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无差别硬核到分区差异化：江西老家的防疫三阶段

近期新冠肺炎疫情通报逐渐出现更多好消息，一是湖北以外新增确诊病例自2月3号以来到17号实现14连降，二是截至2月15日24时，武汉、湖北、全国重症病例占确诊病例的比例均明显下降。以上变化说明，全国各地的疫情防控效果已经显现。此次疫情影响了每个人的生活，18日从武汉返乡的笔者更是亲身体验当地防疫措施，结合自身长达18天的居家隔离经历以及隔离期结束后对村干部的片段性访谈和工作观察，笔者发现在与全国一样疫情出现向好趋势的背景下，当地防疫工作正随着疫情防控的效果进行相应的调整，对这些调整笔者将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一、防疫工作三阶段

1、无差别硬核防控阶段

自1月23号武汉市政府出于疫情管控需要实行封城举措以来，多省份相继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江西省在24日启动一级响应，各基层也随即开展疫情防控工作。据了解，G镇作为南昌县所辖乡镇，25号（正月初一）成立镇指挥部，由镇书记和镇长作为第一负责人统筹安排本镇防疫工作，镇卫生院则在初二紧急召集各村卫生所负责人召开紧急会议，传达县卫健委关于防疫的各项工作安排。而从笔者的实际经历来看，本村在22号便开始了对返昌人员的排查工作。22号晚笔者父亲接到村干部通知，让作为武汉返昌的我登记信息，包括姓名、年龄、性别、返昌详细时间、现家庭住址、联系电话和计划返回武汉时间等内容。23号上午笔者接到镇卫生院的电话要求居家隔离14天，下午接到村干部的电话要求每天两次报体温。26号接到村干部电话要求告知返昌的火车车次、到达南昌的具体时间以及在武汉的单位。30号接到镇派出所的电话要求登记姓名、身份证等信息。2月6号接到镇派出所的电话告知所乘坐车次有人确诊新冠肺炎因而向我询问是否有发热发烧等症状。

上述措施重点在于排查，并且从询问信息的主体来看，包含了人民政府和卫生行政部门，信息的获得途径包括依靠基层干部对所辖村居地毯式的人工摸排以及公安和交通部门依靠大数据进行的检索。在排查出返昌人员这类重点人群之后，相应的是对之进行严格的监管和隔离。以笔者自身为例，医学观察期依据病毒潜伏期时长为14天，虽然笔者18号便从武汉返乡，但是笔者隔离观察起点为接受观察日期，即23号，14天的隔离观察终点为2月5日，但是在14天隔离结束之后，当地政府要求继续增加4天的额外观察时长，每日只需上报一次体温。因而笔者最终是在2月9日上报完最后一次体温后结束医学观察。在接受医学观察期间，观察对象严格禁止外出及与他人接触，其家人也被要求尽量不外出。26日，隔离观察人员家门口被贴上禁止出入的标语，门口被拉起红绳。在隔离观察期间，村干部每日都要在村庄内进行防疫宣传工作的同时到隔离观察人员家中进行重点慰问和检查，每位隔离人员都有村干部进行专门负责。可以看到当地对村庄内部来自疫区人员的排查和隔离措施力度都远超医学上一般要求，并且隔离人员都受到了极大重视。

在对重点人群进行排查的同时，各村居的外防工作也都在迅速且严格展开。本村各村组在正月初三（27日）由村干部和小组长负责设立流动关卡，严格禁止人员进出，各村组之间呈现相互隔断样态。村居内部严格禁止聚集行为，春节期间本村原本共有17户人家办酒，初一时村干部将户主集中到村里开了个会，让大家把酒席都取消了，村庄被按下“暂停键”。

