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下午茶·圆桌︱复工潮下，社区治理的挑战

近期，湖北省外多地企业加速复工，人员流动增加，同时，城市中大部分小区在防疫中采取的封闭式管理仍然在进行中。出入人员增加对社区疫情防控带来了哪些挑战？社区工作人员还需要哪些支持？邻里关系如何维护？社会力量又如何参与？

针对上述问题，澎湃新闻电话连线上海浦东新区浦兴路街道中大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李秀勤、同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钟晓华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熊易寒，请三位嘉宾分享近期的观察与观点。

2月18日，上海市外滩附近一小区铁门上贴着各类防控疫情的告示。本文图片 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复工潮增加社区治理压力

熊易寒：复工对高端社区的影响不大，人口密度小，外来人口少；主要影响的是中低端社区，特别是租户比例高、合租比例高的老旧小区。第一个挑战是复工导致人口流动性大幅度提高，人流量增多，而老旧小区物业人手相对有限，封闭性也没有高档小区强，管理上难度加大。

第二个挑战是保安、志愿者等基层“半正规执法人员”在进行人员出入管理的时候，如何在严格执法与人性化管理之间找到平衡点。不排除一部分“半正规执法人员”过度执行，侵害业主、租户的正当权益；也不排除一部分业主、租户不尊重“半正规执法人员”，对其进行挑衅、辱骂。

第三个挑战是一些以居民自治名义出台的土办法可能与法治精神相背离，譬如有些城市的社区禁止外地户籍的租户进入小区，强制要求房东与租户解除租约。

2月11日，上海市马当路上一群年轻人在等待快车接送。

李秀勤：春节后，尤其是2月3日至10日期间，中大居民区返沪人数明显上升，近两周相对平稳，居家隔离和接受医学观察的人数整体减少。但是，社区的实有人口必定会随着复工继续增加。

身在外地的居民致电居委询问上海防疫情况时，一般我们会进行劝说，如果公司未要求马上复工，建议等疫情进一步明朗后再回沪。如果居民必须返沪，只要能按流程进入上海，便可至居委登记后在家自觉隔离两周。

对于未在隔离期、必须前往工作场所办公的居民，街道要求他们签署健康自我管理告知书，除了进入小区检测体温外，工作日上午十点、下午三点需要自我观察、上报体温，到时间会有社工进行提示。我们要支持复工人员，但他们的行为不止关系到个人的健康安全，更涉及整个小区的安全，所以需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获得居民配合。

如果接下去大批量复工，我们需要进一步完善居民的信息数据，但在这方面，我们已经打下基础。社区防疫开始后，我们根据街道防控办的指示，建立了每个小区的房屋动态图表，清晰地记录了每户人员信息与变化，每天更新汇报。所有返沪的住户都有信息表格，尤其是从湖北省返沪的居民，每人有三张表，一户一方案，细化到每个人员对接的社区签约医生、志愿者、居委负责人、社区民警，还有涉及的随行人员以及密切接触者。有这样一套内部的大数据，再加上物业、小区分块的块长、楼组长和志愿者的配合，对相关人员密切关注，相信复工后社区不会乱。

钟晓华：因为属地化的防疫工作要求，要求街道作为责任包干主体，对接好生活社区和工作社区，确保每个人的安全轨迹。比起企事业单位与园区，更大的挑战是对沿街商铺、社区小商业的排查，个体经营户复工筛查和员工健康管理成为新的工作任务。

而且街道在排查中可能也会拉上居委一起，因为现在工作中最能说上话的还是居民区的干部，包括社工。现在上海有些区开始使用线上信息上报平台汇总数据，区城管、商委的公务员也下沉社区，但每天的回访督察也是不小的工作量。

目前来看，对于沿街商铺，街道的口径还是能不开就不开，尤其是辖区内有民宿业态的，是一定不能开业的。但肯定会有一些小企业、个体户有经营压力需要开业，另外社区菜点、小超市也能一定程度地缓解居家居民的物资需要，因此需要更精细地分类关系。这块工作原来并不是社区工作的重点，此次防疫恰巧也给了这个契机，突出了社区经济在社区治理中的重要性。

此外，对社区经济的治理可能还会面临一个难点，就是管理没有营业执照的人，比如街边摊贩，尤其是流动的摊贩。这一群体既没有单位的属性，甚至可能连居住地都不完全固定，而现有的制约措施，比如降信用分，对他们可能无效。虽然目前还没有看到类似的案例或新闻，但我们可能需要去关注这个群体。

需要给予物业工作者更多关注

钟晓华：我在调研中发现，现在防疫物资缺口比较大的是物业。以我居住的小区为例，出入口管控，包括测量体温，都由保安负责；重点地区的清洁消毒由保洁负责。但物业的物资并不像居委一样由条线下拨，需要物业公司自己解决，物业负责人告诉我们，采买还是有难度，因为一线工作人员众多、口罩手套等耗材更换也频繁。还有物业公司会将社区“四保”工作再外包，如果这时候外包企业不能保护员工，这些冲在前面的人员就像在“裸奔”，风险较高。虽然有居民和辖区企业捐赠，也有社会组织的互助网络支持，但物业工作者的保护与防疫物资应有制度化保障，同时加强对一线工作人员的安全防疫培训。

