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硬核防疫”：亲历及思考

2020鼠年的到来伴随着一场意料之外的疫情。

随着每天确诊人数的攀升，每个人的心中都充满唏嘘。以春晚为时间截点，大年初一的拜年短信竟也铺天盖地的由“辛弃疾”和“霍去病”两大门神引领，“戴口罩”、“勤洗手”、“不串门”、“自我隔离”成为微信里的高频词条。

然则，即便疫情形势日渐严峻，在乡土社会中，以走亲戚为主要内容的人情往来仍然顽强裹挟着基层社会，让很多人在人情和疫情之间纠结徘徊，笔者便是其中一个。何至于此，要从笔者春节期间遭遇的“不得不”说起。

一、疫情变化中的人情与往来

笔者出生在河南最北边的L市某村，公婆家在河南最南边（秦岭淮河以南）的G县某村，两家相隔差不多600公里。

2020年是笔者新婚第二年，结合两地风俗，笔者和丈夫决定今年春节前去笔者家，过年回对方家，那意味着要提前拜访笔者自己家的亲戚。

1月23日，国家卫健委通报，内地新冠肺炎累计确诊（截至前一天的24时，下同）571例。笔者当天走访了六家亲戚，自然是走马观花，放下礼品便辗转至下一家，全程佩戴口罩。这个时候，村村畅通，县城沉浸在过节的氛围中，街上和超市中，到处人满为患，但佩戴口罩的不足十分之一。

1月24日（大年三十），内地通报累计确诊830例。当天，笔者开车返回丈夫家，河南很多地方开始封路。

大年初一（1月25日），内地通报累计确诊1287例。疫情发展令人心惊，手机的祝福短信、新闻、微信朋友圈中充斥着关于疫情的信息和倡议。

大年初一中午，各省级地方的一级响应陆续出台，同时微信朋友圈中的倡议图文“不串门、不聚餐、勤洗手、戴口罩”等开始增多。但现实中的人们，还沉浸在春节的欢愉之中，不为所动。虽然公婆加笔者丈夫三个人三个电话一致回绝了大年初一的午饭邀请，但前后相邻不足百米的叔叔亲自上门，说午饭已备好，我们不去吃其他亲戚也不会去了。

公婆碍于面子，特意让丈夫打电话跟另一家亲戚确认，结果一顿不得不去的新年午宴在熙熙攘攘的20号人的规模中开始了。人情是什么？礼尚和往来，一旦开了头，就失去了私自终止的立场，中午吃了“东家”，晚上不去“西家”吃，那就惹了“西家”的面子。笔者坚持抹了“西家”的面子，结果是，丈夫再打电话给几个原本关系要好的表兄弟时，对方直接以挂线回应。用这样的代价，换来了大年初二关起门来一整天。

正月初三（1月27日），内地通报累计确诊2744例，形势严峻。公婆又开始纠结姥姥家要不要去，因为小舅舅一家八年久居客外返乡、乔迁新居、舅舅孙女婿首次登门这三件大事叠加在一起，让公婆有一种“必须要去”强烈感召。于是，全家带上口罩和杀菌纸巾出了门。

这次聚餐的规模之大，出乎笔者意料。姥姥的三个女儿全家到场，加上她两个儿子都是四代同堂，两个屋子都装不下。大家相互之间为了显示关系亲密，竟无一人佩戴口罩，反而让我们几个的口罩显得格外扎眼。当问及为什么大家不带口罩时，几乎所有人都回答说，“我们都很健康，没的问题”，“农村环境好，我们这个地方很安全”。年轻辈的更是频频用“生死之交”来相互慰藉。

1月29日，内地通报累计确诊5974例。村镇主要道路都拉起了红布条，严查外来车辆。1月30日，内地通报累计确诊7711例，入村口开始由专人进行人员往来登记。即使如此，笔者还是陆续接待了三位未提前电话告知的登门拜访者。

1月31日，内地通报累计确诊9692例。

当天，姥爷过世，特殊时期一切从简。姥爷是村里的老教师，村里很多人都是他的学生，整个村子一户一个代表都去为他烧了纸。

2月2日，姥爷出丧，送葬者包括他的五个子女（户均3人）、四个侄子女（户均3人）、两个妹夫（户均1人）、儿子的七八个朋友、十个帮忙的（负责抬棺材、挖墓穴等），加起来不足五十人。提前向村长及村支书申请过后，姥爷在没有礼乐、没有村民相送的一片寂静中，悄然下葬。这天，国家卫健委通报的内地确诊人数已高达14380例 。

