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巴拉克时代的终结

2011年2月11日，穆巴拉克黯然辞职，长达30年的执政中道而止，穆巴拉克时代成为历史。穆巴拉克政权的终结，看似偶然，实则必然。高压统治、贪恋权位、腐败、贫富分化，都不断累积着埃及民众的不满，而军方的倒戈、美国的抛弃则成为压垮穆巴拉克的最后一根稻草。

穆巴拉克政权的崩塌

穆巴拉克执政30年，但其政权终结几乎在一夜之间。为悼念2010年6月被警察无辜枪杀的一位名叫哈立德·萨伊德的埃及青年，“4月6日运动”于2011年1月15日通过Facebook网站发表题为《我们会以我们自己的方式庆祝“警察日”》的文章，号召埃及的网站使用者在当年1月25日上街游行，目的是通过组织游行唤起人们对此案件的关注。1月25日是埃及全国性抗议活动的首日，被埃及民众称作“愤怒日”。当日，首都开罗、亚历山大和苏伊士等城市发生了大规模反政府游行示威。在开罗，数以万计的示威民众走上街头，涌向解放广场。抗议者在广场悬挂横幅，烧毁物品，在相互传阅的小册子上写着向埃及政府提出的四项条件：穆巴拉克总统下台、总理纳齐夫及其政府辞职、解散议会并重新举行选举、建立人民拥护的新政府。此后数日，大规模的民众示威蔓延至全国各地。

面对如潮的抗议浪潮，穆巴拉克接连做出改革和让步姿态。1月29日，穆巴拉克要求总理纳齐夫领导的政府辞职。次日，穆巴拉克任命民航部长沙菲克为总理并组织政府，情报局长苏莱曼为副总统。穆巴拉克还明确宣布表示不参加2011年9月的总统选举，承诺进行全方位的改革。2月1日，全国各地的示威民众举行“百万人大游行”。2月2日和4日，又爆发“骆驼之战”“下台星期五”等游行示威活动。2月5日，包括总书记谢里夫、政策委员会书记贾迈勒·穆巴拉克在内的执政党民族民主党执行委员会集体辞职，而反对派还发动了“周日的烈士”运动。6日，政府与反对派团体就成立修宪委员会、结束紧急状态法等关键问题达成共识。8日，穆巴拉克下令成立由司法界和政界人士组成的修宪委员会。9日，修宪委员会提出同意对宪法6个条款进行修订。2月10日，穆巴拉克在电视讲话中表示将继续执政到9月大选之后。2月11日，埃及反对派和民众发起了“离开之星期五”运动，苏莱曼于当日下午6时通过国家电视台宣布穆巴拉克辞去总统职务，权力移交武装部队最高军事委员会。穆巴拉克本人似乎一开始并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认为自己可以像躲过数次暗杀一样，安然挺过这次危机。只是随着形势不断发展，他才开始一步一步退让，更换总理、任命副总统、宣布不谋求连任、排除儿子继任可能、保证改革，但一切都为时已晚。这样，穆巴拉克仅抵挡了18天，就黯然下台。

穆巴拉克政权倒台的原因

穆巴拉克政权的快速倒台，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主要因素如下。

（一）高压政治、贪恋权位不得人心

穆巴拉克对埃及的统治，主要依靠高压手段来维持。自萨达特被刺后重新启动《紧急状态法》，到穆巴拉克下台，埃及一直处于紧急状态，不过紧急状态的目的似乎发生了变化：最初为打击宗教极端势力，后来旨在铲除异己。穆巴拉克当局经常以打击恐怖分子为由打击反对派，警察和安全人员也随意拘留任何人，埃及俨然成为“警察国家”，普通民众人心惶惶。

选举，特别是操纵、干预选举是穆巴拉克延续其统治的途径。在人民议会多次选举中，穆巴拉克当局想方设法打压反对党，使民族民主党绝对掌控人民议会。这表明，穆巴拉克和执政党无意放弃权力垄断，官方主导的议会选举亦无法提供打破民族民主党权力垄断和实现民众广泛参与的政治渠道，官方操纵的选举政治与民主化的政治诉求陷入无法克服的矛盾境地。国内学者哈全安指出：“穆巴拉克时代，常态化的议会选举提供了民众政治参与的合法渠道，民众力量的崛起形成了民主化进程中涌动的暗流和选举政治的社会基础。然而，选举政治的官方操纵性与民众参与性两者之间具有内在的悖论倾向，导致威权体制的延续与民主化的政治诉求陷入无法克服的矛盾境地。‘缺乏民主的选举’势必演变为‘抛弃选举的民主’，从官方操纵的选举政治演变为自下而上的广场政治注定成为导致埃及政治深刻变革的历史路径。”

