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论·历史｜1992委内瑞拉霍乱：种族主义的疾病叙事陷阱

2020年初，瘟疫从武汉爆发至今，对它的知识需求早已经超越医学和公共卫生的范畴，转而进入更深更广的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的向度。从“野味肺炎”唤起的对人与动物关系的重思，到历史上各种大型瘟疫留给人类社会的经验；从危机管理的全球合作机制，到被打断的资本流动与劳动者的困境；从各主权国家防疫牵涉出的“生命政治”治理，到与瘟疫伴生的种族主义在全球各地的民间社会回潮……在这场瘟疫注定将在我们生命里留下的痛苦记忆之外，我们希望以系统的公共知识生产，搭建一个人文社会向度的讨论空间，以对抗面对灾难时的无力与绝望。《澎湃新闻·思想市场》栏目推出“疫论”系列，尝试理解这场瘟疫暴露出的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的既有问题，以及它将带来的深远的全球变局。

如果把武汉封城作为疫情在大众认知的爆发点，到现在已经一个月，许多经验、声音和感动似乎正在由现实变成故事，某些叙事成为了主流，某些却慢慢淡忘，有些故事被隐喻替代，有些隐喻似乎成了事实。我们该如何面对关于疾病的故事和叙事，如何面对叙事的多重与单一，如何思考叙事的力量，和构筑或消解这一力量的社会结构与文化情境？本文评议的是一本人类学著作《霍乱时期的故事》。这本书讲述了90年代初南美霍乱爆发后委内瑞拉的疫情与防疫。因为作者的语言人类学背景，这本书的成文几乎像是在不同的人群，机构、媒介、话语与数字里穿梭，收集故事不同的母题与变奏。作为延迟性的学术性著作，作者非常小心地避开以话语消解现实的陷阱，而是努力倾听最易被遗忘的原住民，发掘出滋生污名化疾病叙事的社会结构。希望这篇评议能对大多数只能从叙事里感知武汉疫情的我们提供一些思路。

人类学家书写的委内瑞拉霍乱故事

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南美，离加布里埃尔·马尔克斯1982年荣获诺奖已经过去了接近十年，离他1985年出版的小说《霍乱时期的爱情》也过了快五年。小说娓娓道来的是一段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三角恋爱，霍乱是爱情的隐喻。事实上这片大陆虽然饱经剥削和政变，但霍乱已经接近一个世纪没有爆发了。直到1991年，一场真实的霍乱在整个南美大地肆虐，约九千人病疫，近百万人感染。

哥伦比亚的邻国委内瑞拉的东北部有一大片三角洲，南美第三大河奥里诺科河从这里流入大西洋。庞大的水系生活着丰茂的植被、鱼蟹，生养着原住民占绝大多数的当地人口。语言人类学家查尔斯·布里格斯（Charles Briggs）长期在此地做田野，研究当地瓦劳语（Warao）和西班牙语的双语教育。在1992听说霍乱在三角洲爆发时，布里格斯尚在纽约，时任位于纽约上州的瓦萨学院的人类学系系主任。田野里的友人们——此时主要是双语教师和人类学家——给他传递着频繁迭换的讯息，一开始他听到的是一般性的腹泻，后来听说只是一两个霍乱的孤例。当他将信将疑地来到阿马库罗的首府图库皮卡，听到一个又一个关于瘟疫降临和扩散，病患感染和受难的故事，很快便确认了霍乱爆发的真实性，尤其是当地亚马逊土著的悲惨遭遇。虽然明白自己正受着人类学家的天真所驱使，想要施加北美对南美的又一次拯救，布里格斯还是在1993年夏天再次来到阿马库罗，试图让严重受灾的马留萨人能有更好的医疗防疫资源。这趟行程里，他结识了克拉拉·曼迪尼博士，当地地区健康办乡村原住民健康计划的项目负责人，一名长期服务原住民的经验丰富的医生，本书的另一作者，也成为了他的太太。

