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师说｜我国公共卫生防控治理的四大痛点及其战略应对思考

作者 | 欧阳鹏，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 总规中心新型城镇化和战略规划研究所，所长

痛点01

复杂人口流动背景下如何有效应对疫情的区域快速蔓延

这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席卷了整个中华神州大地，甚至扩展到亚洲、欧洲、北美洲、大洋洲多个国家，影响面预计将大幅超过2003年的SARS疫情。

作为疫情防控阻击战关注的最焦点问题莫过于传染疫情的跨区域流动和传播。每增加一处疫情感染的地域，就成倍增加疫情大面积传播的风险和疫情防控的难度。这就是传染性疾病最令人棘手的地方，它的传播途径在于人与人之间的直接或间接接触。而在现代社会运行过程中，人员的跨地域流动几乎是不可避免的。随着我国经济发展、交通条件不断改善（尤其是高铁和航空体系不断完善），以及人民生活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当今中国已经形成了一张人员、物资、信息、资金等要素高速流动和高效联系的巨型网络，并已深度融入到全球网络体系中去。

意味深长的是，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常态化情景下，越是人员流动频繁的城市和地区，往往越有经济活力；疫情传播情境下，这些城市和地区往往也是病毒传播最为迅猛的地区。所以当武汉市成为疫情发源地和重灾区的时候，与武汉有人口流动关联的城市，尤其是人口高联系度的城市，就成为潜在的高风险地区。在这方面武汉并不能独善其身，武汉的人口关联腹地在哪里，疫情联防联控的地域就在哪里。

这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阻击的形势严峻，甚至是我们始料未及的。由于前期疫情信息公开发布滞后，在很大程度上错过了疫情爆发前期的最佳封堵期。等到政府和社会公众意识到疫情传播的严重性，又恰逢春节返乡人流高潮，使得问题更加错综复杂。虽然以武汉市为首，湖北全省各地市陆续采取了坚决的“封城”措施，但这时随着近500万人的大规模流出，疫情从武汉市区扩散到湖北省外围市县和全国各地。

实际上，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并不必然带来疫情的大面积传播，还取决于区域联防联控的力度和水平。如果有强有力、精细化的区域防控措施来应对，至少可以将疫情传播面减小到最低程度，避免形成大面积连锁反应的风险。从实际情况来看，由于不同发展条件，我国各区域公共卫生防控治理水平层次不齐，例如北京、上海、浙江省等区域整体防控水平相对较高，而其他部分地区则显得应急管理经验不足，防控水平整体薄弱。尤其是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武汉都市圈尺度，这里是区域大规模人口流动的重点区域，都市圈内外围二级市县无论在经济发展水平、医疗卫生条件、应急管理能力和城乡居民素养等方面，都与中心城市存在着巨大差距，因此在疫情防控阻击战中面临困难重重的局面。从这种角度来看，我国在公共卫生疫情的区域联防联控机制和应急管理方面，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应对思考】

构建条块协同、上下联动的区域联防联控机制

既然疫情区域传播的原因在于人口在区域上的流动可能带来的影响，那么区域联防联控的重点目标包括：

一是尽可能控制和减缓人口在区域范围的流动；

二是通过周密措施尽可能较少人口区域流动过程中的感染几率；

三是如果疫情已经形成，尽可能控制和防范疫区影响的扩大化；

四是针对重灾区和重灾点做好医疗防护救助和后勤保障支撑，最短时间内消灭疫情。

控制人口的区域流动是代价极大的事情，会对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巨大影响，是特殊时期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区域联防联控的重点更在于如何在正确的地方、以正确的方式，更精准地监测、控制和切断病毒传播，并有效地整顿和清除疫区。

从区域尺度来看，人们跨区域流动主要发生在城市综合交通枢纽（高铁站、汽车站、机场等枢纽地区）和对外交通运输载体上（火车、长途汽车、飞机等）。因此区域联防联控的重点势必在城市综合交通枢纽地区和对外交通运输载体上，通过有效的疫情监测体系、防护救助体系、后勤保障体系，降低疫情的传播概率。从城市尺度来看，城市居民活动一般可分为居住、工作、教育、休闲娱乐、就医和交通出行，相对应的活动空间分别是社区、工作场所（工厂、办公室等）、校园、公共休闲场所（剧院、商场、餐厅等）、医疗卫生机构和交通出行工具（地铁、公交车、出租车等）。因此城市联防联控的重点基本上对应的是社区单元、企事业和机关单元、校园单元、公共休闲单元、医疗卫生单元，以及城市交通出行空间六大方面。针对这五类单元和交通空间建立网格化群防群治机制，完善人员流动管理、疫情监测反馈、宣传动员培训、医疗防护救助、后勤服务保障、公安维稳安民等工作，就能基本上实现对疫情的防控阻击。