穆巴拉克是个恋栈且固权有术的人。埃及金字塔政治和战略研究中心（Ahram Center for Political and Strategic Studies）一位分析家对穆巴拉克评价道：“如果他在1993年离开，那么毫无疑问，他是一位伟大的总统；如果他能在1999年离开，情况尚可接受；但是从2000年起，真正的衰落开始了。”当此番评论见诸《纽约时报》的网站时，穆巴拉克在埃及民众的抗议声中被迫辞去了总统职务。穆巴拉克逐渐发展个人崇拜，埃及所有政府机关的办公室都挂有他的画像。中东问题学者朱兆一说：“如果挂画像只是行政命令，这个举动就没有任何意义，反而说明穆巴拉克脱离了群众。”

穆巴拉克一味加强自己的权力，试图把总统之位传给其次子，他的恋栈越来越不得人心，人们担心他的高压统治及各种不得人心的政策会延续下去，抛弃他已成为埃及社会的共识。

（二）贫富分化，民众不满情绪积聚

在穆巴拉克时期，如果从主要经济数据来看，埃及经济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但埃及经济长期存在高通货膨胀、高失业、高贫困现象。特别严重的是，埃及广大普通民众并没有获得经济发展成果，两极分化加剧，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富人手里。美国自由撰稿人斯蒂芬·马希尔指出：“埃及经济在穆巴拉克时期增长可观。从1981年至2006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约4倍。然而，伴随着这种增长的是日益严重的不平等，到穆巴拉克辞职时，已达到了埃及现代历史中从未有过的水平……新自由主义计划是为巩固埃及统治阶级的权力而服务的，国家大量的新增财富都集中在最富有的人手中，他们赢得了快速增长财富中的更多比例，而下层阶级却看到他们的分享比例在下降。”

与普通民众的贫困相反的是，穆巴拉克家族与权贵集团的财富暴涨。关于穆巴拉克个人财产的估计数字不一。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1年3月的统计，埃及201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不到2170亿美元。但媒体认为，穆巴拉克家族的财富总额超过400亿美元。开罗美国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萨米尔·索里曼说：“穆巴拉克家人的腐败不是盗窃预算，而是把政治资本转移到私营资本中。有时候，统治精英中的某些成员会受到金融腐败的指控，但总体上，这一体制的内部机制依然在隐秘运行。”除了穆巴拉克家族外，他还培养了一个权贵阶层。据半岛电视台披露，埃及执政党前组织秘书家产30亿美元，前住房部长为17亿美元，前旅游部长为22亿美元，前商业部长为20亿美元，前内政部长为14亿美元。

与既得利益者相反，埃及普通民众生活艰难。素食运动的组织者穆罕默德·阿斯卡拉尼称：“埃及人民现已成为遇火即着的干柴。埃及的社会和平正面临威胁。一场反饥饿的革命正在酝酿。”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2011年2月9日也指出，埃及反政府示威游行表明埃及经济改革存在问题，国民未充分享受经济发展成果。埃及青年人（尤其是大学毕业生）、妇女就业尤为困难，这造成了很大的隐患。

埃及普通民众生计难保、幸福缺失，不满情绪无处不在，而且经岁迁延，积累到临界点便一触即发。

（三）腐败严重

腐败问题更是让埃及民众怨声载道。2009年，埃及人民议会议员艾哈迈德·阿布·巴拉卡（Ahmed Abu Baraka）曾就腐败问题质询总理纳齐夫，称：“按照开罗大学政治研究中心评估，埃及每年因腐败所付出的代价高达630亿埃镑，由法院审理的腐败案件达73000件。”在透明国际2010年的清廉指数排名中，埃及为3.1（10是最清廉的），在178个国家中排名第98位，属腐败比较严重的国家。腐败蔓延到埃及整个社会。

穆巴拉克政权的腐败，也可从该政权垮台后多名高官以涉嫌侵吞国有资产、贪污和渎职为由被控、审判而窥见一斑。穆巴拉克一下台，埃及检方就启动了对前旅游部长贾拉纳，前住房部长艾哈迈德·马格拉比，前国内贸易、对外贸易和工业部长拉希德·穆罕默德·拉希德3名前任部长的刑事调查。检方还禁止钢铁大亨、执政党民族民主党组织书记艾哈迈德·埃兹离境。连穆巴拉克父子也没有逃脱腐败指控。

