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疫@慕安会丨“上医医国”，经济链条畅通才能保障全球抗疫

今年，卫生议题在刚刚落幕的慕尼黑安全会议这一国际安全政策高端论坛上收获了特别的关注。

除了世卫组织总干事谭赛德第一次参会并就当前的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疫情防控发言之外，会议还组织了多场相关的圆桌会议，世卫组织前任总干事、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兰也参与了讨论。这些会议参加者的背景十分广泛，包括国际组织、政府机构、学者，非政府组织、制药企业的代表，可以说是一场跨界头脑风暴。

疫情的特殊性引发关注

虽然此前慕安会的边会活动中也有涉及卫生的话题，但受到的国际关注与本届相比不可同日而语。新冠病毒疫情的爆发显然是引爆关注度的重要因素：从疫情本身的特点与中国的应对来看，这次事件都是前所未见的。

就疫情本身的发展而言，我在会议期间听到最多的就是一个词：“未知”（unknown）。这一病毒造成的死亡率并不高，但是来源不明、尚不确定传播速度和传播能力、无症状传播、没有疫苗，这些因素令判断疫情发展变得格外困难，加剧了紧张与担忧。因而，虽然目前大部分的确诊病例都发生在中国，但人们依然担忧其有可能扩散到卫生基础设施薄弱的发展中国家。

与此同时，中国举全国之力应对疫情的措施规模之大、速度之快也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武汉“封城”、大量密切接触病例被隔离观察、两周内新医院拔地而起，这些举措在人类防疫历史上都十分少见。除了惊叹之外，西方也流露出隐隐的担心：如果疫情在英国、在美国发生，我们也要这样做吗？我们做得到吗？在非洲又要怎么办？虽然成员国与世卫组织分享信息的重要性被反复提及，但更深层次的担心却是，即便知道了信息也没有用，因为没有能力去应对。

正是因为挑战的巨大，世卫组织总干事谭赛德在讲话中将新冠病毒疫情上升到了“安全”的高度，称这是需要“卫生部门与安全部门采取协调一致的应对措施”才能得到控制的挑战。可以说，这是一次既针对西方国家，也是对整个世界的“战前动员”。

世卫组织在国际合作中的角色

世界卫生组织作为二战后成立的专门性机构，毫无疑问处于国际卫生合作的中心地带，也是此次疫情应对不可或缺的主要角色。信息通报、推进世界各地的科学家进行联合科研、提供建议措施是世卫组织的治理强项。自疫情发生以来，中国一直与世卫组织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分享信息、开展技术合作。在世卫组织宣布新冠病毒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紧急突发卫生事件”（PHEIC）后，中国遵循甚至采取了超出世卫组织建议要求的措施，坚决从源头上应对疫情。

无论是世卫组织总干事谭赛德，还是紧急项目执行主任麦克·瑞恩，都在会议期间高度赞扬了中国的表现。谭赛德认为中国的努力“为世界争取了时间，减缓了病毒向世界其他地区传播的速度”。麦克·瑞恩则特别肯定了中国的技术能力，称其他国家无需反复质询中国有没有和世卫组织分享病毒信息，事实上是其他国家应该向中国分享，因为当前恰恰是中国拥有着最强的技术能力。

不过，正如在之前几次PHEIC中看到的那样，尽管世卫组织一再强调没有必要，依然有不少国家违背了世卫组织建议的旅行和贸易限制措施。如果没有世卫组织的建议，施加限制措施的国家也许会更多。但无论如何，如果世卫组织的建议得不到普遍的遵守，《国际卫生条例（2005）》的有效性会像其之前的版本那样广受质疑。

世卫组织在这一紧急事件应对上亟待解决的问题还有不少。例如，2月5日，谭赛德就宣布，需要在未来三个月中筹集6.75亿美元资金，用于帮助欠发达国家做好抗击疫情的战略准备和反应计划。但直到现在，主要的捐资方“依然缺少提供资金的紧迫性”。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世卫组织就一直处于财政资源严重不足的状态，如果筹资工作无法取得进展，世卫组织能够真正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实质性帮助，就非常有限了。