如果从更完善的区域联防联控机制构建来看，需要考虑的问题还包括：跨区域人员流动和疫情信息如何实现动态化监测评估预警和信息共享；跨区域医疗卫生、综合交通（公路、铁路、航空、水运等）、公安、应急救灾、教育、经信、工商、商务、科技、财政等行业主管部门和主管领域如何紧密协调联动；跨区域医疗人员、防护物资和后勤保障体系如何精准化和高效化调配，让最稀缺的资源配置在最需要的地方。最重要的是，这一切涉及面广、错综复杂的统筹协调部署需要强有力的一套决策领导机制和组织实施机制，方能发挥最大的效能和效果。

公共卫生的区域联防联控机制，需要打破部门条块分割、实现上下联动，从客观上要求建立以党政主要负责领导牵头的，从国家、省、市、县不同行政决策层级上下贯通的领导机制，并以此为基础搭建层层落实的区域联防联控机制。国家级联防联控机制需要解决跨区域的疫情防控重大问题，例如跨区域人员流动管理、跨区域疫情监测预警、跨区域医疗防护救助、跨区域后勤物资保障支撑、跨区域对口帮扶、跨区域财政资金调配、跨区域公共卫生宣传培训等重大问题；省级联防联控机制需要解决省内跨地市的上述问题，尤其是需要从战略上高度重视以中心城市为引领的都市圈地区，这类地区是矛盾焦点和重点，需要实行更周密和精细的部署。

市县层面要更加注重城镇基层社区和农村地区的疫情防控网格化管理机制，依靠人民力量形成群防群治。结合街道社区和村委会管理架构，联动公安派出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城管支队、物业公司、快递公司、社区商业服务公司等组织机构，确立城镇基层社区网格和农村社区网格体系，明确每个疫情防控网格的负责人员、主要职责和工作规程，建立常态化的监测预警、医疗防护和救助、后勤保障和服务等工作体系，提高应急管理工作的精准性和及时性。充分结合各级党委党支部组织，动员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深入开展疫情防护网格化管理工作。加强社区动员和宣贯，广泛依靠人民力量开展各类形式多样的疫情防控工作。疫情爆发时期为这套联防联控机制的建构和作用发挥创造了良好契机，同时也提供了罕有的实践演练机会。但如果要让这套机制更加有效，更离不开平时的持续改革创新和常态化运行实践。

痛点02

紧急状况下医疗设施、人员和物资的高度紧张

贯穿在本次疫情全过程中最令人揪心的问题，就是各类医疗资源的高度短缺和供应不足，使得我们的疫情防控阻击行动充满了异常悲壮和无奈的色彩。这在深层次上其实反映了我国当前的公共卫生防控治理体系，在应对重大疫情事件时仍然缺乏足够的韧性、适应性和响应能力。

一是医疗设施尤其是床位数的高度短缺，大量疑似病例无法及时收治。急剧扩张的疫情产生的传染病患者数量，远远超出了武汉市和湖北外围市县各大医疗设施承载能力。由于隔离病床非常紧张，只能优先满足重症患者。无论是武汉市，还是外围各大市县，都有一大批疑似病例四处寻医问诊，但由于医院承载能力饱和而无法收治。这部分四处流窜的病人，进一步加大了疫情传播的风险，如此形成恶性循环。此外，由于医疗候诊空间不足，常规性病例患者与新型冠状病毒患者长期排队同处一室，不断加大交叉感染的风险。武汉市政府不得不临时火速开展“火神山”和“雷神山”应急医院的建设，通过集中收治方式来缓解疫情就诊的压力。但对于湖北省外围市县和农村地区，则医疗设施资源就更为紧缺。

