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读｜大人物和小人物诉说的柏林城市史

以“肖像”为题的作品，难免都会吸引到我。“肖像”给我的感觉就是人情味，一定不是平铺直叙的，而是刻意保留了某种情绪在其中。《柏林：一座城市的肖像》就是这样一本书，理性而富有激情，虽然间或有些情感泛滥，但由于写得太吸引人，这个小小的缺点也就被愉快地原谅了。

《柏林：一座城市的肖像》书影，上海文艺出版社，【英】罗里·麦克林 著 傅敬民 译

是历史还是小说，求真便好

先前并非没有人用“讲故事”的方法去书写过历史，但罗里·麦克林——写过畅销书《斯大林的鼻子》和《巨龙之下》——的这部作品还是显得别具一格。

看罢序幕和第一章，读者惊喜地发现，自己可以对一本历史类读物有这样的期许：既能了解柏林这座城市的“历史”发展脉络，又能享受阅读“小说”的乐趣。

麦克林笔下的柏林故事从15世纪写到21世纪，跨越了500多年。15世纪“铁牙”腓特烈二世（勃兰登堡选侯）时期的一位宫廷诗人，被选为整本书第一个出场的人物。这是一个有关家族遗传的故事，儿子康拉德·冯·科林不仅遗传了父亲哥特菲尔德的音乐天赋，也遗传了他的“反骨”。哥特菲尔德公然违抗腓特烈二世的命令后远走他乡，成为一名吟游诗人，十年后回归柏林，将一身音乐才能传授给儿子，却未能逃脱统治者的报复而被残忍杀害。儿子康拉德才华横溢、风流倜傥，誓要将父亲传下来的诗歌发扬光大。腓特烈二世将康拉德召为宫廷诗人，命令其为统治权威歌功颂德，康拉德最终用一首将所有清规戒律抛诸脑后的诗歌震撼了整个柏林城，从而也难逃一死。这个故事中最精彩的部分，是康拉德对权威的一度妥协与忽然反抗之间的转变：挚爱妻子的一句“我们都‘卖淫’为生！”彻底敲碎了他的幻梦。

在《后记与参考文献》中——相当慷慨的一份资料清单——作者提到，史料中并没有关于康拉德·冯·科林的记载，写作这一章的参考资料来自于十四世纪的《马奈斯手抄本》、《柏林城市账簿》等文献，以及现代资料中关于中世纪故事的读本，如《宫廷诗人逸闻》、《中世纪的音乐和乐器》等等。除第一章外，读者在后续的许多章节中，将发现麦克林的资料运用相当之大胆而有创意。

若说《康拉德·冯·科林和真爱》已经很像短篇小说，那么《莉莉·诺伊斯和猫头鹰》、《迪特尔·沃纳，修建柏林墙的人》、《刘疯哈和他的枪》等虚构人物的故事则更难分辨是历史还是小说。一方面，人物是虚构的；另一方面，故事却是在真实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提炼而成的，加上作者富有感染力的描写，人物和他们的遭遇显得那么真真切切。

柏林圣玛利亚教堂里的《死亡之舞》壁画，上面有康拉德父亲的肖像。本文插图均来自《柏林：一座城市的肖像》一书。

“历史”需要可信，需要用冷静和理性的眼光在史料中寻找可用的线索并将其合理连接；“小说”则需要更多的情感投入，深入探究人物的内心世界。它们的共同点——也是这种写作方法能够站住脚的基础——都是为了寻找真相，寻找世界和人心的真相。正是由于对此的深刻认知，麦克林才能放下顾虑，用23个独立而又相关的故事，组成一部关于柏林的长篇小说；同时，这也是一部跨度500年的柏林城市史。

回到将宫廷诗人作为第一章的主要人物这一选择，看似无心，实则匠心独具。康拉德的故事本质上是一个市民抗争的故事，是在阐述市民与城市权力之间的拉锯关系。这个权力拉锯关系是整本书的主题，这是柏林的特点，也是柏林人的特点。可能没有哪一座其他城市的人，对权力那么敏感、痴迷，那么爱憎分明。有宫廷诗人敢于反抗选帝侯的权威，哪怕粉身碎骨；有集权崇拜者疯狂地迷恋权威，哪怕玉石俱焚。柏林人从来不是温和的，在这本书中，他们极端激烈地演绎着自己的和城市的历史，令人震惊，令人唏嘘。

市民与城市权力之间的拉锯

铺开世界地图，来到欧洲板块，在现代德国的地理位置有两个明显特点：第一，处在整个欧洲的正中心地带。虽然历史上德意志的版图时大时小，但都围绕着这个中心位置展开。特殊的地理位置让德意志一直拥有文化上的优势地位，本书中也可以看到，不论是普通人还是艺术家都被柏林所吸引，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座城市。