2、巩固阶段

该阶段属于过渡阶段，主要作用在于巩固前一阶段的防疫成果，在2月6号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发布的第2号公告提出“要结合实际，进一步强化疫情防控”的要求。公告内容含有所有村组（小区）一律实行封闭式管理，本村组（小区）居住人员凭有效证件进出，进行体温检测。在前期已排查的基础上，再来一次地毯式排查，不留盲区，不留死角，不留隐患。做到少出门、少上街、不串门、不集聚，居民外出必须戴口罩。除特殊需要外，倡导每户家庭（居家隔离家庭除外）每两天指派1名家庭成员外出采购生活物资等要求。具体到笔者所在村庄的具体操作，则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是对已隔离观察人员的强化管控，表现在延长隔离时间。由于本村的5名隔离观察对象在离汉14天之内都没有出现发烧、发热症状，且未增加新的已知的隔离观察对象，因而能够做的强化工作并不多。二是对流动关卡的值班人员进行更为长期的排班安排。原本最初各关卡由村干部和村小组组长负责，本村共有7名村干部，9个小组长，本村村组之间的隔离以自然村为单位，共7个自然村。各关卡每日安排4人轮班，由于人数不够则请村干部的妻子和亲戚帮忙。强化要求下达之后，村干部也意识到防疫工作将会持续一段时间，因而将村干部、小组长和党员都调动起来并按照各自然村成员守本村的原则进行排班，从而实现流动卡点防守常规化。

3、分级分区精准防控阶段

随着防疫工作的展开和时间的推移，疫区返回人员的情况逐渐得到确定，相应措施也在不断开展，基于前期两轮地毯式的重点人员排查以及严格的村居封闭举措，在疫情仍以输入性病例为主的情况下，各地呈现出明显疫情差异。在此基础上，2月12日省新冠疫情防控应急指挥会议提出要根据疫情发展的不同情况，划分不同类型的县（市、区），对不同类型县（市、区）的城乡社区（村组）实行分类管控。对疫情严重类县（市、区）的城乡社区（村组）继续实行封闭式管控，对疫情较轻类县（市、区）的城乡社区（村组）实行流动性管控，即允许人员和车辆有序流动，但人员进出必须戴口罩、测体温和报告接触史，必须做到勤洗手、不聚集；车辆必须做好卫生消毒等工作。这也标志着江西省分区分级差异化防控策略的实行。据2月14日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内容：根据各县（市、区）累计确诊病例数、发病率、本地病例占比、聚集性疫情以及连续7天无新增确诊病例等5个指标情况，以县域为单元，确定不同县域风险等级，全省100个县（市、区）的疫情被划分为重、较重、较轻、轻四种类型，实行差异化防控策略。同时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对疫情较轻的县（市、区）的城乡社区（村组），实行流动性管控，在落实各项防护措施的情况下，允许人员和车辆有序流动。推进商场、超市、酒店、宾馆等生活服务性企业在全面加强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有序开业经营。

笔者所在村庄行动也非常迅速，实际上在2月11号村委会便开会决定取消自然村之间的关卡，保留行政村之间的关卡，同时依据车流量区分卡点大小将值班人员进行重新分配。具体来说，本村在2月12日之后只保留了4个流动卡点，分别为1个大卡点3个小卡点。大卡点位于直通国道的村级公路上，是进村必经之路，且该村级公路线上还另有2个行政村，与本村同属g镇，本村为下国道后公路线上第一村，因而这个卡点人车流量较大，防守任务和责任更重。村干部在这个卡点排了2班，分别是早上7点到晚上7点，晚上7点到早上七点，每班有4个值班人员，另有1名村干部和镇干部带队。另外3个小卡点位于本村与其他行政村交界处，人流量较少，因而任务量相对小。村干部的安排同样是2班倒，每班3个值班人员，一个村干部带队。除关卡的变动之外，村委会还给每户村民发放通行证，规定以户为单位，每两天外出一人购买生活用品且外出时长限定在90分钟，通行证在本镇范围内有效。

