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是如何成为文化遗产的？看建筑所记录的特殊历史

在新冠病毒疫情中，火神山、雷神山以及多所方舱医院的建设让人在惊讶于其速度的同时，看到了建筑的另一面。

在面对疫情时，我们需要尽快建成符合标准的传染病医院，速度和质量就成为了关键。在不同的时代背景、地理环境和科学技术下，医院修建的需求也一直在变化，不少医院建筑因为记录了一段特殊的历史而被视为文化遗产。本文介绍的是几处位于不同国家，建造于不同年代的“医院”遗址。

法兰安游击队医院 

战争期间，医院的选址往往需要和军事基地一样隐蔽。法兰安游击队医院就是一座在二战时期用于收治伤员的秘密医院。它位于斯洛文尼亚位于西部城镇采尔克诺(Cerkno)附近的帕西卡峡谷(Pasica gorge)，在战争结束后停止运作，战时从未被发现。来自同盟国和轴心国的伤员均有在此接受治疗的记录。

1943年12月，法兰安游击队医院收治第一名伤员。医院在同时被逐步建成，并在斯洛文尼亚游击队的帮助下开始运作。法兰安拥有13个小木屋和几个辅助设施，在当时是设备最为齐全的秘密游击队医院之一，拥有一间手术室、一间X光室、一台发电机，可容纳120位患者，为522名重伤患者提供治疗。

在这片区域的多所类似于法兰安的医院中，曾有约1000名来自不同国家的受伤军人得到收治。其中一位被俘的德国士兵在康复后留在法兰安工作，直到战争结束。

战时的法兰安医院如何得以隐蔽？机密性和安全性对法兰安医院来说十分重要，因为医院缺乏十分有效的设备来抵抗外来攻击。隐蔽在山林的天桥和吊桥被设置为前往法兰安的唯一路径。为了防止暴露位置，伤员们通常在晚上被工作人员蒙住眼睛带到医院。

在选址的时候也需要考虑自卫的需求。法兰安被建设在了帕西卡峡谷，陡峭的崖壁上有很多天然掩体和洞穴可用于设置机关枪或安放伤员。战时，敌军曾两度轰炸山谷，并多次试图寻找法兰安，但是均以失败告终。

1945年5月，最后一名伤员离开法兰安医院。伴随着战争结束，有不少游客在徒步时自行前往法兰安医院参观。2000年6月，法兰安游击队医院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2007年，帕西卡峡谷的险峻在帮助法兰安隐蔽自身的同时，却也带来了自然灾害。2007年法兰安医院受到一场严重的洪水冲击，毁坏严重。灾后人们按照旧照片原样修复了法兰安医院。现在能见到的大部分遗存都系灾后重建。

圣十字圣保罗医院

假如你是出生于上个世纪的西班牙普通百姓，你能去的最美丽的医院在哪里？一定是位于巴塞罗那市中心的圣十字圣保罗医院。这座宫殿般的建筑群是一百年前由政府建造、加泰罗尼亚现代主义建筑师路易·多梅内克·蒙塔内尔设计的用于收治穷人的医院。由于平民们可以在此随意进出，也被当地人称为“平民的皇宫”。

1401年，圣十字圣保罗医院的前身——圣十字医院诞生，由6个较小的中世纪医院合并而成。1892年，银行家圣保罗(Pau Gil Serra)立下遗嘱，拿出他的部分遗产修建一个专门给穷人看病的医院。作为巴塞罗那当时最大的医院，圣十字医院一直严重超负荷运转，圣保罗的遗愿正好符合巴塞罗那政府想要重修圣十字的愿望。建成后的医院也被冠以圣保罗的姓名。

1901年-1930年，加泰罗尼亚现代主义建筑师路易·多梅内克·蒙塔内尔设计并重新建造了医院。12幢独立建筑中的每一栋都以一个圣者的名字命名，并在装饰上沿用了大量基督教传统符号，每个放置于建筑大门上的圣者雕像都是治愈一种疾病的“吉神”。

为了防止传染病交叉传染，每栋建筑基本都是一个独立科系，前后配有两个花园绿地，为病人创造了优雅的疗养环境。重新投入使用后，圣十字圣保罗医院一直是巴塞罗那最大的医院之一。

设计师蒙塔內尔的遗憾：

著名设计师蒙塔內尔曾经是建筑家高迪的老师。在圣十字医院的重建设计中，他原本想下一盘更大的棋——他最初的构想是按照一座小型城市来规划医院，占据9个街区的面积，包括48个独立建筑，在这个建筑群里，讲述一部圣人救世的史诗。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最终只修建了其中的12座。

医院地下的秘密：

在圣十字圣保罗的12栋独立建筑地下建有非常宽敞的衔接走廊和服务区，以便于转运病人。在西班牙内战期间，这里还被用作藏身之处。

为了使地下的空间不过分压抑，这里设有采光玻璃与地面相连。今天，在此参观的时候，转角的墙面会投影出医护和病患在走廊中行走的场景。

1997年，圣十字圣保罗医院与加泰罗尼亚音乐宫一起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2003年，圣十字圣保罗医院内的大部分医疗设施开始被逐步搬迁到附近的新大楼内。2009年6月，圣十字圣保罗医院基本停止医疗运作，开始被改为博物馆和文化中心，设有艺术学校(Escola Massana)和加泰罗尼亚图书馆(Biblioteca de Catalunya)，于2014年对外开放。

