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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怎么战胜瘟疫的?从古至今5个朝代各有经验
几千年来,传统中医药一直在为中华民族的繁衍保驾护航。在与瘟疫的抗争中,中医药不断得到锤炼、打磨,中医智慧始终在防治疫病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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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绵延至今,历经无数次瘟疫的侵袭仍屹立于东方,中医药的力量不容忽视。
《生命时报》(微信内搜索“LT0385”即可关注)采访中医专家,带你回顾中国疫病的发生历史,了解中国传统医药在防治瘟疫上的作用和宝贵经验。
疫病一直是威胁人类生存的头号敌人。一次严重的瘟疫,堪比一场惨烈的战争。
在世界历史上,瘟疫的发生数不胜数,一些重大瘟疫,比如欧洲的黑死病、西班牙大流感等,甚至影响着人类历史的进程。
黄帝时代:探讨疫病从此时开始
“疫”,《说文解字》解释为:“民皆疾也。”“瘟”,《辞源》解释为:“疫病,人或牲畜家禽所生的急性传染病。”
可见,“瘟疫”是古人对急性传染病的一种统称。另外,“伤寒”“时气”“温病”中部分注明传染或流行特点者也属于此范畴。
从出土文物和古代文献来看,早在传说中的黄帝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开始了对各种疫病的探讨,并且从中探索诊断和治疗的方法。
但是因为处于文明的蛮荒时期,那时候的诊断与治疗是与神秘的巫术手段结合起来的,充满了原始的宗教色彩。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人们认为疫病的流行与人违背自然规律的行为有关。
东汉:张仲景首创坐堂
东汉末年可以说是瘟疫横行的年代,不断的战争导致瘟疫大流行。这直接导致一些市镇变成了空城,其中尤以死于伤寒病的人最多。
不少医生虽师承名医,却不思进取、因循守旧,不精心研究医方、医术,以解救百姓的病痛,而是竞相追逐权势荣耀,忘记了自己的本分。
张仲景对这些人非常气愤,痛加斥责,更决心要控制瘟疫的流行,根治伤寒病。从此他广泛借鉴其他医家的治疗方法,结合个人临床诊断经验,研究治疗伤寒杂病的方法,并于建安十年(公元205年)开始着手撰写《伤寒杂病论》。
传说在张仲景就任长沙太守的期间,正值疫病流行,许多贫苦百姓慕名前来求医。而他一反封建官吏的官老爷作风,对前来求医者总是热情接待,细心诊治,从不拒绝。
开始他是在处理完公务之后,在后堂或自己家中给人治病。后来由于前来治病者越来越多,应接不暇,于是他干脆把诊所搬到了公堂中,公开坐堂应诊。
因为以往的医生都是游医,而张仲景此举首创了名医坐大堂的先例。后来,人们为了纪念张仲景,便把坐在药店内治病的医生通称为“坐堂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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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佩戴、烧熏药物驱疫
鼎盛的唐代也饱受疫病的侵袭。唐代史料中有关瘟疫的记载始于贞观十年(636年),终于大顺二年(891年),这255年一共发生21次瘟疫,平均12年一次。
药物外用是唐朝时期瘟疫预防的重要途径。使用方式多样,主要有佩戴、烧熏、涂抹、塞鼻、取嚏、点眼、涌吐、粉身或洗浴等;剂型主要包括散剂、汤剂、丸剂、酊剂等。
比如唐代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赤散辟温疫气伤寒热病方》就记载过:“以丹涂之,悬门户上,又令人带之。”
根据研究,晋唐用于佩戴辟疫的单味药物主要有女青、桑根和马蹄屑,而复方药物的佩戴又主要是老君神明白散、太乙流金散、赤散、虎头杀鬼方等祛邪辟秽方剂。
比如其中的老君神明白散,晋代葛洪《肘后备急方•治瘴气疫疠温毒诸方第十五》中记载:“一家合药,则一里无病,此带行所遇,病气皆消。”全方用药辛温芳香,能驱逐疫气。
宋代:重视水卫生,设隔离所
为了防御瘟疫的发生,宋人的理念显得颇为超前。根据邱云飞的研究,比如两宋时期,人们为了加强对自然环境的治理和保护,专门成立了保护林木的最高机构(虞部)来“掌山泽、苑囿、场冶之事”。
宋朝对监狱卫生、尸体掩埋等方面也非常重视,这对疫病的防控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抗疫过程中,注重卫生状况是一个重要因素。北宋名医庞安时的治疫逸事在湖北省浠水民间代代流传。
相传,有一年大旱,浠水县城郭乡杨家铺一带瘟疫流行,可庞安时发现他开的方子在别处灵验,在这里就不灵了。他来到这里一看,才发现这里的村民吃水、用水都取自污秽不堪的塘堰,要解决问题,必须立即打井。
于是,他找到在当地行医的弟子杨可,师徒二人一起上山找水源。他们两人走到一个山坡下,庞安时在一颗小树边停下来,见树旁的密密草丛,高兴地说:“你看,这么干燥的天气,此处却不断涌出清水,这不是找到了水源吗?”