2月14日下午笔者在大卡点处进行观察，外出人员大都会在接近卡点时主动出示通行证，外出原因主要是灌煤气、买食物。对每一位外出人员，卡点值班人员都要查看通行证，并记录姓名、所在村小组、身份证号、联系电话、车牌号、体温、进出时间和目的地等信息。公路线其他两个村庄村民进出必须经过本卡点，对于他们的通行证值班人员也要进行核验，有时出现漏记人员需要在本卡点登记补上。一天下来，卡点的信息登记人数大约在80、90位，而实际检查的人次远超记录数字。在面对外来人员时，值班人员更为谨慎，本镇范围内还没有确诊病例因而镇域范围内实行流动性管控，但是周边镇存在确诊病例，每次出现相关消息，县指挥部都会及时向下进行传达，相关人员对疫情了解更及时的条件下，行动也会更加有针对性。例如在观察期间一来自已出现确诊病例乡镇的车辆想要入内，被值班人员严格拦下，并且值班人员表示“来自疫区的车辆，可不敢放入，要守住我们这里。”可见疫情分区观念已经在基层防控工作中起着影响，成为了一个行动参考元素。

二、防疫工作阶段性变化的合理性

防疫工作的阶段性变化始终是和疫情本身特点相适应的。据早期官方通报，截止1月22日24时，国家卫健委收到国内25个省（区、市）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571例，其中重症95例，死亡17例。多地病例主要以输入性为主，死亡病例均来自湖北省。这一信息意味着早期湖北之外各省病例主要是且仍将主要是输入性病例，因而在启动一级响应之后最开始的工作便是对武汉返昌人员进行无差别的隔离观察，这一工作最重要的是做到不遗漏。紧接着的便是在进行排查的同时“外防输出”，尽可能降低社会流动量，减少潜在的传染范围，这一工作最重要的是做到不“泄漏”。这也是第一阶段紧密排查、严防死守原因所在。第二阶段的巩固强化要求则是基于第一阶段工作作出的安排，理论上武汉返昌人员最迟于23号离开武汉，在24号江西省启动一级响应之后，这些返昌人员于24号开始接受医学观察，则这些有着武汉接触史的人员在2月6号14天隔离观察期满，按观察结果这些人中部分成为确诊病例，而与之密切接触的人有可能成为本地病例，因而进一步地毯式排查既是为了不遗漏有着武汉接触史的人员，也是对可能成为本地病例人员的一次排查。这一阶段工作重心仍是切断传染源、降低传播速度。到了第三阶段分级分区差异化防治，防疫工作更为灵活。以本村措施以及笔者在大卡点的观察来看，其合理性不仅在于与疫情特点相适应，而且与当地的防控能力是相适应的。

对于经过前两阶段防控的地区而言，区域内的疫情严重程度是能够知晓的。笔者所处的g镇总隔离观察人员为280人左右，截止2月16日仍处于隔离期人员为27人，无一例确诊病例。这一事实为本镇的防控工作提供了几点优势，首先是输入性人员暂未发现确诊病例降低了本地病例出现的可能性，也减轻了防控中排查人员的难度。其次是无确诊病例的出现为防控工作的逐渐完善争取了时间，并且为精细化的防控提供有利条件。并且随着防控措施的完善，医疗资源供给的逐渐跟上和恢复，在患者发病早期将其发现并进行治疗能够极大增加治愈率，这也是新冠病毒高传染性、低死亡率的特点。实际上，这一点从武汉市的死亡率和其他省份死亡率之间的对比可以清楚看出来。所以进行分区差异化防疫并不是偷懒举措，相反是更为科学、高效的防治方式。

