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质的本质是信任的杠杆

资质，指的是从事某项工作的资格与能力。在现代经济里，有大量的行业以企业与个人获得某种资质为生产的前提。

例如，在我国，口罩的生产需要资质，疫苗的生产需要资质，甚至餐馆的运营也需要资质。据财新网报道，我国口罩的主要生产地之一仙桃，在2月4日指定了有资质的28家医用口罩生产企业进行生产，其余工厂均停工停产至2月13日。这28家企业，仅占仙桃当地口罩厂家的百分之十几；关停没有资质的民用口罩厂后，全市产能减少超过一半以上。

另外，在一篇题为《快递小哥搞定金银潭医护难题：我送的不是快递，是救命的人啊！》的网络爆款文中，作者提及，在疫情关键期，武汉金银潭医院只允许几家具有资质的单位供餐，并且该资质目前无法申请。

那么，一个问题自然产生了：现代经济为什么需要资质这么一个奇怪的东西？又有谁来判定一个人或者企业有无从事某项工作的资质？

与货币一样，资质是摩擦的产物。在阿罗-德布鲁的无摩擦经济里面，我们不需要货币，也不需要资质。资质的产生，是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的结果。人无信不立，但人与人的不信任与猜疑是常态，信任是极为稀缺的。但如果缺乏信任的润滑，那么现代经济这架机器就面临严重阻滞，乃至运行不起来。

具体而言，在市场交易的买卖双方之间经常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等。企业担心工人偷奸耍滑，客户担心商家缺斤短两，这些问题常见，却还不致命。如果企业的关键岗位招来一个南郭先生，那就可能让百年老店提前关门。如果疫苗、奶粉、口罩等行业的生产商以次充好，那就不是要钱的事，而是要命的事。但是，谁的脑门上也没刻着“南郭先生”或“奸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找不到办法解决这个信息不对等，整个市场就会土崩瓦解。

好在，人类还是从几千年的文明史中摸索、提炼出了一些办法。其中最常用最重要的办法就是声誉机制。市场经济泥沙俱下，但总有几个企业和个人会坚持老实公道做买卖，绝不以次充好，绝不缺斤短两，绝不偷奸耍滑。慢慢地，这些企业和个人做出了牌子，获得了顾客的信任与声誉的溢价，从长远来看，回报并不低于那些捞快钱的企业和个人。问题是，如果群众的眼睛不那么雪亮，那么积累声誉的这个初级阶段就会太长，伤害了更多人模仿这些好企业的激励。 为了更好地利用这些宝贵的声誉，资质这个机制产生了。

资质的本质，就是信任或声誉的杠杆。已经建立起声誉的企业或个人，以自己的声誉作为抵押，向它认为极有可能建立声誉的新企业或从业者提供背书。他们这样做，可能纯粹出于社会责任感，也可能是得到了新企业或个人的经济补偿。这是一个多赢的结果。老企业或从业者从已有的声誉中获得更多回报，新企业或从业者缩短了积累声誉所需要的时间。对整个社会而言，已经积累起来的信任，产生出了更多的信任，于是市场经济可以更自如地运转。

这一套体系的运作，依赖于两个条件：

1.提供资质背书的老企业或从业者本身有崇高声誉；

2.如果新企业的表现与期望不符，提供资质背书的老企业或个人会声誉受损，而这个声誉受损会给他们带来真实的损失（效用或者利润）。

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如果资质的提供者本身没有行业中的声誉，交易的另一方也不会把这种背书当回事。而如果提供背书的老企业不面临任何激励约束，他们就有动力滥发资质来给自己牟利，导致资质的通货膨胀，最终贬到一文不值。

资质的评定不是新鲜玩意，恐怕与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它也不是舶来品。东汉末年，汝南人许劭、许靖兄弟，就在每月初一定时攒一个局，褒贬时政，品论人物，号为月旦评，盛极一时。凡得到许氏兄弟一言之褒的士人，无不身价陡增，扬名天下；而袁绍之流贵族豪侠，连何进董卓都不放在眼里，却独独畏惧许氏兄弟的评论。

许氏兄弟不是皇亲贵戚，也不是朝中权臣，他们的几句话，为什么有这等魔力？那就要对照我们刚才列出的两大要件。

首先，许氏兄弟具有崇高声誉，他们不光是品行高洁的士人，也在论断人物这件事上声誉卓著。一方面，他们坚持操守，实话实说，不虚美，不隐恶，以至于诸葛亮都觉得他们太过坚持原则，认为“许劭长于明臧否，不可以养人物”。另一方面，他们慧眼如炬，有知人之智，对于人物的评价，事后无不得到验证。其中最有名的，当然是对当时的无赖少年曹阿瞒“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的考语。

其次，他们都是有操守的士人，极度重视自己的声誉。如果他们以虚假的评价为手段来提携后进，故意将劣驽说成良驹，一旦事后打脸，无疑是对他们声誉的巨大打击，而月旦评这块牌子也就砸了。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不可接受的。这种声誉上的连带责任，也让人们相信许氏兄弟给出的评价是出于本心。