与G县村庄不同的是，L市村庄从大年初一，村委下发禁止走亲窜友的通告后，得奶奶“口谕”，所有走亲访友统统取消，各呆各家。县城的小区出口在初三拉起红布后，家家户户也都不再出门，大街上人烟稀少。

二、疫情防控中的两地应对差异

笔者出生的河南最北边的L市，这里与丈夫家所在的河南最南边的G县虽同属一省，但因亲缘文化不同，在遭遇疫情突袭的情况下，两地基层组织所采取的应对方式和民众的反应皆存在显著差异。

（一）亲缘文化方面的差异

G县某村与L市某村的地理区位分属华北和淮河以南。G县某村是以散居为主的淮河以南开放型村庄，同族文化强而地方性规范相对较弱；L市某村则是以聚居为主的封闭型华北村庄，以小的血缘组织为核心，对地方性规范认同感强。两地的文化差异较大。前者以情感为核心，由血缘和姻缘联结，通过密切的往来互动形成了紧密的人情关系网；后者则更强调男系家族制度下的秩序性，以血缘的小家庭为核心，近亲、远亲关系分明。

中国乡村文化自古便是男性单系传承的家族绵延体，由“嫁后从夫”主导的文化价值延伸出来的亲属圈也具有典型的男系偏重的色彩，这在人情往来圈、乡俗礼节、亲属关系等方面皆有体现，但在不同地区体现的方式却有很大差异。

在G县某村的亲属关系与礼俗实践中，血缘和姻缘关系同等重要。春节期间往来的人情圈中，男性亲缘（姑、叔伯）关系与女性娘家亲缘（舅、姨）关系必须双边维持，这样的礼尚与往来沿袭着“礼到人必须到、人不到礼就无需到”的AA模式。例如姨到舅家拜年后，舅家晚辈还需携全家到姨家拜年，如此才算一个完整的人情线。

但在L市某村，人情礼俗制度已经将姻缘关系中的姨表亲剔除。春节期间往来的人情圈皆以男性亲缘为主，只需维系姑、叔伯、舅的关系，外嫁的姐妹之间在礼俗中无需维持特定的人情。多子女家庭在分家时，两代内的姑、叔伯、舅这些亲属的人情往来责任往往也会被随之分掉。

在具体的人情往来过程中，不需要AA组合式地相互登门拜访，而可以众多亲属约定好日子聚在同一天同一家；届时相互交换礼品，或由别人代为赠送，人可以不到，但礼必须到。这样的亲属关系圈本身就是分散而切割的，并不具有浓厚的粘度，也并不会因为一家的变动而牵动整张亲属关系网。

综上所述，至少对G县某村来讲，在缺乏强有力的行动引导时，蕴藏在基层的社会力量便分散开来，弥漫于人情关系网之中，人人相互链接的乡土人情会沿着其惯常性的交往逻辑蔓延。当走亲访友编织出一张复杂关系网时，任何单家独户的往来行为都要顾及影响。春节是亲朋好友人情往来的最重要节日，在没有任何外力的阻挠下，扎堆聚会是主要交往形式。于是，尽管疫情肆虐，尽管个人有心跟从国家的号召与倡议，但仍无法撼动亲友圈人情礼节的压力，徘徊于乡间的人情往来仍无法根除。

（二）基层组织的行动差异

基层组织的行动力不同，村庄内部应对疫情的反应就有很大的差异。1月23日上午10时开始，武汉封城，紧接着全国各省市开始启动一级相应，河南的“硬核防疫”措施，如封路、封村、大喇叭广播等，在网络上风行一时。但不同村庄在防范疫情过程中是否“硬核”，既要看组织者的个人能力，还与当地的具体应对措施相关。

G县县委在大年初一通过各村的大喇叭下发倡议书，要求每个生产队及主要乡镇街道的大喇叭每天24小时宣传防范措施（勤洗手、戴口罩）和具体要求（不串门、不聚餐、不造谣等），纸质通知单直到大年初四（1月28日）才发放到各家各户。

正月初五，镇上主干道拉起了红布条，限制人员来往，在这之前，镇上和村中并无任何实质性措施进行防范，村里大规模的走亲访友屡见不鲜。

正月初六，村与村之间的主要通路由村干部轮岗登记排查，村里的各大路口也树立了“外来车辆和人员禁止入内”的大型标语。通往镇上的唯一进出口由两位志愿者专门设岗登记，但到正月初八（2月1日）就撤走了，同一个镇里不同村庄之间经过登记可以来回走动，小规模的走亲访友屡禁不止。