十五个月的田野里，两人走访了三角洲的每一个角落，评估到底有多少人感染霍乱，死于霍乱；当地人如何使用传统医疗和体制医药资源；不同人如何理解霍乱及其病原学；疫情会给当地社区带来怎样短期或者长期的影响。一路上他们不仅治病救人，也建立了一系列基层的防疫项目，更收集了大量关于这次瘟疫的叙事。从当地巫医对疾病之灵的询问，到防疫站基层医务人员并置自身的辛劳和对土著生活习惯的鄙夷，从背井离乡的原住民对自己亲人生离死别的回忆，到他们集体的权益游行，到整个委内瑞拉社会对原住民深层次的种族话语，再到拉美国家之间的地理想象和以北半球国家为首的世界卫生组织立足于科学和统计的话语霸权，查尔斯和克拉拉又花了接近十年把这些盘根错节的叙事一层层剥开，重组，从看似柔软的话语入手挖掘坚硬的政治经济学，最终于2003年成书出版，并荣获2004年拉美研究协会的最佳英语出版物Bryce Wood奖，和美洲研究学院颁给最佳人类学书籍的J.I. Staley Prize奖。

疾病的隐喻：对他者的污名

虽然贵为二号传染病，霍乱在疾病史上却相当年轻，首次爆发于1817年的印度。诞生伊始，就不可避免地在殖民者的凝视里呈现为危险、贫穷、落后、前现代的被殖民者缺乏文明卫生习惯带来的后果。这套逻辑在不同时空中不断复制。世纪末的南美，霍乱首先袭击的是秘鲁，诸多邻国眼中最穷的南美国家。委内瑞拉的媒体话语采用了一系列空间、身体和国际关系的修辞来形容瘟疫可能的“入侵”，把疾病描绘成“门口的刺客”，而国民要做的不仅是防疫，更是全面的防御。

对疾病而言，战争是常用的喻体，传染病尤甚。桑塔格精准地指出“随着细菌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被确定为疾病的载体，军事隐喻在医学中第一次获得了广泛使用”。而当载体从病原体转译为携带病原体的人群，入侵者和防御者就从病原体和白细胞转译为了一群人与另一群人。战争的隐喻在90年代初的委内瑞拉是新自由主义政策危机的症状。1989年二月，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第二次当选委内瑞拉总统不久就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接受了一笔四十五亿美金的外债以试图缓解石油价格下跌导致的通货膨胀，条件是必须实施严厉的紧缩政策，深化新自由主义路线，这很快把国家推向了贫富差距的深渊。在1992年霍乱爆发之前，一系列穷人主导的游行已经让佩雷斯政府的政治信用降到底点。对此刻国内的富人而言，这些“乱民”是比疾病更紧迫的“门口的刺客”。而此时无论是官方的防疫快讯还是媒体的批判性报道里，套用战争隐喻的疾病话语仍旧把霍乱与贫穷捆绑在一起，虽然给社会问题以紧迫性，但并没有形成具有建构性交流的话语空间。事实上，霍乱爆发不久，彼时还是上校的查韦斯就发动了一次不成功的政变，虽然没能直接取代佩雷斯政权，后者摇摇欲坠执政到1993年春季也终于倒台。

委内瑞拉的第一例霍乱病例出现于1991年十二月，患者是一位从哥伦比亚开来的卡车司机。这例“输入病例”并没有引起委内瑞拉卫生防疫中心和全国舆论的重视。真正的恐慌要等到十二月14日，那是第一例死亡病例出现的时候。死者是一位六十岁、走街串巷的冰淇淋小贩，更重要的是，他是一名生活在哥伦比亚边境上的原住民。

同样在边界上游走，为什么卡车司机只是一例“输入病例”，而原住民就带来恐慌？除了病患的生死，更重要的是霍乱防疫所激起的种族主义话语。如前文所述，防疫话语把以粪口传播为主要途径的霍乱传播与卫生习惯，贫穷，落后的文化习惯绑定在一起。彼时的委内瑞拉社会不但把穷人视作敌人，即使在进步主义者的视角中，游离在现代生活边缘的原住民仍然是需要防范的。除了社会文化上的边缘地位，原住民往往也生活在国家的边境地区。或者说，南美现代民族国家诞生后才划分的边境切断了他们本身连续的族群和活动范围。在疾控早期对外的“防”疫话语中，他们也是防控的对象，名副其实是现代社会的陌生人。