19世纪的德国医生，同时也是一位致力于推进柏林公共卫生水平的政治家鲁道夫·菲尔绍（Rudolf Virchow）曾说过：“医学是一门社会科学，而政治不过是更大规模的医学”，这话与中国古语“上医医国”异曲同工。谭塞德在此次慕安会上也向国际社会提出了三项请求，包括要求各国应当谨慎地发布消息，避免“谣言疫情”；要求政府与卫生部门开展统一应对；反对仇视和污名化。这三项建议都超越了卫生部门传统的工作范畴，不仅对各国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在考验世卫组织处理与卫生相关的社会经济事务的能力。

最后，疫情应对的实际需求还要求世卫组织更好地发挥“协调员”的角色。许多国际组织的活动都涉及卫生议题，而区域性、双边性的卫生合作机制也不胜枚举。在联合国系统内外更好地协调各个机构——包括世界银行、开发计划署、国际红十字会，要求世卫组织更好地展示缔结伙伴关系的能力以及开展具体工作的行政能力。

国际社会应该更加团结

目前新冠病毒的确诊案例大部分发生在中国，但疫情的潜在传播能力却是全球的。对于国际社会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应对策略也应当与时俱进。国际社会应当进一步地团结起来。

中国为了防控疫情已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遏制了疾病的国际传播速度，为其他国家争取了宝贵的准备窗口期。谭赛德反复肯定并赞扬了中国从源头上应对威胁的举措。通过各种方式支持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努力，事实上可以为全世界争取更多的时间。各国应当重新审查施加的贸易和旅行限制，尽快取消缺乏公共卫生依据的做法，以实际行动支持中国复工复产的努力。毕竟，一个更加畅通的全球经济链条才能为全球抗疫行动提供物质保障。

中国在国内防疫工作中的教训和经验，特别是治疗方案的选择——根据麦克·瑞恩讨论时提供的信息，目前中国共有82种不同的药物与治疗方案正在测试过程中，通过健康码分级管理恢复生产的做法、疫情防控知识的宣讲、社区的动员与管理等等，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借鉴意义。

当然，目前新加坡和日本等国家面对疫情选择了不同的应对方式，各类应对策略成功的前提和条件是什么？有何优势和短板？各国如何根据自己的国情与全球防控需要加以选择与修正？这些问题只有通过政策制定者与专业学者之间的交流互鉴才有可能得到恰当地回答。虽然由于疫情的影响，国际交通受到了干扰，但是互联网技术的发达也提供了另一种更为便捷的沟通方式。

科学家的团结协力格外重要，对病毒了解得越多，办法就越多、恐慌就越少。目前，集合了临床管理、病毒学、疫苗、药物开发等多个领域专家的世卫组织专家先遣队已经到达中国。技术合作还可以继续扩大，应当进一步发挥世卫组织联合各国实验室与合作中心联合科研的技术优势。与此同时，专家团队也应当扮演沟通者的积极角色，及时传递关于疫情发展和应对措施的准确信息，为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与证据的支持，避免不必要的猜忌与误读。

私人部门与非政府组织的配合同样重要。中国的防控经验已经充分说明了，疫情的有效应对涉及社会方方面面的努力，国际应对同样如此。盖茨基金会、全球疫苗与免疫联盟等非政府组织长期活跃在全球公共卫生的政策领域中，在卫生筹资、联合全球疫苗生产厂商、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培训等方面都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而大型制药企业的研发能力、生产能力，都是国际社会需要依靠的力量。

必须承认，慕尼黑安全会议上，一些国家的高级官员未能展示出对中国的同情和支持，喋喋不休地重复着地缘战略利益的陈词滥调。这不仅是对中国的冷漠，也是对全球卫生安全议程的冷漠，以及对人类未来的冷漠。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热切回应基本人性关怀的西方确实是“缺失”了。但另一方面，在专家参与的边会与圆桌讨论会上，我听到了不少对中国的支持和同情。

作为首次参会的青年学者，我的座位总是被安排在靠近主席的位置上，我的发言得到了倾听和回应，许多人表示了同情和慰问。因此，在一个政治上分裂的世界里，社会的团结就更显宝贵。全球治理的根本目的、国际组织的根本目的，以及任何一个真正负责任的政府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回应“我们人民”（we the people）的根本需要！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副教授，作为国际卫生合作领域的专家参加了本届慕安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