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丹困局：从蝗灾之祸看治理之惑

2020年2月，“非洲之角”地区遭遇了数十年来最严重的蝗灾，并呈愈演愈烈之势。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报告显示，南苏丹、苏丹、索马里、吉布提、埃塞俄比亚等国数千万人的粮食安全受到威胁，而随着蝗灾的进一步扩散，西亚、南亚等地区也面临严峻挑战。

作为蝗灾的起源地区，尽管“非洲之角”地区大多数国家都有着农业耕种的传统，却因近年来的民族分裂、政局动荡等因素而难以应对。本文尝试以近年来的苏丹困局为案例，对当前“非洲之角”蝗灾的治理困境作出学理分析。

苏丹困局的实质是发展迟滞

2019年4月11日，苏丹军队发动政变，执政30年的巴希尔总统宣告下台；4月12日，布尔汗中将取代第一副总统、国防部长奥夫担任过渡军事委员会主席，掌管苏丹最高权力，后又担任苏丹联合主权委员会主席；但直至现在，苏丹各方力量仍在博弈之中。

回顾近一年的苏丹局势，该国政变并非所谓的“第二次阿拉伯之春”，而是苏丹社会对巴希尔政府在南苏丹独立之后执政能力持久失望的直接体现。

自1956年苏丹独立以来，寻求经济自主就成为了该国的首要目标，但英国殖民时期遗留下的族群问题、非洲国家自身存在的部落问题，都成为苏丹进行民族构建和国家建设的重要阻力。1956至1989年间，苏丹就曾经历由军方主导的3次政变。

冷战结束后，非洲国家的地缘政治地位显著下降，在西方势力退出苏丹的同时，中国对苏丹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经济援助。在中国的帮助下，苏丹成为了石油出口国，并且获得了一定的石油化工能力，国家建设逐渐进入正轨。然而，苏丹国内的族群和宗教信仰问题愈演愈烈，最终苏丹南部10个州于2011年通过公投独立，成立南苏丹共和国。

南苏丹独立虽然使族群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却使得苏丹失去了其石油主产区，国民经济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近8年来，巴希尔政府一直试图改变该状况，从海湾阿拉伯国家也获得了一定的资金援助，但仍难以缓和国内的经济形势，苏丹镑与美元的实际汇率不断上升，物价飞涨，其政局也渐渐陷于不稳与动荡。2019年的政变，是苏丹民众对发展迟滞不满的爆发，布尔汗获取最高权力也并不意味该国将走出发展困境。

炒作“阿拉伯之春”不解决问题

2019年4月，在阿尔及利亚前总统布特弗利卡被迫辞职后，苏丹也经历了政权更迭，西方主流媒体再一次抓住时机热炒“阿拉伯之春”，将阿拉伯国家从亚非拉中生硬拉出，规避其国家治理建设的迟滞，突出所谓的“伊斯兰特性”，进而提出“西式民主”的解决方案，这不仅是对阿拉伯世界客观需求的无视，也是其转移2011年以来“欧洲难民潮”所形成的舆论压力的传播手段。

冷战结束后，欧美学界迅速提出了“历史终结论”及“文明冲突论”，试图阻止亚非拉国家借助全球化趋势在“后苏联”时代对西方国家所缔造的国际秩序形成挑战。在对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形象进行持续扭曲的同时，西方媒体同时热衷于制造“中国威胁论”、“拉美移民论”等所谓概念，试图将亚、非、拉“分而击之”。

不可否认，该策略截至目前取得了部分的成功，阿拉伯-伊斯兰国家与“恐怖主义”、拉美国家与“黑帮”“毒品”不自觉地被画上了等号，而对于亚非拉国家最为重要的发展问题则被国际社会有意忽略。

2019年4月16日，巴黎圣母院部分起火，西方最具影响力的视频搜索平台YouTuBe上，竟然在信息栏中出现了关于“9·11”事件的说明，引起了国际社会一片哗然。由此可见，作为被制造的话语，“阿拉伯之春”不仅无法指引阿拉伯国家走向稳定与发展，反而将成为西方国家分化亚非拉、污名化阿拉伯世界的重要抓手。

如何打破亚非拉发展困境？

2019年以来，委内瑞拉、阿尔及利亚、苏丹、利比亚等国政局持续动荡，叙利亚、伊拉克等国的战后重建仍在苦苦探索，2020年亚非拉很可能再次面临粮食、难民、卫生等治理难题，苏丹不过是亚非拉集体困境的一个缩影。

如果不顾本国的实际情况，只一味尝试移植“西式民主”，不少国家不仅难以应对蝗灾等粮食危机，可能甚至将会面临国家分裂、社会解体的困境。

以与“非洲之角”国家有着密切关系的利比亚为例。在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中，卡扎菲在利比亚的统治轰然倒塌，部分西方国家以“西式民主”理念参与了动员利比亚民众支持这场反对卡扎菲的国内战争。尽管卡扎菲倒台了，但高举“西式民主”的反对派并不具备重建国家政权的能力，国内冲突愈演愈烈，部分地区甚至处于无政府状态之中，作为民族国家的利比亚正日趋走向解体。曾经稳定的利比亚可手握“石油美元”对非洲国家进行大量的经济援助，但其当前不仅难以实现最基本的社会管控，甚至成为了“非洲之角”乃至撒哈拉以南非洲难民涌向欧洲的“必经之路”，不得不说“西式民主”的嫁接并非是利比亚之福。

此外，2011年在西方国家支持下独立的“非洲最年轻国家”南苏丹、因西方干涉而自1986年以来便逐渐陷入无政府状态泥沼难以自拔的索马里，不仅无法独立应对此次蝗灾，其国家与社会也很有可能因粮食危机而进一步分裂乃至解体，不仅其民族构建的目标更为飘渺，并将进一步造成难以估量的地区乃至全球危机。

相比于西方，亚洲国家曾在丝绸之路的交往中创造了更为持久、更本土化、也更具世界影响力的文明。进入近代后，亚洲与非洲、拉丁美洲共同遭遇了西方文明的强力冲击，并在20世纪逐渐走向独立。相对而言，亚洲国家对现代化的适应性较强，中国、印度、马来西亚等国在一定意义上获得了各自的发展经验。在习近平主席的倡导下，中国于2019年5月召开了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中华文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等亚洲地区重要文明将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展持续性对话，以期通过文明互鉴为亚非拉发展困境提出解决之策。

深化文明互鉴，在“一带一路”的框架下推动务实合作，将成为“非洲之角”国家提升治理水平，推进国家建设的重要启示和选择。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丝路战略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教育部伊斯兰合作组织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