此外，非常时期的紧急状态下，“条条”、“块块”拧成一股绳，联动比较有效。但在下沉到村居委、居民区就出现了权责不符、分工模糊的问题。居村委从性质上来说并不是行政单位，而是自治组织，但实际上，尤其是在防疫过程中，它体现出高度的行政化，接收条线上的层层命令，但却没有明确的权力下放，使得基层在执行人员管理、社区管控等举措时没有可参照的“度”。

另外，居委、物业和业委会“三驾马车”的分工也不明确。比如物业公司，作为社区业主共同雇佣的企业，在非常时期需要随叫随到，打破了原来的工作秩序。作为应急状况下被调用起来的基层力量，需要被正式纳入应急管理机制，被得到更多的制度支持和社会尊重。

2月8日，上海市安福路一处高层小区门口，保安在监督外卖员的登记信息。

熊易寒：现在社区疫情防控主要需要得到公安、卫生部门的支持。公安一方面需要为社区居委会、物业公司的“半正规执法体系”提供背书，譬如有人不戴口罩，拒绝量体温，直接冲入小区，又不听保安劝阻，甚至有些肢体冲突，这时候，公安可以对其采取强制措施。

另一方面，公安也要对基层群众的某些违约行为进行制约，譬如，有外地来沪不能租、不能住的情况，很多人会选择向110求助，据我所知，上海市公安局已经介入，对居委会或房东加以劝阻，只要租户没有发病发热情况，又愿意配合进行自我隔离，就不能让租户“流浪地球”。

另一个重要的外援就是卫生部门，这次的疫情对于我们做强基层卫生服务体系是一个契机，我们过去对于基层卫生服务和防疫的投入相对不足，现在看来是一个教训。居委会和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缺乏医学知识，社区医院和卫生服务中心可以派人员给予指导、培训。

李秀勤：目前，公安已经下沉到中大居民区，由街道派出所统筹，每个小区每天安排一名社区民警来配合我们工作。如果遇到瞒报行踪的返沪人员，民警会上门训诫，发警方的告知书，让居民严肃对待。同时，街道也配给我们一个社区签约医生，除了需要上门进行医学观察，主要在线上与我们对接。居民解除隔离后，由我们统一去卫生中心代开证明。

在当前的情况下，居委与小区居民、物业也是个“命运共同体”，要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下的“三位一体”作用，不能分你我。我们对物业经理进行了简单的培训，比如保安在发放外来人员出入证时必须戴手套；人员离开小区前出示证明，不要去接，请他们自己丢入垃圾桶。

另外，居委统一登记居民口罩购买需求时，大约有两成住户没有登记，我们挨家挨户打了电话，一方面避免有需要的居民错过机会，另一方面如果居民表示家中口罩储备充裕，我们会建议他们把额度捐赠给有需要的人，居民区党支部会用收到的捐款买下这些宝贵的资源。第一次发放口罩时，居民区782户中有五十多户居民捐出了额度，之后我们对两个小区的物业各捐赠了100只口罩。

社区居民的“心理隔离”是挑战

钟晓华：原来人际之间的信任，可能会因疫情受影响，尤其目前的确做了重点地区、非重点地区的划分，大家会有一些区别对待。比如，石库门的老社区里厨房是公用的，有居民担心公用时会产生聚集，所以看到从外地，特别是重点地区回来的邻居，出现了把公用厨房锁掉的现象，但其实能使用公共厨房的人都已经满足了居家隔离的要求，所以这时候需要居委会，包括楼组长、志愿者出面协调。

还有一个案例，讲到在一个比较高端的商品房社区中，有一栋出现了一例高度疑似患者，按照要求需要告知本楼居民，这时候一定会引起一些恐慌。居委在居民楼里贴了告示，社区微信群马上就“炸”了，居民干部电话也被打爆，引发社区信任危机。所以居委表示，对于公开楼栋信息很犹豫，如果公开说本小区有发现（疑似）病例，居民反应还好，一旦公布到具体楼栋，居民马上可以锁定到某一户，一些猜忌或是抱怨会出来，也加大了居委的工作难度。居委提出，如果可以保证消毒合格，不影响其他住户，是否可以公示不细致到楼栋？

1月31日，上海市合肥路上海药房门外排队购买口罩的市民。

李秀勤：居民间的矛盾来自恐慌、畏惧，因此我们在做排摸工作的时候比较低调，避免居民产生恐慌。我们对从湖北省来沪、返沪的人员，基本做到信息保密，在外看来是密切关注，不排斥，但对内我们也要引导他们主动上报、不瞒报，要告诉他其中的利害关系，如果不配合，需要接受群众的监督。居民区确实发生过一两起瞒报事件，发现后对相关人员立即重新建档，居民进入居家隔离状态并接受医学观察。

