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丽霞：打工姐妹自助，爬也要爬出人生和社会的泥沼

菊隐剧场《生育纪事》：一场被看见的疼痛，剧中精灵与刚做完引产的“小玉”相依偎。摄影：叶岚

撰文 | 袁 梦

文章转自微信公众号：社会创新家（social_innovator）

招牌三三两两白底红字，矮房歪扭着，勉强成行，街上遍是粗劣食物和人工香料的味道，这气味被城市中心的商业文明驱赶过来，闻上去越发浓烈。来客闯进这氛围，会显得格外扎眼，一辆自行车咯咯噔噔碾着路上的碎石子，车上人盯着“外来人”一番用力打量。店老板们随便靠在门边聊天，目光飘忽，有意无意瞥向路人。

“请问您知道木兰花开社工服务中心在哪吗？”

“不知道。”

实际上该中心就在这家店斜对角的家属楼上。楼前招牌同样是白底红字，端端正正写着木兰花开社区活动中心（下文简称“木兰花开”）几个字。这是齐丽霞带着中心第六次搬迁了，她说这次条件也就马马虎虎。

2010年1月，齐丽霞和三个姐妹一起创办了“木兰花开”，目的是为北漂打工姐妹打造互助平台。她说“木兰花开”虽然是社工组织，但是姐妹们之间却不是社工关系。齐丽霞不喜欢社工系统的那套术语，她说“案主自决”听得她直别扭。

十年飘零，“木兰花开”从一开始专注于丰富打工女性文娱生活，已逐渐发展成兼顾儿童成长以及社区服务的更全面的非营利社区公益机构。齐丽霞也在不断尝试自我造血项目，十年间，有的项目夭折了，有的项目搬上了国际舞台。

十年前，齐丽霞想要“木兰花开遍地飘香”，十年后，她想要“活着”，不是苟且，而是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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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试

“木兰花开”只有三间房，两间活动室，一间办公室，采光都不好。厨房在办公室里，一进门是张桌子，上面堆叠着生活用品，烧水壶吱吱响，杯里泡着茶，茶叶放在波力海苔的塑料桶子里。齐丽霞搬到这里已经两年了。

女工们其实选择很少，这一点，十几年前做女工服务志愿者时她就清楚。她想，至少帮助她们快乐一点，自我一点，从那开始，她就想做点什么，但远在老家的孩子已到了受教育的年龄，于是，她决定带着孩子去北京。

来到北京，她和同事、志愿者们先对部分打工姐妹做了调研，发现来了两年的打工女性的社交圈也就三五人，平时娱乐生活就是玩手机，看电视。为了满足姐妹们的文化生活，齐丽霞和几个做公益时认识的朋友们一起创办了“木兰花开”——一个致力于服务打工姐妹的互助平台。

但是，齐丽霞连基础设施都买不起，她们只能通过关系要来别人用旧的电脑，去小学要来废品办公桌。馒头配咸菜是正餐，“醋溜白菜”成了令人念念不忘的美味。然而，面包和水仙，她优先选择了后者。

齐丽霞发现艺术更能感染人，所以机构成立伊始，她就组建了女工文艺队，目的是对内提升女工自我意识，对外发声讲述女工真实的生活。

“真实的生活！”齐丽霞强调，外界总有一些标签让她很愤怒。有人说她们笨，她们不努力，她们活该；有人说她们出来是做性工作者的；有人说她们是网红，有钱的很。“我们演出时很少唱流行音乐，我们只是在演绎自己，即使发出的声音很微小，但总比没有好。”

摄影也是她们发声的途径之一。齐丽霞向社会募集了一些相机和二手智能手机发给姐妹，让志愿者教她们摄影，渐渐地，她也爱上这种镜头后的表达。她说姐妹们拍到的东西都是独一无二的：正在哭闹的孩子、熟睡的孩子、老家团聚饭。

子女总是打工姐妹的核心话题。摄影：叶岚

她想办展览，但由于出不起场地费，展览通常都定在高校、咖啡馆或是一些露天文化场地。她请不起策展人员，齐丽霞也不愿意总麻烦别人，她开始尝试用现有的场地资源加以自己的理解布置展览，一场又一场，不太专业，却也办得风生水起。

她从来不否认，没钱是硬伤。女工群体加上文艺类项目，两年众筹也就几万块，齐丽霞想要试试“自我造血”。

2011年，“木兰花开”设立义卖互助社，向高校募集闲置资源，整理清洁后，以低价卖给女工，同时补贴机构运营。但2014年互助社就关了，没有运营人员，没有资金租仓库、加工物品。因为没钱，所以赚不来钱，机构陷入死循环。

那就再想想办法。不久，女子手工作坊成立。姐妹们组织在冬天制作牛轧糖，在社区和朋友圈中卖，齐丽霞高兴地说今天还有人要预定明年的糖，都说她们姐妹做的好吃，她们也会在中秋节做月饼。

但齐丽霞明白，只在社区、朋友圈里卖影响力太小，网店要求的食品证书又很难办，她只能扩展工作坊业务，于是，她开始和姐妹们制作针织产品，等志愿者做完活动后带回去进行义卖。

志愿者是连接“木兰花开”与外界的重要一环，可是随着换届、学校搬迁，志愿者团队也不停流换，“木兰花开”的活动中心也在迁移，这对齐丽霞的工作造成许多不便。

2

影响

“木兰花开”总在经历两种变动。

一种是机构流动。搬迁后，“木兰花开”的活动、文艺队、社区服务一切都得重头来过。其中包括姐妹流换，不稳定使得女工工作无法深入，但齐丽霞说，从另一个角度想，姐妹们把木兰花香带到了各地。

