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乡记：从祥和的车厢到不出的家门

文 | 张同嵩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

2020年1月12日我从武昌站搭乘火车回家，站票，一路晃悠，气氛一片祥和，偶有肆散而出的烟味，大概是通常的春运罢。车厢里人很多，无论老少，大多都面色平静，没有人戴着口罩，包括我。我一路连走几个车厢想寻找空的位置坐下，徒劳而返，甚至连接处都站满了人，站票老手娴熟的倚靠在一旁闭目养神，还看到两个有趣的兄弟俩垫着块布躺下呼呼大睡。

停靠的站很多，坐着的人换了好几轮，站着的人依旧是那几个，还有走来走去伺机坐下的我。到了长沙站下车的人很多，趁着没上车的间隙，我小心翼翼的坐在某个空位舒缓身体。不一会座位的主人上车了，我只能又站起身。再过了一会，境况微妙起来，站在近连接处的我逐渐被上来的人慢慢挤到车厢中间，后头的人也挤了过来，于是两条龙接上了头。人还在逐渐增多，直到差点没有站的地儿之后，才停了下来。在人挤人的狭窄空间里，似乎没有一个人感到惊讶、烦躁或者不安，我也不过装作看着窗外，听着坐着的人对话或者不时一瞥他们的表情。神奇的是，乘务员依旧能推着卖东西的小推车在狭长的道上腾挪。

到了龙州站，终于有了坐下的空位，就如同瞬间减少一般，突然空了很多。从柳州到南宁是最后一路，所坐的一号车厢只剩下我一个乘客，火车停下来让规时，乘务员们空闲下来，几个人恰好纷纷坐在了旁边，交谈着换班之类的话题，不是向我聊上几句，一片快到站的欢快。时候还是“没有确切的人传人的证据”，聊天中没有任何一个字眼提到有关于“不明肺炎”，而我也在想着要提早几天回到学校。

再从南宁坐动车回到宾阳，出了站，前面的远处依旧是丝毫不动的烂尾楼，近处依旧是成堆的拉客人在吆喝着刚出站的旅客，小车、摩托车、三轮车到县里的各个镇上。我摆摆手，直奔直达县城客运站的大巴而去，和以往不同的是，多了一辆同样的大巴在等客。这样的直达大巴并未等到人满就出发了，路途中也是招手即停，上车买票；无需到达站点，和司机说一声便可以下车。到了客运站，再走二三十分钟才算回到了家。

没过几天，便要回横县看外婆了，父母准备了一车的东西才出发。自从外公去世以后，外婆就从村里搬出来在镇上和舅舅一起住，在村里原来泥房处建起来的楼不能空着，姨妈一家就住了进去，姨娘也老早搬去了南宁，能不留在村里的人都出去了。年关将至，镇上的人与车来来往往，摊点都摆到了路边，显得道路十分狭窄，但车和行人都不太介意，没有喇叭声，也没有烦躁的嘟囔，只有不同嘈杂声的欢快碰撞。堵车是常事，每几分钟才能前进一会，货车虽然居高临下，但似乎也在小车的汪洋中瑟瑟发抖。

返程时选择了另一条路，情况也没有好到哪里，经过另一个镇上时，各色各样的车排起了长龙，等待过桥——宽度最多只能允许一辆小车和一辆摩托车同时并排通过的必经之桥。桥头的指挥者对长龙司空见惯，有条不紊的摇着旗子，时不时扶着帽子，大概是向司机问好或是展示自己毫不费力。不远处更宽的桥正在修建，却也没听到这座年久失修而破烂的桥在唉声叹气。镇上的特产芝麻饼在县里声名远扬，来买的人络绎不绝，就算买的再多——成箱的买，店主对于价格也丝毫不退让半分。

途经了还没到县城住时的圩上，路一旁的店铺全都被拆了，空荡荡的，和对面大棚下零星卖菜的摊子隔路相望。原来的一路店铺有小卖部、药店、理发店等等，历历在目的画面突然在现实倒塌成了空白。理发店从来没有涨价过，理发师从来只是那位老爷爷。陈旧的桌子，用了多年的暖水壶，墙上挂着的十大元帅，旁边装裱着对仗工整的十来句藏头诗，大意是宾阳人杰地灵。老爷爷理发并不为了养家糊口，但每天早早的就骑着破烂的老式自行车到店里，其他的老爷爷都喜欢来到店里坐着聊天，或是看看用木板装订好的报纸合集——我在等待时也时常如此。与其说看的是新闻，不如说看的是旧事。老人们的宾阳话很是正宗，谈起话来时不时暗自哀伤，更多的是骂骂咧咧，话题无所不包，从抗战时在竹林里打日本鬼子到最近国内外又发生了什么事，从今天天气如何到最近生意如何，凡是谈到的，至少都有一位老人激情澎湃。理发师老爷爷一直都挂着笑容，边给顾客理发边吸着自己卷的烟，不时在旁边应和几句，手法娴熟，动作利落而认真，一位顾客至少要有半个小时。店里烟雾缭绕，时钟走得时常沉闷，两张长椅坐的大部分是闲来无事的老人，顾客很少。这里拆了之后，老人们都去哪聚会了呢？