值得特别说明的是这种基于种族的污名化话语把文化概念和生物概念混同起来。人类学的立足之本就是先天生物基础和后天文化涵育的区别，从博阿斯到列维-斯特劳斯，美洲大陆的田野资料在这一理论脉络的发展中功不可没。诡吊的是，在发展主义的现代化进程中，原住民的文化往往被构建成了现代化的阻碍，进而制度性地被剥夺了前现代时期涵化灵活、可扩散的特点，被僵硬地与原住民的种族本身捆绑起来。布里格斯指出，这种僵化的种族-文化污名化话语之下，防疫宣传和公共卫生措施几乎不可能产生效果。委内瑞拉白人占百分之九十五，非裔百分之三点六，原住民只有百分之一点二，处在阶级的最底层。居住在城里的西裔白人一方面会鄙夷原住民食蟹的习惯是他们得病的罪魁祸首，但这种鄙夷并不会增进他们自身的卫生意识，还是会抱着自己种族上就百毒不侵的潜意识饕餮腌鱼生（Ceviche）这样的美味。而面向原住民的公共卫生教育也丝毫不考虑本地的传统，一刀切地把食蟹这样的习惯等同于霍乱之源。这样的逻辑，在世代食蟹但仅在近几个月遭霍乱侵袭的原住民眼中荒谬而不可信。虽然一线的防疫工作者十分努力，也得到原住民的感激，但整个公卫教育体系还是效果不彰。

如果说17年前的SARS把广东人约等同于“食用果子狸”的野蛮人，那这次的新冠病毒疫情倒是没有特地把湖北人拎出来作为光顾华南海鲜市场的元凶来批判。原因似乎不难解释，在大众的地图炮里，荆楚之地并不显得特别荒蛮。无论是蝙蝠汤还是穿山甲，对吃食野味的抨击很快就上升到了整体中国人的层面上，布里格斯分析的种族-文化话语似乎更多地在国际层面的排华现象里出现。事实上，形塑大众对病毒传播性想象的还是前后反复的几轮话语。一开始把传播仅限在了人与动物之间，“可防可控”、“没有人传人”。但钟南山在一月20号肯定了人传人之后局面急转直下，23号武汉封城，约50万武汉市民逃离三镇，加上此前已经出城度假或探亲访友的武汉的民众一并成为了地域歧视的对象。话语的反复虽然没有直接把湖北人等同于易感者，但武汉和湖北的民众成为了被防的对象。这种反复矛盾的操作消解了具体的医学智识。正如《澎湃新闻·思想市场》早前一篇文章《“封堵武汉人”：从防疫话语到地方主义》里谈到，精细而具体的医学防疫法则似乎成了混乱而无理的巫术原则，“只要你是湖北人”就成了排挤和隔离的铁律。比起委内瑞拉的土著，武汉人乃至湖北人成为了更加不明不白的防疫对象，没有文化和生物基础包装的外衣，他们受到的也是最赤裸裸的地域歧视。

WHO：“科学、现代、全球化”话语

身为有自反性的美国人类学家，布里格斯深知在更高的尺度上，这套基于贫穷文化和种族主义的防疫话语掩盖的是南美国家之间相对贫困差异背后共同的后殖民历史。事实上，这种话语更有力的语体正是来自垄断现代化、科学化和全球化防疫话语的世界卫生组织（WHO）。在WHO关于南美疫情的测评中，不仅会播报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也会着重指出哪些国家新爆发了疫情，哪些国家有被感染的危险。这种播报的逻辑也被委内瑞拉的国内媒体所熟悉操练，比如国民报（El Nacional）就指出委内瑞拉百分之八十三的人口都是高危人群（vulnerable group）。这一看似精确的数字的计算过程却十分粗糙，只是把极端贫困的人口比例与相对贫困的人口比例相加，其背后的逻辑即霍乱是一种“贫穷的疾病”。作为可高度翻译的语言，数字统一塑造了整个国家对疫情的想象，但事实上数字对造成统一也能造成分裂的疾病想象。隐在高危人群之下是的百分之十七的富人阶级。对他们而言，只要隔离开这百分之八十三就足以保证安全。同胞成为了“防”的对象。而对那百分之八十三的高危人群而言，需要防范的也不仅是水源污染，其中相对更加贫困的一部分人也会迭代地成为防范对象。