无论何种防控都需要有防控资源的投入，无论是人力还是物资。从人力方面来看，各地防控主要依赖基层干部以及党员和志愿者。本地村干部从初二开始便一直奋战在防疫第一线，乡村医生承担起为隔离观察对象每日测量体温的工作。一个2300多人的村庄，最终也只有40多人工作（其中20多名党员只负责卡点值班），这些工作包括卡点值班排查、村组宣传、驱散和教育聚集人群、各项报表填写和上报、对隔离观察对象的上门督查等等，每一项工作都需要花时间，有时遇到镇里召开紧急会议村干部还得让自己家里人帮忙做工作。这种无差别硬核防控工作方式对人力要求高，村干部压力大、任务重。而实行分区差异化防疫之后，村干部能够有针对性进行人力配置，在保障村干部不长期超负荷运转的同时也能够不降低防控效果。从物资方面来看，据村干部介绍，本镇防护资源并不太充足，实际上全国大部分防护物资都集中到武汉重灾区，乡镇现有的一些防护资源也是来自捐赠，现在基本买不到。在不清楚本地疫情的初始阶段，出于为自己和为他人安全负责考虑，村干部和村医在下乡做工作时都会严格佩戴口罩、穿好防护服、戴好手套，以口罩为例，每天需使用3个。随着本区疫情逐渐清晰，安全程度较高，在医疗资源本身紧张的情况下，一线工作人员也会主动降低防护等级，例如改为一天戴一个口罩。他们表示本地没有确诊病例，在此前提下，一个口罩用一天自己还是可以接受的，否则也不敢降低防护要求。当然，除口罩等物资外，本地酒精、消毒水等资源也同样非常缺乏，但由于内部环境还算安全，因而使用次数也非常少。从一线工作者在客观资源的限制下自发的行动策略可以看到分区的差异化防疫已经被用于实际。

三、分区差异化防疫的必要性及其影响

在疫情防控成果逐渐显现，各项疫情防控工作也越发到位和完善的情况下，对不同地区实行分层和分区防控既有可能，同时也显得越发有必要，这不仅与复工、返工等经济方面有关系，而且与各地如何在有限的情况下更好地配置防疫资源有关，同时也和人民群众的心理相关。

1、无差别硬核防控阶段出行和流动被完全限制，该阶段为抑制疫情的扩散和蔓延起到关键性作用，但是在疫情逐渐明晰后仍然无差别硬核防控则有懒政嫌疑，习总书记提出“科学防治、精准施策”重要指示精神，同时要求防疫和经济两手抓，而硬核防控对复工带来多重阻碍，包括工人出行受限制、出行成本高（公共交通未恢复），工厂生产速度慢（工人即使能够上班，但需要接受隔离观察14天）、生产成本高（为工人发放防护用品、对工厂环境进行消毒）等。面对疫情按下暂停键固然重要，但暂停键不能一直按下，尤其是在疫情逐渐好转的现在，逐渐放开暂停键，按下播放键同样重要，而分区差异化防控可以视为按下播放键的前期重要工作，它能够使各地区在不降低防疫效果的同时，提前为经济恢复蓄力。

2、防疫资源的缺乏在全国都是一个问题，分区差异化防疫在进行全盘统筹的情况下能够既不减弱防疫效果，同时又减轻资源压力，在人力上能够更加高效进行配置，在物资上能够在生产还未完全跟上时为重点疫区提供更多支持。

3、民众心理在疫情硬核防控期间大多是紧张的，并且长期限制外出，对民众身心是一种压抑，居家期间民众发明各种消遣方式也一度成为网络上的热点话题，一向习惯于点外卖的年轻人在经历长期居家防疫后开始在社交媒体上进行厨艺展示，还有更多人表达出自己想上班、想上学、想在外自由活动的渴望。疫情期间，民众心理疏导也是防疫工作的重点。分区差异化防疫能够为疫情较轻民众提供一定的外出活动空间，可以缓解群众长期受限制的压抑心理。另外，对于疫情较轻区的民众来说，硬核防疫时间越长，民众情绪比起疫情较重区来说更大，因为人们认为自己所在区域这么长时间都没有确诊病例，证明自身安全性较高，在这一想法下，人们更加想要有更多自由空间，而疫情较重区人们由于感染风险高，人们也更加愿意居家不外出。根据民众心理，分区差异化防疫，流动性管控和封闭式管控精准实施，在满足和舒缓群众心理的同时，也为防疫工作提供支持。据笔者在本村的观察，本地在撤除自然村间的卡点后，一些村民会在晚间散步，当然一般是2、3人，人数不多。虽然并没有增加实际外出的次数，但许多村民表示自己好像有了一种被解放的感觉，情绪明显轻松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