杨可大喜,送走老师后,按老师的策划设计开始在此打井,最后砌成一眼深层泉水井,此井水的水质清洌。他再用此水煎药给病人服用,果然药到病除。当地村民齐赞庞安时师徒做了件大好事。
于是大家计议,请来一个石匠,在石碑上刻上“庞公井”三个大字,准备立在井边,当庞安时听说这事时,立即赶来劝阻,“井是你们杨家人开,供大家用,怎么把功劳记到我的帐上呢?要是给它取个名,就叫它杨井。”如今,“杨井”已成为国家重点保护文物。
宋朝政府还十分重视加强医疗卫生管理。比如宋朝的中央医疗机构比较完备,设立有翰林医官院,还设置有太医院、惠民局、方剂局、药局等专门机构。
在瘟疫流行时,这些机构由政府调派,到民间散发药品,治疗疾病。宋朝政府还意识到普及医疗知识的重要性,因此大力推广医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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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每当疫情发生时,宋朝中央政府便会统一领导,再由地方官吏配合医疗人员,免费发放医药,开仓赈济,采取隔离措施,控制疫情蔓延。
我国隔离措施源于隋唐时期,当时出现了收治麻风病人的“疠人坊”。借鉴前人经验,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朝廷设安济坊,由僧人主持,疗养民间贫病者。
宋朝安济坊的组织形式是,管理人员有病房和医生,并有病历表来记载病人痊愈或死亡等情形。安济坊内还设有隔离病人的房间,以防传染。安济坊从建立时起,就受政府管理,由国家拨发每年所需的钱米医药。
因此,安济坊可算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政府管理的瘟疫隔离机构。
各种灾害过后,经常会暴发各种伴生性瘟疫。
宋朝政府针对此问题,对受灾地区的百姓进行分片轮流发放食物,并根据受灾的情况,对灾民进行分片赈救,避免他们流向他处,这样既可以提高赈济速度和效率,又可以防止灾后瘟疫的暴发。
明代:种人痘防天花
明代救治瘟疫的措施,总体说来有两个层面:一是完善医疗制度,从而在瘟疫流行时期能够从容应对;二是临灾救治措施。
明代在防治一些瘟疫的技术上也有重大突破,这其中最突出的是防治天花的种痘技术。
天花是一种烈性传染病,危害极大,我国古代人民与之进行过长期的斗争,最终找到了真正行之有效的办法,即人痘接种法。后来这种方法被国外效法,并启发了英国医生詹纳在1796年发明牛痘接种术,开启了人类彻底战胜天花的序幕。
提到明代的瘟疫,有一个人物是绝对绕不开的,他便是创立了瘟疫学说的大国医——吴有性(1582~1652年),字又可,生于江苏吴县东山。
明末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山东、河南、河北、浙江等地瘟疫流行。医家当时用治疗一般外感病的方法,或用治疗伤寒的方法治疗,往往无效。
鉴于此,吴有性潜心钻研,认真总结,认为虽然《伤寒论》中提出时行之气有传染之说,但据实际情况,有时行之气未必有疫,故而时行之说不可使人信服。人是否得疫病,是由于疠气所致。疠气是杂气中之一,每年都存在,其盛衰多少,与地区、四时与岁运有关。
吴氏突破了六气致病的传统观点,提出了新的传染病病原观点。
这些,已被现代医学、微生物学所证实,这是吴氏对温病学的一大贡献。
吴有性的《瘟疫论》及其所创立的瘟疫学说,不仅领先了西方世界200年,也形成了一个比较系统的温病辨证论治纲领,从而充实了祖国医学温热病学的内容。
清代:温病大家辈出
进入清代,与官方相比,社会力量对瘟疫的救疗要积极主动得多。
根据余新忠的研究,在一些资料比较丰富的中心地区,比如苏州、江宁、杭州、上海等地,对每一次重要疫情,几乎都可发现相应的乡贤或慈善机构开展救疗活动的记录。
清代瘟疫学大家辈出,余师愚是其中之一。他对瘟疫进行深入系统研究,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著《疫疹一得》一书,详论疫疹。他擅于运用石膏治疗温病、疫疹,并创用清瘟败毒饮等治疗热疫的有效方剂,丰富了中医治疗瘟疫的方法。
后来,清朝的叶桂、薛雪、吴瑭、王士雄,又将温病学进行发展,形成了比较完备的体系,后人称他们为“温病四大家”。
受访专家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讲师、博士 杨必安
本文编辑丨郭静超 王晓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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