（四）互联网的推动作用

在埃及革命爆发的前几年，网络媒体在埃及社会运动中就发挥了一定作用，成为活动家们组织抗议活动的重要媒介。如2008年，为支持大迈哈莱的纺织工人罢工，“4月6日运动”开通了Facebook主页以发布信息、动员民众，不到两个星期就吸引了7万用户，而当时埃及的Facebook用户总共才79万。威尔·古纳姆（Wael Ghonim）在2010年创建了名为“我们都是萨伊德”（We are all Khaled Said）的Facebook主页，悼念被警察殴打致死的埃及青年萨伊德，抨击警察的暴行，引发网民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据报道，“我们都是萨伊德”的Facebook主页设立后几周之内，有22万人加入成为会员。网络促进了分散的、无管制的社会联系的发展。

革命前夕，埃及活动者密切关注突尼斯事件，通过Twitter、Facebook和个人博客上传及下载突尼斯抗议活动的图片、视频，还在网上与突尼斯活动者交流信息、意见，鼓励支持他们，并计划发起自己的运动。2011年1月25日的游行示威，就是“4月6日运动”在Facebook上发起的。形形色色的非政府组织充分运用网络媒体，使信息在埃及内外数百万人中得到迅速交流传播，以动员民众参与抗议活动。同时，还通过网络为走上街头的民众提供保障自身安全的重要信息，帮助其寻求摆脱危险的方法。

针对埃及政府的网络封堵，多个跨国网络公司、国际黑客团体和西方技术爱好者都为埃及的游行示威者提供技术支持，甚至对埃及政府的封堵发动网络攻击。

由上述可见，互联网在推翻穆巴拉克政权的行动中起到了沟通、动员和组织的作用。鉴于网络媒体在埃及剧变中的重要作用，有学者认为这造就了新的革命形式——革命2.0，即以颠覆政权为目的，以网民为发动者和主要参与者，以互联网为工具，在虚拟社会中策划、发动、组织，在现实社会中具体实施的运动。

（五）军方倒戈

军方是穆巴拉克政权的支柱。作为军方的代表人物，穆巴拉克极力维护军方的利益，以换取其支持，但二者的出发点和利益也有不一致的地方。据称，早在穆巴拉克第五次当选总统时，国防部长坦塔维和军方就已经不满。《新闻周刊》在一篇描写穆巴拉克妻子的文章中写道，穆巴拉克试图培养次子做接班人，这在埃及军方看来是完全不可接受的，他们认为埃及的权力必须在军方中传承，而非某个家族。

可以说，军方是压垮穆巴拉克的最后一根稻草。当然，军方在埃及的重要作用是历史上形成的。纳赛尔时期，军方具有绝对权威，他们直接参与国家政治，成为推动国家现代化的中坚力量。20世纪70年代后，军方开始接受在总统制下存在。在后穆巴拉克时期，军方也是起着“总制约阀”的关键作用。

此外，穆巴拉克政权的亲美、对以温和立场，也引起国内民众的不满。在埃及街头，流传着斥责穆巴拉克卖国谋私的政治民谣：“总统高于国家，收回西奈，出卖埃及。”布鲁金斯学会萨班中东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沙迪·哈米德也指出：“穆巴拉克在埃及人民眼中之所以失去正统性，不仅因为他是一个压迫人民的独裁者，还因为他在人们看来与美国和以色列走得过近。他们之间的交易向来一目了然：穆巴拉克忠实地支持美国在该地区的目标，作为好处，美国让他在民主问题上过关。”

综上所述，穆巴拉克政权的轰然坍塌，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本质上是穆巴拉克治国方略出现偏差，根子还是在埃及内部。确如博联社总裁马晓霖所言：“这首先不是一场令人讳莫如深的‘颜色革命’，而是‘本色革命’或‘无色革命’。这是一场典型的‘三无’运动——无明显宗教主张驱动，无强大反对派组织，无明显外来敌人唆使。它不同于以往自上而下的精英改良或军事政变，完全是一场自下而上的公民运动，不仅事先了无迹象，‘大风起于青之末’，而且起初缺乏统一的组织、宗旨、口号、纲领和目标，呈现明显的盲动性和草根气质，并在对抗与磨合中逐步形成更高、更清晰和更统一的政治诉求。变革政权危机源自内力而非外力，诉求始于民生而非民主，症结在于整个社会系统需要改版升级而非简单修补。”简言之，“1·25”革命不是民主与专制的问题，而是国家治理好坏的问题。

后穆巴拉克时期，在穆尔西短暂统治之后，塞西走上了埃及政治的前台，埃及实行的是没有穆巴拉克的穆巴拉克式统治，各类问题依旧，埃及的政治与社会转型之路依然任重道远。

（本文摘自陈天社著《穆巴拉克时期的埃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8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