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特笔记︱中美关系正处于什么样的状态？

特朗普执政以来，随着原有对华接触战略框架的解构和终结，美国国内大致形成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的战略共识，战略合作让位于战略竞争。美国国内对华政策的舆论环境出现非常消极的改变，主张对华采取强硬政策的声音成为主流。

中美关系的基础变了

中美关系的基础条件已经发生非常明显的变化。以前，美国行政部门和国会在对华政策上曾有较为明显的区别，行政部门通常掣肘国会在对华政策上的强硬姿态，现在则是行政部门和国会从不同角度、以不同形式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美国国会在台湾、新疆和西藏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议题上通过或者推动通过新的立法，将美国的强硬政策固化，压缩了未来中美缓和双边关系的空间。以前，美国商贸利益集团是推动中美关系稳定与合作的重要力量，如今中美关系趋于消极互动，美国商贸利益集团也保持沉默，至少不再积极支持双边关系稳定。这些基础条件的变化具有长期影响，可能不会因美国政府换届出现重大调整。

从近两年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看，中美经贸争端成了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的国内动员工具，双方处理经贸争端的过程也是美国国内凝聚对华政策共识的过程。中美战略竞争正从经贸领域向其他领域蔓延，包括南海、台海、国内政治议题等。美国为了与中国开展战略竞争，已经通过多项立法做好了在高新技术领域与中国进一步“脱钩”的准备。中美关系中的意识形态因素越来越突出，美国更多从制度之争和体系之争的角度认识双边关系中面临的挑战，中美关系的问题从经贸主导转向安全主导，中美关系的形态从合作为主转向分歧为主。

虽然特朗普总统与其外交安全团队的政策偏好未必一致，其外交决策过程碎片化，缺少跨部门统筹和协调，但无论是特朗普政府的经贸团队还是外交安全团队，他们在对华政策上都比较强硬，安全团队更是如此。特朗普政府放弃了对华接触的政策框架，主张中美战略竞争，但对于应该建立什么样的中美关系并没有清晰的规划或者设计。目前美国国内在对华政策上有各种倡议，包括“脱钩论”“新冷战论”“竞合论”“和平共存论”以及“对抗论”。

虽然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政策日趋强硬，但也通过副总统彭斯2019年10月24日在威尔逊中心发表的对华政策演讲澄清了部分争论。在这次讲话中，彭斯表示美国“不寻求与中国对抗”“不寻求遏制中国发展”“不寻求与中国脱钩”。

如果对比美国前政要在2018年和2019年的几次关于中美关系的讲话，也可看出他们对双边关系的深度忧虑。基辛格博士提出中美关系应重新定位，走向“新的范式”，但不应是冷战式的全面对抗关系。2019年年底，他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晚宴讲话中呼吁双方克服困难，通过坦率对话管控分歧。基辛格同时警告说，如果两国冲突长期持续下去，将给世界带来灾难性后果，美国和中国都不能主宰对方，两国之间的永久冲突是危险的。美国前财长保尔森表达了类似的忧虑，警告“经济铁幕”可能缓缓降下，世界的技术和标准体系可能会变得四分五裂，全世界都将陷入泥潭。

沉沦、漂流还是走“第三条道路”？

目前来看，未来中美关系的演变有两种可能的趋向。

一是彻底“脱钩”，最终形成“新冷战”对峙局面。虽然中美已经达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但并不意味着分歧获得解决。历时22个月的艰难谈判过程表明，经贸摩擦仍可能战火重燃并进一步升级，导致中美在经贸领域局部“脱钩”，并触发其他领域的激烈竞争甚至对抗。同样重要的是，中美围绕经贸问题“打”“谈”并举的互动过程极可能被美国右翼势力利用，使之成为美国在对华政策上进行更深程度国内动员的工具。

美国国内部分对华强硬派认定中美之争已是制度之争和体系之争，主张全面压制中国，要么迫使中国全面接受美国主导制定的规则，让中国进行有损自身政治利益的改革或退让，要么在经贸、科技、投资、教育、人文领域推动中美“脱钩”，防止中国在前述领域从与美国的交往中获益，竭力阻断中国崛起的通道。此种主张一旦成为主导声音，中美有可能形成两个相对独立的经济体系，国际市场随之面临空前分裂压力，一些国家依附美国市场，一些国家倚重中国市场，绝大部分国家则会两边同时下注。中美经贸之争由此扩展成系统性、全局性战略竞争。

二是双边矛盾在两国有意识的管控中缓慢发展，爆发危机的风险不断积累。中美关系的既有框架已在瓦解过程中，新的双边关系框架短时间内还搭建不起来。在双方确立具体而明确针对对方的战略之前，双边关系主要受双边议题推动、被双边议题塑造，在持续摩擦中继续“漂流”，突发危机的风险随之上升。中美经贸摩擦的国内影响仍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充分显现，结构性对抗在一定限度内和一定时间内仍将延续。中美两国一方面延迟做出最终的战略抉择，另一方面可能通过局部摩擦和冲突相互试探底线，这将显著增加误判和过度反应的风险，甚至诱发外交、军事、安全危机事态。

无论是双边关系走向“脱钩”还是继续漂流，都不符合中国安全和发展利益，因为两者都意味着中美冲突和对抗的门槛不断降低，中国和平发展的外部经济和安全环境显著恶化，不利于我们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那么，在以上两种前景之外，中美有没有可能探索出“第三条道路”来，也即在较长时期内实现和平共存呢？

中美围绕经贸争端的互动已有三年。经过谈判和斗争，美国应能意识到，如其不考虑中国的关切，单方面要求中国在事关核心、重大利益的问题上向美国就范，让中国让渡部分主权或者改变部分制度以解决中美经贸争端，它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过去三年中，中美两国无论在经贸还是其他领域互动、较量的过程本身就是相互检验彼此力量限度和利益边界的过程，中美关系的未来不可能也不应该由美国一方说了算。

对中美两国而言，如果能在关键领域达成基本共识，在现有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基础上继续谈判，最终达成一个虽然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经贸分歧，但双方都可接受的协议，就形成了中美新的动态平衡。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虽已无法规避，但双方都应避免滑向恶性竞争；中美之间的分歧难以消除，但应确保分歧可控，双边关系总体维持稳定；中美应在政治上互不干涉，在发展模式上竞争共存，在军事安全问题上防范对抗。然而这种大致稳定的状态是等不来的，需要凭着战略远见，通过大胆博弈和艰苦斗争争取而来。

中美关系走向何方，两国各自的战略选择至关重要。未来相当长时期，美国无法阻挡中国的发展，中国也不具备全面取代和挑战美国的充分条件。双方相互竞争、彼此防范，但又无法彻底对立隔绝。在真正确立多极格局之前，世界将在过渡期中摸索前行，这期间的不确定性和机遇乃至风险都会更加复杂。中美双方都有责任本着相互尊重、不冲突不对抗的原则，坚持对话，加强对两国关系中敏感、分歧问题的管理，在能合作的领域尽量开展合作，并且积极寻找避免误判的路径和方法以及新的合作点，推动两国互动向合理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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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樊吉社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本文原刊于《世界知识》，2020年第4期，第18-19页。“澎湃”经作者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