春节前我父亲最后一次不需要加班的一天就在这来回的行程中耗去了，爷爷住的村子离县城比较近，在我和母亲上南宁的前一天下午父亲下班后，便急匆匆的出发回村了，赶时间的父亲在小路上开得很快，因为晚上还要加班。

冬天夜晚总是来得很快，刚到村子里，天已经黑了下来。在村子里住的人已经不多了，也就零星几点灯光，甚至不如远处高速公路上移动的车灯密集。一往如常的安静，甚至少了些狗吠的声音。房子里只住着爷爷和奶奶，去年还剩下的三叔一家也在县城买了房搬出去住了，六叔远在广东打工还未回来。旁边紧挨着大娘一家的房子，只有她和二哥的两个几岁的儿子一块，大哥做了老板在县城买了房，二哥夫妻俩在县城给大哥做工。

爷爷在电视上看到了有关武汉的情况，父亲说不用担心，稍微注意一下就好。奶奶依旧对两条小狗笑着骂骂咧咧，边和我说是某个亲戚家没法照料，跟着她一起回来的，后来就不走了。似乎每次回来，家里的猫狗都是不同的。相同的是，都喜欢在饭桌下津津有味地啃着丢下来的骨头。吃完晚餐，爷爷拿出自酿的米酒边喝边聊天，因为要开车，父亲还是没能和爷爷喝上一杯。准备回程时，天全黑了，远处依旧没有以前的狗吠声，只是高速公路的呼啸。

一切还是那么平静，第一次震动是从手机上传来的——武汉封城，这时我才感到事态的严重性。但父母并未觉得，初二依旧拉着我到公园去走，没有口罩，最大的防护就是避开人群罢了，虽然自己正好到14天观察期，却仍有些不太情愿出门。到了初三，父亲就接到通知因为疫情要回去提前上班，母亲还是天天拉着我出去走。路上基本没有人是戴着口罩的，但一连几家药店口罩都无货了。接连几天的信息轰炸和我的旁敲侧击，母亲才意识到口罩的重要性，联系认识的人买口罩，让父亲再上南宁时把药箱里备用的医用口罩带上来。到了初八下午，正好是周六，父亲才能到南宁来，然而晚餐当中一个领导电话过来，第二天一大早又要赶回去工作了，至此就只有在视频聊天中才能见到他。而要填的表格从封城起就没有断过，因为武汉返乡人员这一身份，我带来了不少麻烦。

二月初，在最后一次带着口罩出门走动之后，就再也没有能出家门半步，在信息轰炸下母亲发现从武汉回来便是原罪。母亲每隔两三天就出门采购一次，回来时也谨小慎微，把提菜的塑料袋扔掉，套外挂去阳台，洗好手，立刻洗澡洗头。除非看新闻，我仍觉得无多大变化，从窗外看楼下的公园，依旧会有不少人，远处的道路公交车、货车、小车，以及旁边铁轨上的动车仍然是以同样的密度经过，还是一如往常的平静。变动大概就是从母亲口里得知，进出小区、菜市场要测体温，2月17日后直到月底要有通行证才能进出小区，每户有六张。

在QQ群里才知道同是武汉返乡的大学生，不少人遭遇了每天上门测体温、因信息泄露被骚扰、过了隔离期仍被集中强制隔离等事情。也有同学和亲戚问我身体状况如何，但并没到烦扰人的程度。而新闻就是这样，时而大惊失色，时而欣喜若狂，我也见证了从医院紧急求助的信息轰炸，到红十字会成为众矢之的，再到李文亮医生事件的舆论狂澜，以及最近的剃头事件。自知没有能力做出什么，甚至也不敢轻易去思考什么。情绪、情感在其中被大肆消费，操控的人和被操控的人同样洋洋自得，事实、真相的字眼首当其冲，成为了发泄的有力借口，甚至是虎狼的饕餮盛宴，少有的理性思考也在怒气冲冲的大放阙词前不堪一击。

尽管也在想社会学能做得了什么思考，但我苍白无力的知识和水平仿佛只能直勾勾的盯着冷笑的黑箱。很多时候的思考，只不过是自以为的思考。不知是不是庆幸，有了调研的经历和些许的社会学素养，看到这个滑稽的黑箱，以及对黑箱的指指点点，我既没有感到可笑，也没有感到愤怒，只是在想，这究竟是什么，但我自始至终都坚信人们仍能共克时艰，武汉、湖北直至全中国定能渡过难关,回到一如既往的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