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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宇慧评《从汉城到燕京》︱迢迢千里:朝鲜使者看东亚世界
中文世界里对朝鲜朝天使、燕行使的论述,十余年来随着葛兆光、孙卫国诸先生的学术论集出版,以及多种海外中国研究专著的译介引进,可说蔚为大观。这种研究进路,对传统的中国中心主义之另种片面消极影响,是一种很好的补足。台湾大学吴政纬博士的《从汉城到燕京:朝鲜使者眼中的东亚世界》一书,又填补了通俗学术读物中的这一空白。
本书的立足点和主要观察对象,是燕行使团的成员。坊间该领域的历史著作,通常会从留下了文献的使团官员、朝鲜士大夫作为切入点。然而作者却没有止笔于此,相反,令人印象深刻的有如下若干处。
首先,他的观察视角下沉到了使团中的“下人”,例如他多次提到担任“马头”的得龙。透过非精英的朝鲜视角,能够更真切地对明末清初中国的实际景况与此前朝鲜国内的诸种想象对比,传说和现实之间产生的落差则发生了变化。《燕行录》中那些有名有姓的士大夫,显然只愿意重视意识形态、“尊周思明”之类的话题,然而低阶的使役、马夫不会过多在意上层建筑,相反因为实际工作需要,必须直面明末清初的中国政治,这种落差显然会具体真切得多。同时,这些人并非如正副使那样一生中只能来华一次或若干次,而是频繁出入中朝边境,“熟知燕中事”,甚至可以与负责接洽的清朝地方官吏心照不宣地产生各种交易与往来。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巨大商机和信息交换渠道,甚至值得在国内通过托关系来争取。囿于篇幅,作者并没能在这个层次充分展开——但显然,在微观层面利用更多角度重现明末清初波澜壮阔的东亚历史,这种工作值得更多中国学者做下去。
其次,作者进一步拓宽了视野,同时呈现中、朝、日三个空间与维度。书中专辟一章,选取了朝鲜人鲁认与姜沆的例子,设置在纷乱复杂的壬辰之役背景下。往昔学者总关注宏观意义上的历史变动、叙事格局,当然,近年来亦有国内学者注意到战争期间具体的人员往返所带来的情报与信息流转(郑洁西:《跨境人员、情报网络、封贡危机:万历朝鲜战争与16世纪末的东亚》),但这依然是从国家层面入手讨论战事顺利与否的一种方法。而在吴博士这本书中,铺陈手法仿佛是一场话剧。作者在第二章分别介绍了两位主人翁的生平、所经历的奇遇、以及期间所产生的情感激荡。显然,对“皇明”和故国心怀眷恋的两位朝鲜士人,不能容忍自己长期待在日本这样的“荒蛮之地”。排除万难也要逃离的决心与毅力,恰恰说明“促橹如飞”奔向的“中华父母之国”何其诱人。
过去学者讨论朝鲜“遵明”与“奉清”,往往从大义入手,辩通义与理,似乎就能说明历史鼎革中思潮的变化脉络。这种理论提炼是十分必要的,但也有其局限性,即滤掉了鲜活的例子,往往未能给人切肤之感。但在这几个历史巧合中,作者之所以重点着墨,恰恰是要点出东亚他国的战乱中,“大明”的身影不可小觑。无论是朝鲜士人流亡日本的心路,还是在当地赖以生存的手段,抑或是偶然得知明使在日而不顾一切登门相求,作者着意刻画从汉城望向燕京之“无条件的信任”,及其如何在具体的人生中表现出来。今人生活在太平盛世,怕是绝难出于这种“生”“义”两难之境,因此无法切身体会到人生起落、命运作弄间的选择之难。但这两个故事之所以选择巧妙,恰恰是因为一切浓缩于一人之命运,却又在壬辰大战的“大事件”之后铺陈开来,堪称“一个人的史诗”。而明清鼎革、东亚主导权易手的大幕,恰恰是每个人的史诗组成的。如果再对比国内已经选介的朝鲜赴日所谓“通信使”所遗文献,也恰能感受到当此之际“中华体系”对于外邦的态度,堪可与本书中所选人物心情相互映照。作者选例精当,读来扼腕,最后的点睛之笔也讲出了未能尽言的余绪。
第三,以小见大的落脚处。即使讲好了一个个“朝鲜故事”,文章的脉络终究还是指向了学者们反复叩问试答的大问题:“何处是中华?”在这个问题上,吴博士的这本书未有也未必需要有新的创见。前辈学人如葛兆光先生,在《想象异域》中早已指出华语世界中对燕行文献研究的不足之处。吴博士的作品虽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然而人文关怀和史料选摘两方面已可堪补足前人。我觉得更妙的是,他最后点出了朝鲜在“事大交邻”过程中之进退犹疑,实则是因为在反思自身。过去前辈学者讨论明清易代之际李朝“小中华”的自我定位,往往是集中于中朝之间何为正统的认知差异,或者域外文献与国内记载的差异。本书作者却特别注意到,鼎革之后,朝鲜思潮反而“走向了内在”,重新塑造和写作自己的历史。反思的结果,作为参照榜样的“皇明”其实也不再是标尺,而成为了竞争对手,是“谁更能实现中华正朔”这场比赛的同场竞技者。作者有别于其他学人,点明了区域体系中秩序的新变化,就使这本小书拥有了别样的光彩。
特别需要提到的是,本书的目标读者除了专业领域内的同仁,显然还为一般读者作了番考虑。文中凡直接引用古籍处,全部做现代汉语的翻译。同时书后还附有主要登场人物小传和逾百种参考文献的列表。这种治学和写作的心态,在今天过分看重所谓标准“科研成果”数量的大潮之中,是非常值得感佩和尊敬的。
本书作者吴政纬生活在中国台湾,与近四百年前的朝鲜士人有着时间、地理、认同的差距,但却没有居高临下地检视过往史料,其叙述和思考始终怀着温和的共情,将文献背后活生生的古人重新拉回读者的视域中,值得拍手称赞。随着国内相继整理出版朝鲜燕行/朝天文献、朝鲜赴日通信使文献、越南汉文燕行文献等,这样的材料越来越多出现在华语世界的学者面前。除了能让更多同行有机会接触“域外看中国”的视角,我也期待着他们贡献更多的作品——不光具有严谨的史料组织,也有深植的人文关怀。毕竟大时代风云之下,每一个体在命运流转、际遇悲喜的经历中如何认识自己、认识世界,这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从汉城的“彼处”到燕京的“此地”,迢迢千里,当时如此,今日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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