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淳翔︱陶亢德筹而未办的《文风》杂志

去年拙编《陶亢德文存》出版之后，笔者并未就此停止对陶氏其人的研究，对有关材料仍然时时关注、有闻必录，希望继续加深了解，以体会其为人处世之艰辛。

过去在关注近代报刊时，发现编者的创刊词、编前语、编后记之类的编余零墨，实为重要的研究材料。因为其中除了提供本刊物的动态之外，还会提及作家近况，并明示暗示笔名背后的真实情况，有时也预告文讯书讯甚至文坛未来动向，有不少值得探究之处。例如范泉的编辑手记，就被郑重其事地编订成册，算是格外重视了。后来涉猎小报时，又发现小报上常有补白性质的文坛逸闻，也相当可贵，值得细细爬梳。若将此两方面材料结合，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1945年2月7日，时值《风雨谈》出至十六期“小说狂大号”（1944年12月、1945年1月合刊）后不久，有位署名“派克”的作者在小报《力报》报道《风雨谈宣告停刊》。参以《风雨谈》编者柳雨生《雪庵日记》，1945年1月13日曾记道：“纸价近又大涨，为《风雨谈》再四思维，今日电话中国科学公司停止排印矣，心为怅然。念此刊创刊于民国三十二年四月，呕耗心血，友朋扶持，都成泡影。”（见《文史》第二期）当时，适值太平洋战争进入最后一年，作为军用物资的纸张价格正处于历史高位。延至同年4月，《风雨谈》方复刊发行十七期，杂志开本由二十四开改为十六开，页数则从之前的一百七十六页，骤减为三十二页。

前述派克的报道篇末有言：“现在风雨谈社积存的几十篇佳稿，已经分别先由中华副刊及文风月刊等编者拿去发表了。”这是目前所见各报刊第一次出现《文风》月刊的名字，但编者是谁、背景如何，尚不明朗。

不久，《风雨谈》第十七期登载署名“诸家”的《文坛·文化消息》：“陶亢德主编《文风》，杨之华主编《文帖》，俱将出版，系散文性质，内容甚佳。”杨之华（杨桦）即《中华日报》副刊编辑，与此前的报道正相呼应。此事看来必有内情。

1945年4月，杨桦主持的散文月刊《文帖》如期创刊，在发刊词里大力标榜“纯文学”。刊物出版后，即大受读者热捧。这不仅是因该刊内容清新、令人回味，也因其定价两百五十元让读者感到实惠，毕竟当时的一张小报也要卖到一百元。

以后《文帖》每月按时出刊，一直出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方才曲终人散。最末一期编后记显示：“本社除每月出版定期刊物《文帖》一种外，最近亦有《文学丛刊》的编印。……现在已出版的，计有张资平的小说集《新红A字》，杨桦的散文集《浮浪绘》二种，即将出版的，又有路易士的散文集《柠檬黄的月》，南星的诗集《山峨集》，周越然的考证集《版本与书籍》，予且的小说集《心底曲》等，陆续印行的还有四五种，都是留平作家的著作，书目容后公告。”其中，除了《版本与书籍》如期面世，《心底曲》1947年交由中央书店出版外，其余两种概因时局不利，终未能梓行。

有意思的是，4月10日创刊于北平的《逸文》杂志上，编者荛公（谢兴尧）撰《关于办理杂志的话》，其中有一段专门提及陶亢德向其约稿，行文以京剧术语为喻，颇为幽默：

最近陶亢德兄又在上海创办《文风》月刊，发下慢行快令，征稿于余，使小老儿灶王爷迈短墙——黑（骇）一大跳。这才真正是什么年头儿，还出来办杂志！虽然陶公是“经励科”老手，在此晨光出来组班，挑帘红固然不成问题，而策画的功夫，与“林板论语”“梅派宇宙风”的时代相较，可以说不成比例。彼一时此一时，大哉时也，好励害的时也！乖乖！