一个姐妹把儿童阅读室的理念搬到安徽的一个公园里，虽然只是小规模活动，但她的队伍正在不断壮大。还有一名全职员工把家长阅读的理念推广到她所在的城市。齐丽霞的姐姐也因“木兰花开”的儿童活动重新燃起对乡村教育的希望，做志愿者之前，她正在考虑辞职。

齐丽霞会和离开的骨干成员保持联系，如果有可能，“木兰花开”还会提供支持。她认为深入不是目的，潜移默化地让女工们学会自己发展才有效用。这种效用很难量化，但还是经常有人问她“木兰花开”改变了谁，改变了什么。

“特别是拉赞助的时候，这改变人的事本来就解释不清楚。”但齐丽霞表示那就这样吧，互相选择而已。

曾经有一个合作方提议木兰的姐妹们讲一讲特别悲、特别惨的故事作为卖点。齐丽霞说有的姐妹确实过得不好，但是她们不会用这种事换钱，她还是希望把正面积极的东西展示给大众。

平静背后是百味陈杂，耳边传来观众的雷鸣掌声，“我”却只能听见被挤压的痛呼。

有人质疑“木兰花开”的专业能力，但齐丽霞在木兰花开创办第一年就考取了社工证。她说其实创始人的学历都不低，既然外界有“要求”，她就尽量优化自己。然而在心底，她觉得学历高低不应是能否教育人的标准，每个人身上都有闪光点，如何发掘并发展才是她该做的事。

“我们所有的歌曲和舞蹈都是一个集体创作的过程，某个人想到一个主题，大家一起讨论，有时候讨论内容也会超出演出本身，进而引发姐妹们对自身的思考。

《不完美的妈妈》：给自己放个假，背着行囊远行吧；妈妈只是生活中的一个身份，不是一生的标签。

《不完美的妈妈》就是集合大家的智慧被创造出来的。母亲节那天，姐妹们聚在一起讨论自己的母亲，有人赞美，有人抱怨，那些自己当了母亲的姐妹也会审视自己是否扮演好了母亲的角色，在此过程中，她们也会思考哪些是应该为家庭放弃的，哪些是可以为自己争取的。最后，她们觉得妈妈不需要做一个完美的超人，做自己就够了，“妈妈”也不应该只是一个标签。

歌里宣泄，但回到现实，子女成长问题依然使得她们很难平衡对家庭的付出和对自我的解放。“木兰花开”设立之初，齐丽霞便反对女性长时间没有工作，她认为女性也可以成为家庭的经济支柱，可是随着机构发展，她慢慢意识到工作和自我并没有那么对立，重要的是女性自我精神的解放和发展。

十年之中，木兰姐妹们变得更加自信，文艺队也变得越来越专业，齐丽霞说，这不能全部归功于“木兰花开”，除了引导，陪伴也是机构的重心之一，姐妹们靠的还是自我蜕变。

社区培训学习：正确认识两性关系，对性别暴力说不。

“我也感受到了我自己的变化，关于平等，关于男权、女权的认识，我经常在和姐妹们的交流中看到自己的缺点，不断成长。”

齐丽霞说她出生在一个貌似平等的家庭，虽然家里女孩比男孩受教育程度更高，但她发现家里老人还是会把男性作为家族的未来，她不止一次因为争取和哥哥同等的权利跟爷爷奶奶吵架。在学校，她也曾拍着桌子和老师力争隐私权。

权利和平等对于齐丽霞来说尤为重要。

3

意识

“木兰花开”会定期开设性别教育活动，因为姐妹们的平均文化程度不高，项目主要以亲子活动为主。齐丽霞也经常找一些有关家庭教育、沟通和性别平等的书籍为妈妈们开设读书会。

女性地位意识在姐妹中慢慢建立起来，这时齐丽霞觉得一个家庭的男性也应该参与进来，在儿童厨艺班上，她邀请了几位爸爸一起参与其中，平时的活动她也会征求爸爸们的意见，她还专门建立了一个爸爸微信群，分享一些有关家庭的文章或活动。

渐渐地，儿童、父母三方联动，大小参与者的积极性也有一定提升。但齐丽霞的无力感还是会时不时的冒出头来。

儿童悦读会：培养孩子阅读能力和沟通能力，子女家长相联结，互促积极性。

因为政策变化得太快，“木兰花开”接不住。姐妹们排过一部剧叫做《我要上学》，她们很想让公众知道北京的流动人口在孩子教育上非常艰难，但不久之后，政府却选择拆掉更多的学校。艰难前行，难抵洪流，齐丽霞觉得自己的努力变得很苍白。

“后来我也想明白了，我也不是神，我要做的就是力所能及。”有人问“木兰花开”的长远计划是什么，齐丽霞开玩笑说“活着”。以前她很无奈，现在，“活着”是她表现豁达的一种方式，微小的声音就比没有强。

十年回首，齐丽霞最骄傲的事就是把打工女性的声音带上大舞台。她们参加过中国梦想秀、打工春晚，也上过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的分会场。每一个舞台对于木兰姐妹都是一种激励，因为这意味着她们的声音传给了更多人。

越来越多的机构和个人与“木兰花开”相互吸引。筹备的舞台也越来越专业化，齐丽霞认为进展都还算顺利，当问到她有没有觉得困难到走不下去的时候，她侧着头半天想不出来。与其专注于困难，她更愿意享受面对困难的坚持。

木兰花开最艰难的时候，齐丽霞作为负责人早就和其他创办人摊牌了，她希望大家自做决定，即使结果是离开，她也不觉得这是背叛。但经过讨论，姐妹们反而决定一起走，坚守造就了今天的“木兰花开”。

她希望人们把“木兰花开”当作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她”有优点、有缺点，会因成功大笑，会因坎坷痛哭，有阳光积极的一面，也有阴暗郁闷的一面。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