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读偶拾︱战争的利润与竞选的开销

一

1月3日，当美国“公然暗杀”伊朗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Qassem Soleimani）时，笔者“表错情”，以为中东会爆发大战，哪知伊、美两国领袖处理此事的手法展现了高度智慧，双方的“世仇”当然难分难解，“适当”时机来临必会大打出手，但现在时机未成熟，伊朗遂做了一场表演，既可向国人交代（令反政府的民情降温），又让美国足显其“无偿杀人”的霸权，终使这场“大戏”只有急鼓繁弦而主角未登场便匆匆落幕！

美国弹无虚发，“越境半空杀敌”，不分青红皂白的国民，莫不视之为白人“牛仔”大杀红番土著而充满“英雄”感，稍后投特朗普一票，可能性甚大；对高端阶层，从这场“国际冲突”中牟利的，真是数之不尽；这种说法十分抽象，而且活跃于股市的所谓“相反论者”，可能“偷鸡不着”，无法获利。不过，据美媒爬梳上市公司的账目，多名“有关人士”的确因此赚了大钱。

美国在海外用兵，不管虚张声势，或真的引爆战争，均有利军火工业的盈利增长，而利润之厚薄多寡，以战争是否真的爆发而定。炸死伊朗重要政治人物（军事强人），虽然只令美伊剑拔弩张，但“五角大楼”五大军火供应商洛歇马田、波音、通用动力、雷神（Raytheon）和诺斯罗普·格鲁曼（Northrop Grumman）的决策者，其身家莫不因公司股价涨升而膨胀。据华尔街“密探”的统计，这“五大”的行政总裁持有本公司的股票，在暗杀之前，共值三亿一千九百万（美元，下同）；消息传出后，举世哗然，但股民认为局势高危，有关国家必添购军备，争相吸纳其股票，军火股价钱遂上升，这批股票翌日便值三亿二千六百万。股价闻枪炮声上扬的情况，是华尔街常态，“资深投资者”当然不会忘记十九世纪初叶伦敦银行家罗斯柴尔德（N. Rothschild）有闻炮声（或街头溅血）便入市的名言。“911”惨剧发生后，当时“五大”总裁手上的股票，于2001年至2005年间升了百分之一百零八，与其间非军火企业的行政总裁持股值只升百分之六，相去何止万里！中环人皆知，企业均以“认股权”的优惠价配售股票给公司高层，作为所谓“长期诱因计划”（LTIP）的主要部分；企业用此法以补员工薪金不足，是聪明的两利（股东及高级职员）之策。

有见及此，共和、民主两党的资深政客，如已故的麦凯恩和正在角逐民主党内提名总统候选人的桑德斯，曾分别提出议案，规定“接受纳税人资助企业的CEO年收入不得超过总统（当时为年薪四十万）”及“‘五大’总裁年收入不得超过有关企业普通员工平均年薪十五倍”，但均不获国会通过……立法限制企业决策及执行人员的收入，等于无法聘请最精明的干材，对企业经济发展无利有害，这类提案无法立法（却足显提议者对低端人士富同情心），在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不足为奇。

军工企业行政总裁的收入，既与股价挂钩，战云密布他们手上的股票，水涨船高，理所当然；那些未入“五大”的军火企业，如制造谋杀苏莱曼尼的无人飞机MQ-9 Reaper的通用原子公司（General Atomics），由于未上市且曾获政府资助（如2018年获拨款二十八亿作为研发此机种的经费），其职员的薪酬即秘而不宣，但业内人士相信其收入“极具市场竞争力”，即不会低于“五大”的决策者。应该一说的是，上述这款无人机，“全副武器”（携四种最先进的导弹包括激光导向的GBU-12）“零售价”六千四百万美元。对此笔者是外行，唯从售价可窥此机之先进及杀伤力之强。

显而易见，时局紧张，热战一触即发这种情势，是军火企业发大财及其决策者财源广进的良机。有这种与战争挂钩的利润诱因，“世界和平”只是可望不可即的虚幻愿景！

二

今年11月举行的美国总统选举，已开始进入“热身”阶段，预测谁人当选，对我们置身度外的外国人，既难准确拿捏，亦没什么意思，倒不如看看这些“热心服务国家”的“社会贤达”，为达此理想究竟要花多少银两——一般的情况是，资金主要来自“众筹”、所属政党的补助及政客的私囊。

竞选活动是“倒钱入大海”的玩意，因为与之有关的活动，不论大小，在在需财。助选团队、交通及广告开支以至“啦啦队”（荧幕上看候选人出现时台下必有一批“拥趸”摇旗欢呼，这些人，十之八九是公关公司请来的闲人），都乏财莫办。这些看似琐碎的开支，加起来莫不令方外人大吃一惊。

自从林肯（1863年当选第十六届）总统以来，总统竞选经费届届上升，这当然与平均通货膨胀年年上升有关，但竞选活动愈来愈多姿多彩且牵涉面日广，才是主因。

迄今为止，最昂贵的竞选为2016年特朗普与希拉里之争，这场竞选的所有角逐者（包括那些未能入围的），一共用去二十四亿！其中希拉里和特朗普依次花掉七亿六千八百万和四亿五千万——特朗普自己拿出六千六百万，财富不及对手“零头”的希拉里一百四十万。在一般人的想象中，竞选经费最充裕者获胜，事实确是如此，不过，例外亦非不常见，比如这次选举，花钱较多的希拉里便输给不按牌理出牌、有点疯疯癫癫但能投多数选民所好的特朗普！

特朗普今年为角逐连任，打算筹款十亿，看目前的声势，难度不大；他的主要对手，不是刚在初选胜出的桑德斯，而是身家净值六百一十亿（世界富翁榜排名第九）的传媒大亨、彭博社（Bloomberg）老板布隆伯格（M. Bloomberg），他因为财富“太多”，落场竞逐时便宣布经费自供自给，不必假手“众筹”，意味着他的竞选经费没有上限，当然，这要看选情而定，如果支持者寥寥声势不盛，作为一名精明商家，布隆伯格必会当机立断“止蚀”。

布隆伯格去年11月中旬宣布加入角逐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赛，当时出资两亿，至今年1月底，在脸书和谷歌的广告费“最少”已达四千七百万。

读者也许（肯定）会问，这些政客和巨贾，何以会“出钱出力”为“国家服务”？答案很简单，他们不过为追逐私利而作出“有偿奉献”而已（失败的当然只好承受损失）。经济学家布坎南（J. Buchanan，1986年诺奖得主）的“公共选择理论”（Public Choice Theory）指出，政客、商人和公仆，都是有血有肉的理性人（亚当·斯密笔下的“经济人”），他们因此都在追求私利（当然，在此过程中“世人”有望受惠），而私利有无形（非物质如名誉）及有形（物质如金钱）两种。正是这点单纯的动机，才令有些人奋不顾身，投身政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