《逸文》创刊号，藏于北京杂书馆

1945年5月8日《力报》也有一篇署名“怀柔”的《超翁得怔忡之疾！》：

……超翁近来正在患病。……因为平常事情太繁，身体的营卫不免马虎一点，不料近日竟然怔忡难安的患起心疾来，……闻超然先生为了遵守医师的吩咐，向来写稿的地方及新出戴亢德的《文风》，周楞伽的《万岁》，沈凤威的《艺林》……等“待产”中的杂志，俱已去函谢却写作，本月里只有《杂志》上的一篇《欲海升沉录》算是最新的作品，其余都没有法子着笔。

题目里的超翁（超然）即柳雨生（可参见拙文《上海沦陷后期，柳雨生“超然”小报行》）。此文作者“怀柔”，如从语气上研判，不像是主编金小春（金刚），也不像是当时正患脑贫血的该报特约编辑黄也白（见黄也白《病中吟》，《力报》1945年5月3日），而很可能是力报社的社长胡力更。文中“戴亢德”显为陶亢德之误，表明当时柳雨生也收到了约稿信，却以身体原因婉拒。至于周、沈两位欲办的刊物，日后均无下文。

那么《文风》杂志最终命运如何呢？查1945年6月12日《力报》，有篇报道《新刊物陆续出版》：“听说最近还有几种东西要出版，黄嘉谟也在筹备出一新刊物，已在集稿中，陶亢德本来也编一个杂志，后来因有问题而中止。”

事实则要再过两个月才得以确认。即超然（柳雨生）在《八个大字》一文中说：

在友人的书桌上，看见一块很大的锌版印出来的封面样子。那是前几个月说是要出版而终于不动的《文风》。锌版用的是陶渊明杂文里《感士不遇赋》的一叶，中有警句云：“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这八个大字，充满了悲懑和辛酸的味道。（《力报》1945年8月25日）

原来如此。看来《文风》杂志经历了筹备阶段，先是收纳别处的积稿，继而四处约稿，终于未获成功，只印出一张封面设计图，便草草落下帷幕。柳雨生此文字里行间透露的愤懑与哀伤，值得细加玩味。

问题出在哪里呢？第一反应，总会归咎于高涨的纸价及印刷费。

创办于1944年12月的《语林》，出至次年1月25日第二期，主编钱公侠在《编后语》里叹起苦经：“出版物在物价上涨的高潮中，不能不跟着上涨，这是我们引为痛心的；然而即使上涨了，还是难以维持。本刊在左支右绌之中，只有勉强挣扎的分儿。”直到4月1日好不容易出版第三期，《编后语》里还连呼侥幸：“《语林》脱期一月之久，似乎有点荒唐，倘非新的印刷局特别帮忙，恐怕至今还不能出版。”

1945年上海创刊的文艺杂志还有《六艺》，2月5日出版，主编康丹，是一本译作与创作并重，内容偏通俗的综合性刊物。《创刊后记》称：“办刊物，在目前是被认为最笨拙的一种工作了。印费及纸价不但赶超了饱和点而达到不胜负担的程度；而一切的一切，更是吃力而不讨好。《六艺》偏偏在这个时期由孕育而诞生，自然我们将被人目为傻瓜。”刊物出至4月第三期曾一度停刊，后于7月复刊。

7月26日，《光化日报》还刊有如此补白文字：“纸老虎说：白报纸卖八十万一令，买去印本票，包险赚得翻倒，买去印小报，算你倒霉，你说为文化服务，劝也劝不醒，有何办法？”时局如此，夫复何言？

而《文贴》月刊由于背后有伪府宣传部的支持，从4月办到8月，办得还算顺利。极目所见，类似背景的纯文艺刊物，尚有《光化》《光化日报》，均背靠李时雨，出资人则为开银行的孙曜东。其他的，还有停刊多月又回光返照的多期《风雨谈》及《文史》第三期，后者由袁殊牵头，挂靠伪上海市府秘书长罗君强。而袁殊任社长自办的《小报》创刊于1945年3月25日，创刊号上也有罗君强的题词。同为这一时期的小报，其共同特点是，纸张质量差，为灰报纸。报纸开本小，只有八开的一张，是普通小报的二分之一。