二是医护人员的高度短缺，导致基层医疗人员工作不堪重负。据各大媒体报道，由于呼吸科专业医护人员的不足，使得疫区内的医护人员只能采取长时段加班和连班倒的模式，不少医护人员由于身心俱疲累倒在疫情防控一线现场。为了解决市区医疗力量不足的问题，某些城市从下辖各县市区抽调医生、护士和药剂师紧急支援市区，进一步加剧了下辖县市区医疗资源的紧张。很多医院由于医护人员紧缺，不得已征用其他科室医护人员，短期培训、临时上岗。

三是医疗防护物资的高度短缺，面临医护人员和排查人员赤膊上阵的窘境。疫区医疗防护物资的短缺，几乎体现在从武汉市区，到外围市县和乡镇的各地域里。迫于无奈，武汉市和各大市县医院纷纷绕过上级卫生主管部门，面向全社会相继发出公告，向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征集快速检测试剂盒、护目镜、医用防护服、N95口罩、医用外科口罩等多项防护物资。社会捐赠给红十字会等官方慈善机构的医疗防护物资，由于调度效率低，迟迟难以发放到一线医生手中。大量医护人员被迫无奈延长隔离服和口罩的使用时长，凭借血肉之躯和冒着被感染的危险开展救治工作，情况极为惨烈。乡镇和农村地区物资就更为缺乏，很多地区无法购买到口罩和消毒水。此外，疫情检测试剂盒也非常短缺，贻误了疑似病例的确诊时间，扩大了疫情传播的风险。

【应对思考】

构建平战结合、刚弹相济的应急设施和资源供应调配体系

按常理说，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和湖北省会的武汉市，医疗资源条件和承载能力理应有较高的水平。但是由于武汉肺炎疫情是一场短时间内快速爆发的传染性疫情，病毒患者人数在短时间内快速达到上万人。叠加冬春换季本来就流行的常规感冒、常规肺炎、常规发热等疾病，使得待就诊人数累积到几万人。任何一个哪怕是大城市的医疗设施和资源，恐怕都难以满足这种爆发式的就诊需求，所以出现医疗资源高度短缺的情况是正常而且合理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是否坐以待毙，我们的城市是否能有更强劲的韧性、更灵活的适应力和更精密的组织力，去缓解甚至破解各类医疗资源的短缺问题，去响应和抵抗重大特殊公共卫生事件所带来的冲击和挑战。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按照平战结合、刚弹相济的原则，去构建我们的应急设施和资源供应调配体系。

第一，按照“平战结合、刚弹相济”的思路前瞻性规划布局和建设城市应急医院，提高医护承载能力。破解传染性疫情最好的办法就是配置相对独立的大型医疗设施，对确诊患者集中收治，对疑似患者集中隔离，对密切接触者集中隔离观察，从而有效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染途径，遏制疫情扩散。长期以来，我国城乡规划对大型应急医疗设施缺乏足够考虑，一方面是由于以前传染性疾病爆发频次较低，未能引起足够重视，另一方面是独立建设可能会造成平时的闲置浪费。随着城镇化发展和大型公共安全事件的持续频发，应急医院建设应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内容。在国土空间规划布局中要统筹考虑规划布局大型应急医疗设施，预留出足够的土地空间。应急医院建设可采取部分永久式和部分装配式建筑形式，为更新改造留有足够余地。应急医院应保证平时充分利用，可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兼做传染病专科医院、传染病研究中心、疗养院等相关功能。

第二，按照“分区接诊、集中诊治”的思路，最大程度整合各级医疗资源分解就诊压力，较小交叉传染风险。面对短时段爆发式增长的病患就诊需求，需要尽可能发挥全市各层次医疗卫生机构的作用，要大力推广“大小医院结对子”和“分布式接诊、集中式诊疗”的策略，尽可能分散和消解庞大的就诊压力，同时也避免由于“集中混诊”引发的交叉感染问题。针对本次疫情，武汉市实行发热病人集中就诊“10+10”模式，10家大医院出人员、出技术，10家小资源出场地、出床位。即在城区10家大型医院附近选择10家二级公立医院作为发热门诊的定点医院，转移病人、腾空病房，全部用于接收发热病人，并由10家大医院综合指导。这在一定程度上有效缓解了就诊压力。另一方面，要把散布在各级社区的医疗资源动员和整合起来，将大医院的候诊-取样这一交叉感染风险最大的前端环节下放到社区卫生服务点，构筑应对大量求诊病人的第一道防线。并通过移动互联网平台建立社区卫生服务点、集中诊疗医院、疾控中心与病人之间的监测联络渠道和急救调度体系。