很明显，当地基层组织一直处在被动等通知的状态，当其主动防御的能力空缺时，四散在乡土社会中的群众防御也是滞后的。所以，就算有大喇叭24小时在村内宣传，村中盛行的依旧是乡土特色浓厚的人情交往逻辑。

与之相反，L市大年初一的县委紧急通知由党委下发至各镇和村，具体内容包括：8小时内隔断村际道路，并上传隔断图片到相关微信群；村口设岗，只出不进；村两委（村党支部委员会和村民自治委员会）干部划片分担责任，具体到人；禁止红白喜事聚集等。

在具体的宣传过程中，除大喇叭之外，以村为单位设立微信群，采取大群带小群，村建大群，队建小群，户建家人群、亲友群和朋友群等方式，用了半天时间，基层组织便成功将具体防范措施和要求通过网络传达至每一位村民。

为防止村外亲戚的走亲访友，村委再次通过大喇叭和大小微信群发布紧急通知，要求“外嫁姑娘一律不准回村，村里需回娘家的，走亲戚的，一律不准出村，出去的不能回村”。同时，各村由村两委班子和党员轮流在路口值班，设岗排查进出村庄的人员。正因如此，村里走亲访友现象从大年初二开始就消失了，邻里之间或同村串门的情况也极少。

两地的一级响应几乎是同时的，但在具体应对过程中，前者只是普适性的宣传和引导，而后者却是立即落地的行动；前者的基层组织一直在被动等待部署，后者却积极主动出击。

正是两地基层组织的行动力不同，令村民对疫情的防御态度存在很大差异。G县某村的基层组织防御行动伴随着疫情的迅猛发展而出现，过程先松后严，在让村民陡然意识到形势严峻性的同时，也造成了大面积的恐慌。而L市某村则先严后松：依据全省的一级响应立即采取严防死守的措施和要求，让村民的自我保护意识很快提升，这样，当日后村内无疫情且没有外部人员“入侵”时，即使全国和全省确诊人数与日攀升，村民依然是淡定的。

三、构建乡土社会中的疫情防御体系

乡土社会中自发生成的人情关系网和基层组织从来都不是对立的，两者都是撬动社会力量的重要支点。在理解乡土社会主要特征的基础上，攻破目前防御的薄弱环节，才能更加快速有效地构建起乡土社会的防御体系。

（一）乡村社会的主要特征

虽然各地村庄在人情礼俗、文化价值、群众基础、基层组织能力等方面存在或大或小的差异，但在转型背景下仍存在共同特征：人员高流动、自给能力下降和生活需求市场化。

在市场化、城市化快速发展的今天，农村已经不再是静态的封闭体。2019年春运期间（1月21日至3月1日），中国内地有近30亿人次出行，上亿人口以外出务工人员返乡的方式大规模涌入广袤的乡土社会。以L市某村和G县某村为例，两地春节期间外出务工的返乡人员占比均高达70%以上。两地又都有60%以上的家庭在城市有购房。

城市化背景下的乡土村民与外部市场的联系日益密切，使得村庄的封闭能力变弱。即使实施“硬核防疫”的河南在第一时间构建起了全村防御秩序，但在实践中，“禁止本村人外出”和“禁止外人进入”的严防死守措施，效果也并不理想。

因为市场分工与工业大制造的发展削弱了村民自给自足的独立生存能力，除土地上能生产出来的有限农产品外，他们不得不去市场上采购本身无法生产的粮、油、肉及药品等大部分生活所需用品。“囤货”同样是乡土社会中的流行做法。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那些“囤货”不足的人不得不出门采购，从而使得病毒的“扩散性传播”防不胜防。

承认市场化发展中乡土社会本身的流动需求，才能在“堵”与“疏”的关系中将村民动员起来，迅速提升乡村的防御能力。

（二）乡土社会疫情防控的薄弱环节

河南的“硬核防疫”在社交媒体上风行一时，广受赞誉，但深入其乡土社会内部便不难发现，其具体防控举措仍面临许多问题，如：防控手段“只堵不疏”，村民参与的积极性难以调动，基层组织的抗疫工作流于形式。