第二，德国基本上是一个内陆国家。这就导致了它不像法国、英国等半岛或岛国，只需要去防守部分边界，而需要防守来自四方的攻击，所以军事上和政治上总是会被卷入历史的旋涡之中。了解以上两点，或许可以帮助理解，为什么德国人对于集权和秩序那么迷恋，为什么民主和自由在德国历史上是如此地举步维艰。

彼得·哈斯1755年为腓特烈大帝和波茨坦掷弹兵作的蚀刻画。

麦克林写了三位政治人物，写法各具特点。写腓特烈大帝，是关注他的个人梦想与统治者使命之间的冲突、转变。小腓特烈拥有一颗诗人的心，热爱文学、音乐和爱情，曾经将军装视为“裹尸布”。他喜欢美丽的男男女女，迷恋上年轻贵族汉斯·赫尔曼·冯·卡特，甚至与其私奔。强硬的父亲将儿子关押并砍掉了卡特的脑袋，也许正是这个事件塑造了后来腓特烈大帝的心若磐石。后来的他，在7年战争中几次面临亡国的情况下，以小国之力独抗法、俄、奥三大强国，使普鲁士挤入欧洲五巨头的行列，成为一代名将和军事神话，并为自己赢得了“大帝”的尊荣。令人深思的是，尽管腓特烈大帝对知识和启蒙思想如此崇尚——他不懈努力地把伏尔泰邀请到柏林——他死后三年，法国大革命的自由与平等席卷了欧洲和北美，却并未撼动柏林的心，人民对专制主义的依赖更加根深蒂固，第二、第三帝国在这里铁血现身。

写戈培尔却不写希特勒，关注的是一个偶像崇拜者走向毁灭的全过程。以戈培尔的故事来描述纳粹德国群体性的歇斯底里是再合适不过了，他身上既有希特勒的影子，也有任何一个普通人的影子。作为一个宣传天才，他完美地掌握了这世上最难也最易掌握的：人心。在那些令人心惊胆战、魂飞魄散的文字中，读者不禁要问的还是同一个问题：在德国历史上最黑暗，最集权的时代，到底是民众迎合了宣传机器，还是宣传机器迎合了民众？

1963年6月26日，约翰·F·肯尼迪在西柏林的市政厅做 《我是柏林人》的演讲。

写约翰·F·肯尼迪则创造性地采用了多幕剧的形式。剧中，依然是同样的柏林市民，在希特勒时代为领袖疯狂呐喊的柏林市民，当约翰·F·肯尼迪1963年在西柏林市政厅前演讲时说出“所有自由的人民，无论他们身在何处，都是柏林的市民。因为，作为一个自由人，我为‘我是柏林人’感到骄傲”时，他们亦给与了这位年轻总统以热烈的掌声和感谢。肯尼迪将美国的自由精神带到了柏林，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柏林人第一次那么向往自由，第一次想要与根深蒂固的专制主义决裂。二十多年后，柏林人终于推倒了柏林墙，终于敞开怀抱拥抱了并不在城市基因中的“自由”。

一个柏林人如果出生于20世纪初，那么在他的一生中会经历第二帝国、魏玛共和国、第三帝国、盟军占领统治、两德分裂，以及两德统一（如果寿命不很短的话）。每一个时期都极具特点，令人心神纷乱，而这个人的一生将会体验到市民与城市权力之间惊心动魄的拉锯。

或显赫或渺小，莫失莫忘每一人

麦克林为23个故事挑选的主角，身份极为丰富，有演员、建筑师、妓女、作家、化学家、特工等等，还包括几位名字可能是杜撰的普通人。他写出了大人物与普通人无异的爱恨情仇，也写出了小人物身上人性的深刻与情感的隽永。

玛琳·黛德丽、黄柳霜、莱尼·里芬斯塔尔与一名不知名男子于柏林化妆舞会，拍摄于1928年。

其中有两位电影人，玛琳·黛德丽与莱尼·里芬斯塔尔。同为女性，同样地美丽，同样地才华横溢，甚至出生时间仅差8个月，黛德丽和里芬斯塔尔却选择把自己的才能用到了完全对立的两大阵营，即人道主义和纳粹主义。她们处于同时代，同样的圈子中，彼此之间的交集却并不太多，除了竞争过著名影片《蓝天使》（成就了玛琳·黛德丽）的女主角。

二战爆发前，黛德丽成为了美国公民，面对希特勒的召唤，她选择站在他的对立面，在战争中投身人道主义事业，到前线为美军鼓舞士气。同一时期，里芬斯塔尔则激情投入地拍摄为纳粹宣传服务的影片，制作出《意志的胜利》、《奥林匹亚》等让后人围绕“艺术家与艺术的区分”而争论不休的著名纪录片。