第三，全面发动政府、企业和社会等多方力量，汇集医护人员和应急医疗物资筹集、调度和供应的磅礴力量。首先，政府层面应肩负起公共卫生防控治理、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首要责任。应利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优越性和“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优良传统，从国家层面推动建立跨省域、跨区域对口定点帮扶机制，在较短时间内快速提升疫情重灾区的应急管理能力和抗灾害能力。在医疗人员调配、医护物资调度、财政资金补助、疫情防控专业知识培训和宣传等方面，给予重灾区更多的扶持。建议中央和地方政府各级层面成立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医护物资战略储备库，同时针对重点应急医护物资生产采取税费减免或财政补贴机制，发挥疫情时期特殊物资市场压舱石的作用。其次，充分调动社会民间资源和力量，广泛动员各类社团组织、企业、志愿者团体投入到疫情防控战中来，增强应对这类突发事件的柔性响应能力。实践证明，在国家官方支援力量无法及时有效覆盖时，民间社会团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能够灵活、高效、精准地应对和解决各种紧急问题。要充分肯定并动员各类社区组织、企业、志愿者团体等民间力量，通过物资募捐、志愿服务等方式，汇聚起疫情防控阻击战的磅礴力量。

2020年武汉市应对新型冠状疫情主要应急医疗设施分布图 （图片来源：万汉斌、黄勇超等，清华同衡规划播报微信公众号）

痛点03

疫情监测预警信息系统的不完善和决策的被动滞后

在这场疫情爆发过程中，有几个焦点问题一直在被社会大众和媒体关注和讨论着：

一是为什么这场疫情爆发前期相关信息一直没有迟迟公开？

二是疫情的真实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武汉及周边地区的疫情到底有多严重，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到底有多严重？

三是下一步疫情到底会怎么演变，哪里会是高风险地区，什么时候居家隔离可以解除？

这些疑问的背后，体现的是社会公众对真相的迷惑，以及对未来的迷茫和期待。

我国的科研工作者在很短时间内发现了新型病毒，并研制了检测试剂。但是我们的疫情监测系统及其应急管理决策系统反映迟钝，对疫情爆发的严重性缺乏足够的重视。更重要的是，由于对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源、传播机理的认识不深，再加上缺乏科学专业的疫情监测、评估和预警决策支持系统，使得应急管理决策对疫情演化规律和方向，及其未来可能出现的风险，缺乏足够前瞻性、精准性和及时性的应对和部署。无论是对疫情实时动态监测统计的滞后性，还是对疫情爆发的被动式、救火式应付，政府和社会各主体似乎没有掌握太多主动权。

我们不禁反思：如果疫情事件再次发生一遍，我们的疫情信息公开是否能够更及时？监测预警评估分析工作能否更加前瞻和实用？区域防控是否能够更加主动？大量医护资源是否能否得到更加精准化的调配？咱们的政府是否有更前瞻性、更系统性、更周密地组织各项防控工作。

【应对思考】

充分依托大数据等现代科技手段推进智能化疫情防控治理

当我们谈论全球和中国正在迈进信息社会、网络社会、智能社会的时候，当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广泛运用到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 充分采用大数据等现代科技手段辅助公共安全防控治理必然是时代的大势所趋。我们也能看到与10多年前SARS疫情相比，大数据等现代科技手段驱动疫情防控治理的现象正在不断涌现，使得我们能更便捷的了解最新资讯和知识，更便捷的进行网络交流，更便捷的享受网络服务。

在这次疫情防控阻击过程中，这些现代科技手段的应用包括：

一是基于大数据的全国新型肺炎疫情实施动态监测地图不断推广传播，方便大众及时了解疫情进展。众多媒体都陆续发布了各自的实时疫情地图。

二是基于大数据的人口流动和疫情时空演化规律和趋势分析报告不断发布，很好指导了疫情防控决策。例如百度地图慧眼百度迁徙、腾讯迁徙、中国联通等运营服务商，以及信息科技公司城市象限、位和科技等，运用掌握的基于位置端的人口分布和迁徙大数据，开展疫情期间人口流动规律分析，并对疫情可能扩散趋势提出预测建议。