防疫固然重要，但简单粗暴地围追堵截远非治本之策，甚至只会激发民怨，将民众远远推到团结路线的对立面。比如，封村、封路、封城的做法有一定合理性，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往往过犹不及，一些工作人员无视村民正常的出行需求，甚至将道路或桥梁用山石堆砌以阻隔人们通行。再比如，在全国复工潮来临之际，多地乡村对申请外出人员的告诫出奇的一致，如“一旦离开这里，就回不来了”；一些重要省市的交通要道处设有“重点疫区劝返点”，令许多外出村民陷入窘境，无处可去。这些举措都是需要检讨的。

基层的疫情防控既不能完全依赖村民的自觉，也不能单靠村书记的个人权威，而是一场需要全体村民共同参与的战“疫”。但实际上，在一些乡村，村民的不配合防疫固然属于极少数现象，但不参与、不积极、不主动，却是最普遍的情形。

与此相对应的，是基层组织的抗疫工作流于形式。以G县某村为例，就笔者所见，自实施一级响应以来，只有村两委成员每天忙碌在村口，只要有村中熟人递根烟或叫一声叔伯，就可以通融放行；村民基础信息全靠熟人社会的记忆，默认并接纳封村前进入的外来人员且无任何重点排查工作，湖北返乡人员是否被统计全靠个人自觉。

（三）提升乡村疫情防御能力的几点建议

针对当下医疗资源有限、村民自治力量薄弱的先天性缺陷，如何抓住时间窗口，迅速提升乡村防疫能力？

笔者认为，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完善基层防御组织的结构。

基层疫情防控工作不应是村两委成员的专属“独角戏”。党员、老干部、村组长等成员，也应在疫情防疫过程中充分发挥各自的天然优势。

党员和老干部往往是在群众中具有一定威信的人，应当由他们发挥带头作用，在群众当中引领乡村话语和疫情防范的舆论风向；村组长是最熟悉村组家庭成员基本情况的，对统计和摸底排查外来人员信息、劝阻邻里串访发挥着关键作用；同时，有必要将入党积极分子、村庄能人纳入疫情防控工作，一起发力，以提高村民共同抗“疫”的自觉意识。

其次，合理调配三级医疗资源。

医疗资源包括诊治资源和疫情防御资源。对前者，应在既有的城乡二元结构分配方式的基础上打通县镇村三级绿色通道；对后者，则有必要在属地化管理的区域内统筹分配。在城市化飞速发展的今天，城乡之间本就存在着明显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乡村劣势，城乡二元结构与属地化管理的疫情防控使得乡村呈现出明显的吃力状态。在资源明显不足的前提下，只有将有限的资源进行效用最大化的匹配，才能最大限度提高乡村的疫情抵御能力。

在感染者与疑似感染者的诊治方面，应立即打通县镇村三级绿色诊治通道，使感染者抢占时间窗口获得救治。对绝大多数人群而言，他们要做好的最主要事情是做好自我防御工作，以防止疫情扩散。对重点疫区下的重点村镇，应突破城乡二元机制的限制，予以重点防范和资源倾斜。如此，村镇两级才能撑起坚实的自我保护伞。

第三，重拾群众路线。

与城市的大聚集不同，拥有广袤土地的乡村，人口居住分散，管理成本极高，治理难度极大，如果不依靠人民群众，就难以形成团结性秩序。重拾群众路线，单靠几句空洞的倡议宣传是远远不够的，只有深入到群众的生产和生活中。

首先，要有权威性的行动标杆。基层村两委本身就是浓厚政治权威和乡土人情的合体，由村级组织带头，实施设岗排查、拉禁戒线等一系列防控行动，可在第一时间传递出代表正式权威的信号和警示，为群众树立起一个全村备战的行动标杆。

其次，要走进群众的生活中，与群众形成互动。要紧紧团结能人、老干部、党员和积极分子等关键人物，引导村民之间达成自我规训的疫情防御共识。针对个别越矩者，可将他们吸纳进村庄值岗名单中，请他们体验24小时的防控工作。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加强基层组织队伍的自身建设，正形象，干实事。社会力量潜藏于广袤的祖国大地上，从不曾匮乏。但在多元化价值的自媒体时代，社会力量往往会被撕裂成无数的声音，期许它们自动形成一种社会性团结是低概率的。所以，要想形成统一的社会性团结秩序，必须依靠正面而有力引导的基层组织，而只有为群众干实事、不敷衍、去形式化的基层组织，才能获得群众的认同和追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