别人能出，陶亢德却偏偏出不了，或许还与汪伪政府新闻纸分配方针脱不开干系。罗君强在《伪廷幽影录》中说：

汪伪时期的印报纸张，是由一个所谓报业经理处来统筹配售的，各报用纸量要由宣传部批准，并经日本报导部同意才能领得。林柏生就从这一点上来限制周佛海系报纸的用纸数量。我请周佛海设法冲破这一难关。周通过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部的中国课长永井大佐，下一公文给日本陆军报导部，规定周佛海方面各日报每月用纸量（按实际需要量略多一些），嘱其照发。……袁殊在岩井英一支持下所办的《新中国报》，在李士群死后，袁亦援例请周佛海为该报董事长，我为常务董事。1945年该报经济发生困难，我替他设法向上海复兴银行押借1亿元。

上海复兴银行行长即孙曜东，是周佛海的机要秘书，也负责经营他的私人财产，说白了，相当于周的钱袋子。

1945年4月，汪伪政府宣传部次长章克，在日本军方默许下，在南京办过一张呼吁和平，抨击时政的《大公》周刊。以后他在《在日伪沦陷区创办〈大公〉周刊的经过》里忆及办刊始末时，对如何获取新闻纸作做了说明：“首先要从日本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的报导部领到一张发行许可证，并且还要得到日本驻汪伪大使馆情报部的同意。因为当时沦陷区的新闻纸都控制在日本驻南京大使馆的手里。在南京、上海的黑市上虽可买到一点新闻纸，但价格贵得很，而且数量也有限。”具体来说，“黑市上虽也可以买到一点新闻纸，但价格要比官价高一倍，灰新闻纸的价格也要比官价白新闻纸高50%左右”。

陶亢德时任太平书局经理，与书局的幕后老板名取洋之助关系密切。名取洋之助（1910-1962），日本著名摄影家。1937年9月，受中支派遣军报道部的邀请到达上海，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报道部接收英商别发印刷所，委托给名取，遂于翌年春改名为太平出版印刷公司。1943年夏，该公司借搬迁之机新开了一家出版社，取名为太平书局，请时任汪伪政府宣传部顾问的草野心平为书局顾问。为了“促进中日友好”，名取还长期邀请日本文化人来沪实地考察，其间如小林秀雄、河上彻太郎为首的许多日本知名学者都曾访华，为中日“和平事业”献计献策。据名取多年以后的自述，他后来逐渐走上反战道路，主张日本军队撤出中国。只是，这在本质上无法改变其扈从日寇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事实。

1943年8月中旬，陶亢德与中国文学者代表周越然、章克标、鲁风、陈寥士、柳雨生、关露，以及草野心平等一行十人，东渡日本东京，参加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其间，曾与柳雨生、关露赴名取家共进午餐，并“参观书室”，获睹其“琳琅满目”的藏书。

1944年2月底，在完成了长达半年之久的赴日文化考察、交流之后，陶亢德从东京搭机返沪。6月15日，太平书局正式开幕。陶氏这时才正式成为书店经理。当天，《申报》还在第一张第二版刊出广告，其中列有陶亢德《甲申集》一书，称“在排印中”，只是这书最终亦未能出版。

1944年第十四卷第二期（11月号）《杂志》“文化报道”预告称：“陶亢德有志写一二十万言之长篇《乱世男女》，以上海香港等地为背景，将有不少作家在该书中露脸。”又，1945年6月1日，文载道（金性尧）在《社会日报》发表的《凡斋小文·现代传记丛刊》里披露，“在某天和亢德先生闲话，他就有意思要出一部现代传记汇辑，将已刊行的一些自传，评传编收在内，给他主持的太平书局出版”。然而上述长篇小说与传记丛刊都只是一个意向，最终均未能付诸实施，只得不了了之。

时兮时兮，时不利兮奈若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