帕米欧疗养院

医院的设计怎样为病人提供舒适感和私密性？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芬兰的医疗卫生设施发展迅速，当地建设了很多新医院，其中之一就是以设计著称的帕米欧疗养院。它由设计师阿尔瓦·阿尔托(Alvar Aalto)设计，贯彻了“以人为中心”的设计理念，将建筑的造型和功能融为一体，细致考虑了病人的需要，让患者感受到舒适的自然环境和设施，拥有良好的私密性。

1929至193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肺结核在芬兰传播，当时全国因此建设了大量疗养院。1933年，由设计师阿尔瓦·阿尔托主持设计的帕米欧结核病疗养院建成。

医院设计怎样满足结核病人的需要？在帕米欧疗养院建设期间，用于针对结核病的抗生素尚未被大量成功分离，结核病患者只能通过长期的疗养得到缓解，因此阿尔托设计了同时满足传染病隔离需要和患者心理需要的建筑。

在建筑的整体设计上，楼间距离宽阔，保证良好通风和室内采光。在室内的细节设计上，阿尔托利用了大量柔和的暖色调，使患者心情愉悦，并利用窗户、衣橱、洗手池等设施的特殊设计保证了使用的便捷性和舒适性。

除了建筑物本身之外，阿尔托将自己的设计理念拓展到了院内的设施，其中最著名设计就是1931年设计的帕米欧椅。木制的椅背曲线流畅，能够让患者保持在呼吸最为顺畅的体位。帕米欧椅至今仍被Artek公司所生产。

1971，帕米欧疗养院由结核病疗养专院变为综合病院。2005年，帕米欧疗养院建筑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今天，帕米欧疗养院现在是图尔库大学医院的一部分，作为私人儿童康复中心被运作。

迪夫里伊大清真寺和医院

在更早以前，疾病的治疗一直与宗教、艺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迪夫里伊的大清真寺和医院位于安纳托利亚(Anatolia)地区，在1229年由埃米尔·艾哈迈德·沙哈(Emir Ahmet Shah)建成。建筑具有极其精致的拱顶结构和充满创造性的装饰性雕刻，反应了13世纪塞尔柱(Seljuk)艺术和建筑的发展。

1228年至1229年，迪夫里伊大清真寺和医院由艾哈迈德·沙哈(Hurrem Shah)设计。从建筑物的西面石门进入即为迪夫里伊医院，由阿拉丁·基库巴德一世苏丹统治时期的门居奇克王子埃米尔·艾哈迈德·沙阿(Emir Ahmed Shah)的妻子图兰梅勒克(Turan Melek)下令修建。

未被完成的门：清真寺和医院共有四扇门，拱门上的雕刻和装饰以不对称的形式分布，雕刻的主题各式各样但绝不雷同，充分体现了土耳其人的建筑美学和宗教理念。然而，其中的一些雕刻图案至今仍保持着未完成的状态。

音乐疗法：迪夫里伊医院更为准确的翻译或许是迪夫里伊治愈所(Darüşşifa, healing house)。除了药物治疗以外，这里是当地率先使用音乐来治疗心理和精神疾病的机构之一。人们相信，不同的音调需要在不同的时间段使用才能发挥疗效，例如能赋予人安全感的伊斯法罕调(Isfahan tonality)在黄昏的时候才有效。

15至19世纪，迪夫里伊大清真寺和医院进行了多次修复。1985年，迪夫里伊大清真寺和医院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建筑群中还包括一座墓葬。20世纪，在确保真实性的情况下该建筑群得到了修复，稳定性得以提高，同时尽可能避免建筑材料所受的侵蚀。此后，建筑群周围建立了保护区来控制周边区域发展。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逐步造就了我们今天常见的现代化医院。而在过去，无论是帮助伤员们暂时离开战场的法兰安，为了让平民拥有更舒适诊室的圣十字圣保罗，采用人性化设计帮助结核病人康复的帕米欧，或是将医药、宗教和艺术融为一体以求身心健康的迪夫里伊，都体现了当时当地的就医和诊疗需求，是医护人员、建筑师、工匠、捐助者等更多人心血的凝聚。

历史上形形色色的“医院”所采用的治疗方法因时代背景而各有不同，但其背后都秉承了一个最为简单而重要的愿望——从希波克拉底和南丁格尔的“谋病者之福利”，到日内瓦宣言的“奉献一切为人类服务”和医学生誓言的“竭尽全力除人类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字字句句在此回响，古今不绝。在感恩广大医护工作者们立下誓词，履行诺言的同时，也衷心希望社会能给予他们专业上的信任、职业上的尊重和待遇上的公平，让奋斗在前线的每一个人都能拥有属于自己的幸福。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清源文化遗产公众号。作者顾芸培供职于清源视野（北京）文化咨询有限公司，为中国人民大学美术学学士、伦敦大学学院文化遗产研究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