室，在不同的墓室内分别埋葬死者。最多的有同穴三室，就是埋葬了三个人，每个占据一个小隔间。这不是第一次发现，陕西横阵墓地、汉中龙岗寺、宝鸡北首岭、湖北的宜城顾家坡都有过这样的现象。但是在屈家岭文化之中，是第一次明确发现了这样的墓葬形制，而且是集中出现。

第三，在葬具方面也很有特色。墓地出土了非常多的葬具痕迹。这些痕迹不能说是葬具本身，因为葬具已经腐烂了，它跟其他水、土发生关系之后形成一些痕迹，这些痕迹非常清楚，对我们了解当时的葬具的特征、制作工艺提供了很多信息。我觉得这些本身对于考古工作来说，就是遗迹方面的贡献。

澎湃新闻：你刚才讲到同穴三室墓令我很好奇，同穴的三个人之间是什么关系？

彭小军：这个现象很有意思。以具体的M112墓来举例，其旁边还有一个墓葬编号为M233的墓葬，它是一座同穴双室墓。从填土堆积剖面判断，M233打破了M112，时间上来说M233比M112要晚一点，因为后面建的。但是我们认为“打破”是考古学的规范术语，其实更倾向于认为它是一种有意识的对接，为什么？因为这两个墓葬虽然从填土上来观察，M233晚于M112，但是二者的北壁非常直，两墓几乎连在一起。另外，M233没有对M112造成实质性的破坏，而且有意识的它在M112之间留了一个生土隔梁。所以我们觉得M233墓里的两个人在下葬的时候，葬礼的操办者们应该知道这里有一座大墓（M112），而且他们是有意识的要跟它接起来，形成一个五连葬的格局，所以说他们之间可能是有亲缘关系的。

M112墓里的这三个人，中间墓室有人骨，两侧的墓室人骨没有保存下来。但是中间这个墓室的人骨是男性，两侧尽管没有人骨保存下来，但是也出土了玉钺。钺本身跟武力和军事有关系。一般来说，在能够鉴定性别的墓葬中，长江中游几乎所有的钺都出在男性墓葬里面。所以我们推测M112三室应该全部埋葬的男性。

更有意思的是，M233两个墓室都有人骨，经鉴定都是女性，这两个女性的墓室全部出纺轮。这就意味着当时是男性持钺，女性纺线，可能显示出了当时的社会分工现象。对于几具人骨我们全部采了样品，现在复旦大学科技考古学院的老师在做DNA方面的工作，如果结果出来之后，就能知道它到底是不是有亲缘关系。期待这个结果。

澎湃新闻：这次王家塝墓地的考古新发现填补哪些学术空白？

彭小军：首先这种带有偏洞因素的墓葬这是第一次在长江中游发现。第二是同穴多室这种合葬墓，这也是很有特色的。尽管以前我们在别的遗址发现过，但是这次在城河遗址的发掘，首次通过大量墓葬的证据明确了这种葬俗在屈家岭文化存在。

第三是独木棺这种葬具痕迹。以前我们在长江中游做了这么多次考古发掘，墓葬也发掘了很多，就鄂东地区出土了部分葬具，但是在江汉平原腹地，两湖地区来说有葬具的迹象，但明确的葬具形制非常少见。这次考古发现是在江汉平原腹地第一次明确了独木棺，而且独木棺的形制非常多，有的它是整木掏空之后，两侧的挡板是活动的，有的是固定的，有的还是双层的，有的外边还带着其他的垫板。这些现象更新了我们对屈家岭文化墓葬葬具结构的认识。

长江中游文明演进与周边地区存在广泛互动

澎湃新闻：湖北沙洋城河新石器时代遗址入选201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你认为它入选十大考古新发现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彭小军：当时评委组说了几点。第一点最重要的是系统性。城河遗址城垣-居址-墓葬三位一体的系统发掘，这在屈家岭文化中等规模城址里面应该是第一次，是屈家岭文化研究的重要收获。

第二是这种葬俗的独特性，包括发现大量独木棺，同穴多室的合葬墓等，刷新了我们对屈家岭文化墓葬的认识。而且整个墓地里有大墓、中等墓、次小型墓、小型墓，墓葬等级非常明显，体现出当时社会的一种分化。这次的考古发掘体现出当时已经有了明显的社会分化，而且这种分化除了在墓葬中有体现外，在居址区也有线索可循。比如前面提到的大型建筑在城内的中心位置，面积很大，小房子则分布在周围，面积很小。

第三是大型墓墓葬的发现。以前在长江中游发现的大型墓开口有五六平方米，但王家塝的最大的墓葬有二十平方米。整个墓地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屈家岭文化墓地，填补了长江中游地区史前大型墓葬较缺乏的空白， 代表长江中游地区当时的社会也是进入了文明的曙光。过去在同时期的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以及更早期庙底沟文化都发现有大型墓葬，唯独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没有与之规模相当的大型墓葬。这次考古发现说明长江中游跟其他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在发展程度上基本上是同步的。