1990年代初委内瑞拉的防疫体系遵循的是美式的疾控中心（CDC）模式，地方监控部门采集到的疾控讯息与病历样本会逐层上报，最终由中央疾控中心发布每日的防疫数字。通过从对远在巴黎的世卫组织干部到委内瑞拉各级别疾控中心工作人员，再到一线防疫人员的访谈和参与式观察，布里格斯夫妇深入了解了数字话语传递的政治。他们发现在地的临床诊断并不能轻易算进防疫数字，按照世卫组织的操作手册，只有送入疾控中心的样本检验后才能作为感染与否的权威证据。知识生产的集中化看似科学，但事实上在疫病爆发的过程中临床诊断才是守在瞬息万变疫情一线的哨兵，实验室的检验往往滞后。面对动态的疾病，把任何机构当做至高无上的知识生产权威无论是对病患、对知识、对这些机构、还是对一般民众都是不公平的。

人类学家能做些什么，取决于人民能说些什么

在《疾病的隐喻》一书的开头，桑塔格就提醒我们：“看待疾病的最真诚的方式——同时也是患者对待疾病的最健康的方式——是尽可能消除或抵制隐喻性思考。然而，要居住在由阴森恐怖的隐喻构成道道风景的疾病王国而不蒙受隐喻之偏见，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此一来，在修辞上打转的话语分析似乎是最无效的学术生产方式。那语言人类学家能做些什么呢？

本书中，布里格斯夫妇最重要的工作并不在于揭露国家防疫话语、新闻媒体报道、疾控中心数字逻辑上的漏洞，而是在采集了原住民关于疾病爆发，族群被迫迁徙，再被强制隔离的讲述。与关于使用流俗隐喻的媒体或者疾控中心对数字的粗糙使用不同，原住民的口头表达充满着情感和叙事技巧。他们的采访对象中不乏技巧精湛的说故事高手，通过大量使用“直接引语”这样的技巧，他们的故事饱满，能让多声部共存，而不是如官方和市场上的媒介一般充满着单线叙事。人类学家的技巧在保持这种多声部的话语生态，乃至进一步通过话语并置来丰富它。比如当查尔斯·布里格斯询问因为霍乱爆发被迫背井离乡的马里乌撒人（Mariusan）疾病最早出现的场景，他不仅从当时经过此地的外地人那里了解到了当时霍乱爆发的惨状，也从当地人那里知道不同于官方叙事里食蟹和贫穷好像自然而然带来了瘟疫，第一位马里乌撒感染人恰好是一位当地有名望的巫医，在给一位远道而来的非原住民渔夫使用巫术治病的时候感染上了怪病。部落里的萨满一次次绝望地尝试着找到疾病之灵的仪式都未果，他们在梦中对精灵的询问也都没有答案。巫医最终去世了，疾病接二连三地带走了更多的部落成员，这种绝望中整个部落选择了迁徙。

在坚信现代化医术的公卫人员眼中，这样的叙事只能显示巫术的失败。可对于马里乌撒人而言，讲述巫术失败的方式是他们保存生命经验最重要的方式。对比美洲原住民常见的祖先武功歌，这段因为巫医惨死而引出的流亡史同样生动而使后人铭记。即便已经离开故土，疾病并不能摧毁一些，单薄的讲述才会使文明的历史过早褪色。如此一来，人类学家能做些什么取决于人民能说些什么。人类学家能做的事情似乎很少，即通过民族志把具体的人留下，但其实又很多，因为具体的人不应，也不会停止讲述。

（本文得益于Corona读书会——旨在与疫情共同症状式阅读的社科知识共同体。策划：曾毓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