此外，同为租户的室友间也可能产生矛盾。不久前，一位租客从河南周口回来，她的湖北籍室友因未在假期间离沪，要求我们把这位河南回来的租客送走，必须当天给她答复。我们回复的是，首先，居委没有接到通知需要将河南周口人士送回，这位居民在返沪和返回小区的时候体温正常；第二，遣送不属于居委的职能范围；第三，如果这样做是侵权的。我们请这位湖北籍租客换位思考，小区内还有很多来自湖北的住户，春节间回过老家，如果居民都像她这样想，这些住户难道都要被送回？所以居民工作还是要做。

熊易寒：我们对租户合法权利保护是相对不足的，这次很多租户被小区拒之门外。在这次疫情防控中，租户特别是外地户籍的租户正当权利受到侵害的情况还是比较多的。疫情防控其实与房屋产权是无关的，关键是房子的人是否遵守我们相关的法律和规则，是否具有公德心和公共安全意识，至于这个人是业主还是租户，压根不重要。

我们从新闻报道里可以看到，租户通常还是比较配合的，因为潜意识里头就觉得自己低一头，不敢与物业冲突；反而有一部分业主不太遵守规则，譬如2月16日上午，普陀区曹杨六村某本地户籍居民邱某为避开小区门岗检查企图从沙溪园居委会“抄近道”进入小区时，正在居委会开展工作的曹杨新村派出所民警上前制止，邱遂言语挑衅并推搡顶撞民警。民警对邱进行强制传唤时，邱暴力反抗抓伤民警脸部，并将民警口罩、肩章、执法记录仪等扯落，后邱被增援民警控制带所。现邱因涉嫌妨害公务已被刑事拘留。

为什么业主的规则意识反而更弱呢？网传视频里，邱某指着民警问：我的级别高还是你的级别高？虽然这句话可能属于上海人所说的“豁胖”，但实际上暴露了一部分业主的心理，他们往往认为自己比居委会、比民警、比保安地位更高一点。

社区防疫中社会力量不可或缺

钟晓华：居民区单元最理想的状态，就应该是一个有自治能力的共同体，而不仅仅是行政网络下面的末端——居民之间有很好的协商、共治的能力。从这次情况来看，社区里不是没有自治的力量，不管是社会组织还是志愿者都愿意参与，但是根据几位居委干部的反馈，由于防疫的特殊性，具体要看参与的方式，更支持线上、无接触的志愿行为。

李秀勤：防疫刚开始时，我们居民区应急物资有短缺，在浦东新区社区服务中心主任的帮助下，匀到了额温枪，从隔壁小区的物业调剂到了消毒药片，我也动用了私人的关系买到一箱消毒液。当时不管是什么资源，只要是合法、合格的，都要用到一线，保护居民的安全。

我们社区60岁以上老人大约有三成，平时志愿工作大多由他们参与。这次为了保护他们，主要请他们巡逻、站岗，做内控工作（关注楼栋里隔离人员的动向），避免他们与人接触。一线的志愿工作，比如口罩发放、引导返沪人员扫码、登记等，我们优先安排了社区里年轻的志愿者和党员，他们平时因为工作没时间为社区服务，这次正好发挥力量。

2月22日，上海浦东外环公路旁一处绿地，周末出门放风的市民都带着口罩。

熊易寒：民间力量的参与形式很多，可以捐款捐物，可以组织志愿者服务团队，还可以宣传疫情防控的知识、理念，降低公众对于病毒的恐慌情绪，抵制互联网上传播的一些谣言，对政府部门进行监督，提供建设性意见，等等。

譬如，复工就特别需要行业协会、商会等组织发挥积极作用。根据我了解的情况，上海目前只有一千多万人，还有大量的人员要陆陆续续回城，后期的疫情防控压力还是很大的。企业现在急于复工，心情可以理解，资金和订单压力太大了。

但是复工的预案一定要充分，毕竟上海人口规模大、密度大、影响大，行业协会和商会可以在政企沟通、防疫物资采购储备、企业的供应链管理、行业集体协同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我们普通市民做好保护措施，减少不必要的外出，理解疫情防控带来的不便，配合有关部门和人员的工作，也都是一种社会参与。

需要注意的是，社会力量也不是天然正当的，我们也需要警惕“多数人的暴力”，警惕对外来人员的歧视和抵制，疫情防控是非常时期和非常之举，但也要在法治的框架下进行，要体现一个城市的包容性，体现人性的温度。

在这方面，我们高校、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需要做好知识分子的角色，要做一些关于新冠状病毒、公共卫生、疫情防控等方面的科普工作，社会的恐慌实际上是基于无知，基于不确定性，科普工作做得好，人们的恐慌情绪就会减少，对外来人员的敌意也会减少，而这对于疫情防控是非常重要的。

理论工作者要系统总结这次疫情防控的经验教训，把一些地方性的做法、模式理论化，譬如疫情信息的传递，地方的应急响应，部门之间的协同，社会力量的参与机制，等等。一方面形成一些研究性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形成一些资政研究报告，为政府的决策与制度建设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