固然，艺术作品自被创造出来而脱离艺术家本身后，就具备了可以自己说话的能力，评论家在探究作品背后的精神脉络时，很难回避艺术家的文化背景，尤其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倾向。苏珊·桑塔格在《迷惑人的法西斯主义》一文中，复盘了里芬斯塔尔政治观点和美学观点的连续性，认为不能将她的电影艺术与她本质上的法西斯主义偏好割裂开去看。而黛德丽对里芬斯塔尔的评价则一如既往地直白（根据其女儿的回忆）：“在这个庞大的‘德意志文化帝国’，他们很快就不会留下什么天分了。当然，除了可怕的里芬斯塔尔和埃米尔·亚宁斯（著名的德国/奥地利男演员）。她们会留下来，而这两个‘罪犯般的人’，就是纳粹应得的！”

1835年卡尔·弗里德里希·申克尔为皇宫设计的入口（未建成）。

作者还写到两位建筑师，卡尔·弗里德里希·申克尔与阿尔贝特·施佩尔。“建造”是每一个建筑师的心魔，相对于其他更为自由的艺术门类，建筑必须在功能和诗意之间取得平衡，建筑师也必须将自己的理念与其服务对象的终极意图相协调，否则，就没有“建造”。

于是，申克尔放弃了浪漫主义梦想，因为他的普鲁士国王需要的仍然是因循守旧、循规蹈矩的“权威”型建筑。一座座古典主义的教堂、音乐厅、博物馆在柏林拔地而起，附着于这些伟大建筑之上的，仍然是德意志特有的独裁文化，就像申克尔为威廉三世设计的著名的“铁十字勋章”一样。

而希特勒的首席建筑师施佩尔，则将建筑师的工作拓展到了政权核心领域。他不仅帮助希勒特建设，还担任战时装备部长和帝国经济领导人。原本以为依托于权力，他那关于“一个全新的柏林城”的想象可以实现，他对柏林进行了重新规划和设计，渴望让柏林超越巴黎、超越罗马，成为全欧洲甚至全世界唯一的首都。然而，对于希特勒而言，建筑和规划与其他任何东西一样，都不过是服务于其独裁统治的工具，需要时可以大兴土木，不需要时可以毫不犹豫地夷为平地。施佩尔首先是一名建筑师，而希特勒首先是一个独裁者，这是他们的不同，也是施佩尔最后试图阻止“焦土命令”的原因。当施佩尔在施潘道监狱中用自己的脚步估算从柏林到海德堡的距离时，他会不会想过，如果“建造”的心魔没有纠缠着他，如果他甘心做一个没有作品的建筑师，他的结局会不会是他更想要的。

1858年军工厂里的工人，选自《现代冲突档案》。

书中还有几位最普通的人。麦克林从住在旧莫阿比街的朋友那里听说了莉莉·诺伊斯的故事，她是千万移民中最不起眼的一员。在这个故事中，莉莉和她那某天突然带着儿子远走高飞的丈夫，就像是弗里茨·朗《大都会》中地下工厂的工人。19世纪中期的柏林，往工业化方向迅速迈进，为此付出代价的是成千上万的普通工人。他们生活在像监狱一样的地方，如同带着镣铐的奴隶一般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换来的面包却常常连果腹都不够。

另一个叫做迪特尔·沃纳（化名）的青年人的故事，则带出一段关于柏林墙和东德秘密警察的历史。十二岁的迪特尔和六万名东柏林的孩子向西柏林行进，为了“和平和社会主义”——战后苏联占领区崭新的历史教科书塑造了他“红色”的大脑。二十出头的他和几万名工人、军人一起建造起长达一百六十多公里的柏林墙。然而，再坚定的心也无法抵御亲人的恳求，迪特尔放走了试图前往西柏林去找丈夫的母亲，而他所忠诚的政权，借由秘密警察无孔不入的监控，将他流放到维斯玛特矿山上当劳工。

“曾经为王公贵族歌功颂德的历史，如今已经更加个性化，更加关注凡夫俗子的繁琐人生。这种关注历史的视角的改变，或许是因为集体忠诚的衰落以及个人主义的崛起。”麦克林如是说。我更喜欢他写小人物的那些章节，那种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无力感，在他的笔下显得那么真实而令人动容。

结语

《柏林：一座城市的肖像》实际上写的是“柏林人：一群大人物和小人物的肖像”，城市隐藏在人物背后，城市的历史经由这些人物而被缓缓铺陈开来。由于引入了小说的笔法，麦克林描写人物不只写他们做了什么，还写他们在想什么，喜悦与痛苦究竟从何而来，内心究竟为了什么而纠结挣扎。这些人中，有些牢牢掌握着自己的人生，甚至拥有他人的生杀大权；有些则在胶着的命运里，期盼能够成就伟大的事业；还有些面临着无常又无奈的生活，拼尽全力却仍不能够有尊严地活着。在为这些人物的遭遇感到心难平静之时，柏林，这座一直在不断改变着的城市，朦朦胧胧，却就在眼前。

（作者系半层书店合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