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试想，如果由何进、十常侍或董卓手下的阿狗阿猫来接管月旦评，哪怕将评语写成圣旨并加盖传国玉玺，能让人们发自内心地尊敬或畏惧这些评语吗？

资质评定的另一种形式，就是学徒出师。在政府提供的义务教育大规模出现以前，学徒制是人类跨代传递人力资本的主要形式。但学徒制除了传递人力资本以外，另一个重要的功能，是将师父已经建立的商业声誉，部分覆盖到徒弟身上，从而缩短徒弟积累商业声誉的时间。作为回报，徒弟要为师父端茶递水，洗衣做饭，带孩子倒夜壶，做各种杂务，提供3-5年的无偿服务。

而保证这一声誉覆盖机制顺利运行的前提，是师父的连带责任：徒弟一旦砸了牌子，也会连累到师父的声誉。这就保证了师父在决定让徒弟是否出徒时，会慎之又慎，免得把水货甚至水雷推向市场。小说家们深谙此道，用夸张的笔法强调了这一点。《西游记》里，菩提祖师传了孙悟空一身本事后，却又不承认他是自己的徒弟，免得这猢狲将来闯祸连累自己。武侠小说里，徒弟在江湖上一旦为非作歹，师父就得将徒弟逐出师门，并四处下帖子撇清关系，甚至亲手格杀此獠。

现代经济学研究者的培养模式，很大程度上仍然借鉴了学徒制。经济学研究者完成博士阶段学习前去求职，很像以前的学徒出徒。在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学市场上，求职者拥有的最重要资产之一，是导师写的推荐信。但这个推荐信是否管用，就又回到了刚才反复提及的两个要件。

首先，这取决于导师的声誉或江湖地位。举个极端的例子，如果经济学的顶尖人物例如Acemoglu为你写一封推荐信，整个经济学界都要认真对待。

其次，如果导师曾经夸大其词，过分赞美求职者的师兄师姐，结果事实证明是另一回事，那么很不幸，这位求职者就会受到导师声誉连带受损的连带损害。

随着人类历史的演进，政府在人类社会起的作用越来越大；相应地，越来越多行业和职业的资质审核和评定，被政府收入囊中。自从信息经济学和市场失灵理论兴起以来，在经济学界和政策界流行着一种迷思：因为市场失灵了，所以政府必须干预和监管。具体到资质这个问题，因为买卖双方存在信息不对等，所以需要由政府来核实哪些企业或个人具有从事某种事业的资格。这种看法是不是站得住脚？那就又要回到刚才反复提到的两个要件。

首先，政府是否在某个行业具有大家信赖的声誉？应该说，各国政府都有各自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是国民信任政府行为的源泉。但这种合法性能不能转化为各个行业上的声誉？就要打个问号。政府作为抽象的集合，确实获得了国民的信任。但另一方面，政府又是由一个个活生生的部门和工作人员构成的。负责资格审核的，是一个个具体的部门和工作人员。这些部门和工作人员，是否具有特定行业的声誉？

其次，政府审定资格的企业或个人一旦出现欺诈等负面新闻，必然损害到国民对于政府的信任。但这种对于集体声誉的伤害，能不能形成对于负责资质审核的部门或个人的激励约束？答案并不必然是肯定的，取决于具体的问责机制。如果问责机制没有理顺，那么很可能出现集体声誉背锅，个人罚酒三杯的局面。于是资质审核该有的筛选功能形同虚设，资质通货膨胀，甚至沦为权力寻租的工具。

重新回到月旦评的例子。在月旦评之后的魏晋时代，从曹氏父子到司马氏父子，为了将选拔人才的权力集中到朝廷手里，取消了乡闾之议和士人清议，代之以朝廷任命的中正官来品断人物。到了司马炎时代，九品中正制完善定型。但这些朝廷任命的中正官，从来没有取得过许氏兄弟或者东汉郭泰这样的品断人物的崇高声誉，反而常常出现“所欲与者，获虚以成誉；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的事，中国也从此进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门阀士族时代。这里的成本收益是不对等的：各个世家大族获得了垄断人物品断的好处，但老百姓则对整个司马氏政权失去了耐心。

这些讨论给我们的启发是，政府如果将行业资质的认定大包大揽，就会出现一个严重的激励问题。如果政府认定具有资质的企业出现问题，受损害的是政府的集体声誉，而负责发放资质的具体部门或个人不见得受到多大损失。这种成本和收益上的不对等，将诱发某些部门和个人的机会主义行为，最终损害政府的集体声誉。

总之，资质的本质，是已建立声誉的企业和个人用自己的声誉作为抵押，帮助新进的企业和个人建立声誉。一旦出事，已建立声誉的企业和个人面临声誉上的连带损失。不符合这些条件的资质认定，则可能是行业垄断乃至权力寻租的工具。

（作者奚锡灿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