三是基于互联网平台的疫情防控志愿募捐和众包众筹活动不断出现，为疫情防控注入了新的力量。通过移动互联网平台，各大医院和患者直接可以网上发起募捐活动，很好缓解了燃眉之急。此外，涌现了抗击疫情*美好行动志愿平台，包括致力于疫情数据信息收集和分析的nCoV疫情地图、致力于提供专业心理援助的“心系武汉心理援助”项目等。

四是基于互联网平台推进网络购物、远程办公、远程会议，大大方便了疫情期间的隔离生活。人与人当面见面的机会减少了，但网络渠道联络取到了很好的替代支撑作用。

当前当今中国正在大力推进智慧城市、智慧社区、智慧乡村建设，正在构建一个由智慧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智慧算法驱动、智慧大脑运营支撑的智慧社会体系。未来中国公共安全防控治理也是智慧社会建设的应有之义。未来应利用好大数据等先进科技手段，从现状监测分析走向动态预警和智能决策支撑，提高应对疫情防护决策的前瞻性和精准性。依靠大数据手段深入分析研究人口流动和疫情传播规律，解析病理学传播机理。借助大数据手段监测预警分析疫情传播高危地区、高危人群和高危事件，为前瞻性开展疫情防控工作提供科学决策支撑。借助大数据手段，提高医疗人员和物资调配的科学性和效率，促进各类防控资源的高效组织和高效匹配。应发挥好智慧平台效用，创新更多元的公共卫生防控治理手段，培育更多元的社会团体和志愿群体，激发更多创新性的众包众筹和志愿活动，是未来中国公共卫生防控治理的重要方向。

清华大学公共安全研究院和北京辰安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态势感知系统  （图片来源：科技导报微信公众号）

痛点04

社会大众绿色生态环境意识的淡薄和公共卫生防控知识的不足

近两三周以来，有关这场疫情的话题占据了新闻媒体和自媒体的主要空间。社会舆情反应尽显世间百态，充斥着恐慌、郁闷、愤怒和无奈，也不时闪现出投机取巧、幸灾乐祸。当然最让人心里温暖和感动的，是大量医护英雄的慷慨逆行、军队子弟兵的雷霆出击、志愿者的无私援助、基层排查工作者的无私奉献。疫情像一面镜子，既照出国士无双，也照出了社会炎凉。

种种线索表明这场病毒起源于人类对野生动物的非法买卖交易和肆意消费活动，但至今病毒的具体传播途径和传播机制仍不明确，人类对这场病毒疫情的认识还停留在很初级的阶段。千百年来人类与病毒协同进化和此消彼长。迄今为止，人类甚至还没有一套完整成熟的病毒疫情研究治疗、防护和组织响应系统，可以从容不迫面对新型病毒疫情的侵袭。也许是大自然手下留情，也许是人类足够幸运，这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造成的死亡人数目前还有限，但它带来人类的教训却是极为重要的，那就是面对病毒疫情，我们人类还远远没有做好准备！

这场疫情就像是大自然对人类现代文明和生活方式的警示，让人类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避免对大自然系统的过度消耗、冲击和侵蚀，如何真正与大自然和谐相处。这场疫情让我们重新思考如何更加有效地保护野生动物，严厉打击非法贩卖和消费野生动物，合理保障野生动物的栖居环境不受人类干扰和袭夺，这不只是保护生物链和自然生态系统平衡的需要，更是一场关乎人类公共安全和生命健康未来的重大议题。这场疫情也让我们认识到城市公共卫生环境，对城市发展和人民生活具有具足轻重的意义。没有城市公共卫生的环境，就可能为病毒肆虐传播创造温床，给人类生命和生活带来巨大隐患。只有高质量的公共卫生环境，才有健康城市和健康的生活。

此外，本次疫情爆发呈现出来广大人民群众对公共卫生专业知识的缺乏，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应对经验的缺乏，以及对疫情防护和公共卫生意识的淡薄。疫情爆发过程中有大量城乡居民对疫情防控的观念认识淡薄，存在侥幸心理，尤其是中老年人难以形成出门带口罩的习惯。此外，春节串门拜年的习俗，仍然难以有效杜绝。大量城乡居民，尤其是农村村民，由于知识素养有限，对疫情防控缺乏科学认识和准确了解，难以做到科学有效的防护。要么陷于恐慌，采取极端的封门封窗等措施；要么过于放任，赤手空面参加各种聚会活动。甚至还有一些明知自身已经被感染的病例，仍然四处流窜，给社会和家庭带来极大的传播感染风险。更有甚者，由于口罩紧缺和价格上涨，出现拾荒者在街道垃圾桶里回检已使用废弃口罩的现象发生，这种二手口罩一旦再次使用，会带来巨大的传播风险！