澎湃新闻：从城河遗址的考古发掘来看，长江中游的文明演进跟其他区域间存在交流互动么？

彭小军：应该是有的。从城河遗址来看，我们知道良渚文化的一些墓葬里或旁边出土很多大口缸。在城河遗址的中等墓葬里面也存在这种葬俗，说明他们之间可能有交流。

另外一个就是钺。良渚文化出土了很多钺，不管是玉钺还是石钺，早期的庙底沟文化西坡墓地也有很多。而城河遗址这次也出土很多钺，包括玉钺和石钺，这也说明存在交流现象。钺跟墓主的身份其实是有关系的，城河遗址也只是在大中型墓葬里面才有有，小墓里是没有钺的。这本身也是一种社会理念的体现。还有就城河遗址出土的独木棺来说，尽管西北地区的齐家文化、黄河中游的陶寺遗址、黄河下游龙山文化有零星发现，但核心还是在长江中下游，所以这两个区域交流是非常密切的。 另外从房屋建筑方式来看，这种红烧土房子是长江流域的共性，都有这种房屋，包括排房，这些都能体现出交流的一种特征。

澎湃新闻：从目前考古发掘来看，能不能勾勒出这一五千年前城市它的社会发展水平或者生活面貌。

彭小军：能零星拼凑一些，要了解一个古代社会需要方方面面的信息，我们做的工作还非常有限。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至少在当时有一定的社会分化，比如说位高权重的人，他们可能在大型建筑里面生活，然后他死后又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埋在比较大的墓葬里面，并且还有奢华的随葬品，如漆器、玉钺、陶罐，葬具本身也更复杂。这就体现出了一种社会分化。

根据我们之前的工作，我们采集了植物和动物的样品，知道在当时植物里面有水稻、有粟。水稻种植可能城内水系的修挖有关，当时应该有了大规模种植。通过一些残留物的分析，知道在当时人的食谱结构中，不只有水稻、粟，还有现在湖北人吃的藕在器物里面也能找到一些痕迹。说明当时的饮食结构还是比较复杂的，这是从吃的方面来说。

从行的方面来看，目前来说没有发现交通工具。但是因为墓葬出土了独木棺，我们能够想象到，当时已经能做独木棺，那在技术上，制作独木舟不是难事，一定有船这样的工具。当时湖北水网发达，很可能跟船也有一定的关系。

然后从社会组织上来说，就是这种聚落结构，我们可以看到城河遗址本身是70万平米的城址，在城河遗址的外围，有很多附属聚落，这是调查发现的。再外围有一些环壕聚落，这些环壕聚落就相当于城河遗址的一个次级的中心，它可能附属于城河遗址。然后在它的再外围，还有很多小遗址，就形成了几级结构。

视野再扩大，就城河遗址来说，本身是中等规模城址。在它之上有石家河遗址，这是长江中游的核心遗址。在石家河之下是城河遗址及其他的城址，城河遗址以下是一些环壕聚落，环壕聚落之下是一些小聚落，这本身就代表了一种社群结构和网络体系，这也是一个考古学方面观察的结果。

澎湃新闻：你刚才讲到城河遗址发现了城墙、水利系统，也发现了墓葬，祭祀区，由此我就联想到2019年刚刚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良渚古城遗址。它也是由古城遗址、墓葬祭祀和复杂的外围水利系统构成。屈家岭文化能否跟其相提并论，它们分别处于什么样的发展水平？

彭小军：良渚进入了国家时代，同时期的屈家岭文化能不能达到国家水平？这也是我们需要探索的问题。在长江中游目前发现近20个史前城址，这些城址结构都非常清楚，大城址，中等规模，环壕聚落，聚落结构非常明显，但是良渚文化分布范围内就只有良渚古城，给人一城独尊的气魄。此外，良渚发现的外围水利系统是一个大范围治水系统，但屈家岭文化的治水系统似乎更集中于单独的遗址本体。这可能跟二者的地理环境差异有关，因为良渚的C形盆地，面积不如江汉平原大，江汉平原本身就是一个很广阔的区域，在这个广阔的区域治水难度非常大，哪怕对现代人来说也存在一定难度，所以采取的策略跟良渚不一样。屈家岭文化的策略就是由多座古城组成联合体，每座古城就是节点，它们有相应的“领地”，有控制的范围，这些古城之间又维系着共同的信仰体系。所以，二者有着不同的管理模式和应对策略。考古学研究本身是不断探索未知事物的过程。在屈家岭文化探索的过程中，如何从物化现象的归纳进入到国家模式的理论概括，是我们今后需要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