【应对思考】

推行全民公共卫生科学普及运动，提高全民绿色生活方式

在2019-2020年交汇之际，一场名叫“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势如破竹席卷神州大地。这场疫情传播速度之快、覆盖范围之广、感染人数之众，使得我们需要举国之力奋力抗击，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始料未及的。更让我们无奈的是，这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目前无药可治，主要依靠个人自身免疫力对抗病毒方能痊愈。所幸的是这种病毒目前毒性并不是很强，致死率并不高，并未对人类造成大规模毁灭性的生命危害。这场事件为我们敲醒了警钟，人类医疗科技水平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高超，人类的生存环境也比我们想象中的更为脆弱。正如比尔盖茨在2016年TED演讲中预测：“如果有什么东西在未来几十年里可以杀掉上千万人，那更可能是个高度传染性的病毒，而不是战争。不是导弹，而是微生物”。面对病毒疫情爆发，我们人类远没有做好准备，更需要反思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之道，我们需要对自然保持敬畏。

我们需要推行一场全民公共卫生科学普及运动，倡导和践行绿色生活方式。将绿色、卫生、健康的理念，在学校、企业、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各方面全方位推行开来。以人的健康为中心，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原则，发展绿色和健康经济、营造绿色健康的人居环境、倡导绿色健康出行，推行绿色健康生活方式，提升公共卫生和生命健康服务品质。

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日（图片来源：网易新闻）

我们需要加强对公共卫生防护知识技能的专业培训和社会宣传，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卫生防疫的科学意识和技能。建立灵活多样的疫情防护知识手册和视频音频材料，发放给全市居民学习。针对医护人员、疑似病例人员、疫情排查人员、后勤服务人员开展差异化、批量化、针对性的专业培训课程，提高此类高危人群的风险防控意识和能力。充分借助互联网手段，开展网络培训等活动。

结语

针对疫情爆发面临的四大痛点问题，笔者提出我国未来公共卫生防控治理现代化四大方面的战略方向和应对思路，即：

1. 区域性治理——构建条块协同、上下联动的区域联防联控机制；

2. 弹性化治理——构建平战结合、刚弹相济的应急设施和资源供应调配体系；

3. 智能化治理——充分依托大数据等现代科技手段推进智能化疫情防控治理；

4. 倡导式治理——推行全民公共卫生科学普及运动，提高全民绿色生活方式。

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像是对人类应对病毒威胁能力的实战检验，前期我们措手不及、节节败退，中后期稳步阵脚、步步为营。在这场众志成城的抗击战役洗礼中，我国政府、社会和人民在困难中不断积累和提升对抗病毒肆虐的的应急管理经验和智慧。而这些经验和智慧将会成为照亮我国社会大众觉醒、治理能力提升和未来持续健康发展的璀璨之光。

参考文献（向下滑动查看）

1.人民日报、丁香园，疫情地图.

https://ncov.dxy.cn/ncovh5/view/pneumonia_peopleapp?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2.中国城市规划，分区接诊、集中诊治——一个减少冠状病毒扩散的规划建议.

https://mp.weixin.qq.com/s/hOB-K0Ek6wBiN0164WH8tQ

3. 中国病毒学论坛，TED演讲 | 比尔盖茨：我们准备好面对病毒爆发了吗？

https://mp.weixin.qq.com/s/jf5uMFFNc5nHrI_Pb26mjw

4.清华同衡规划播报，黄冈疫情观察：唇齿相依、守望相助——武汉都市圈二级城市的防控阻击战.

https://mp.weixin.qq.com/s/G_zCyFz5BP2WkmjB5gKo1g

5.清华同衡规划播报，从“小汤山”到“火神山”——应急医疗设施建设的启示.

https://mp.weixin.qq.com/s/-wICaoPwYa1rT5aP-ddqgg

本文来源：清华同衡规划播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