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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行甲:这是一次没有硝烟的战争,我们都是仓促上阵
这位昔日的湖北巴东县委书记、如今的深圳市恒晖儿童公益基金会理事长身处疫区中心之一。截至2月15日,他所在的小区出现6名确诊病例和一些疑似病例,小区因此被封闭隔离至今。
但陈行甲说他一点都不害怕。
在他看来,疫情虽然严峻,但终究只是自然界的生物病毒;另外也没有时间害怕,他只想与时间赛跑,为抗击疫情做点事情。
辞官转场公益以来,陈行甲把这次疫情视为一次大考。他认为,公众的每一份善款都不能被辜负,公益组织也有绝对的义务接受公众监督。
“这是一次没有硝烟的战争,我们都是仓促上阵。”陈行甲提出,就像政府部门有公共灾难的应急预案一样,公益界是否也应该有一个应急预案,在大的灾难来临时能短时间把平常做教育、环保、医疗、社会服务等各种类型的基金会高效整合,有序行动。
2020年2月15日,陈行甲在线上受邀参加乡村发展基金会联合研究院以及北大汇丰商学院推出的“明日地平线X创讲堂”行动。作为一个在湖北长大、求学、入党、工作的公益人,他分享了这些天的亲身经历和感受。
行动
陈行甲从深圳坐高铁返回宜昌是在1月19日,他原本打算和家人一起过个祥和的春节假期,正月初六返回深圳。
然而,这个春节对包括陈行甲在内的很多人而言,都是一次特别的体验。
到家第二天,也就是1月20日,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在接受央视新闻采访时,明确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有“人传人”现象。
1月23日武汉封城。6天后,陈行甲居住的楼栋发现第1例确诊病例,就在他的楼下,整栋楼即刻被封。
身为公益人,陈行甲很快采取行动。
1月24日,除夕,在网上看到武汉各大医院急需防护物资的公告后,当晚他就和深圳市基金会发展促进会的同事线上商量如何抗疫情。
公开资料显示,深圳市基金会发展促进会是中国首个基金会行业促进组织,由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万科公益基金会、深圳市恒晖儿童基金会、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深圳市慈善会等10余家基金会2019年8月共同发起成立,陈行甲担任执行会长。
1月25日上午,陈行甲线上召开会议,向全深圳基金会行业发起抗疫情联合行动倡议,动员深圳的基金会参与湖北疫情救援,当天就有30多家基金会积极响应。截至2月14日,深圳共有80余家基金会捐赠现金及各类医疗物资13.9亿元,其中不包括腾讯基金会追加的12亿元抗疫专项基金。
同时,陈行甲创立的深圳市恒晖儿童公益基金会也在积极行动。自疫情发生以来,恒晖共筹到口罩11233个,护目镜1538副,消毒液6432瓶,车载空气净化器101台,隔离袍938件,陆续送达武汉中南医院、武汉协和医院、武汉市第三医院、武汉市儿童医院、襄阳市卫健委、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及松滋市人民医院等7家机构。
大考
作为一位在湖北长大、求学、入党、工作的原基层官员、现公益人,陈行甲在这次直面疫情的过程中百感交集。
当看到武汉协和医院说“防护物资不是告急,而是没有了”,他自称像疯了一样到处发信息,希望能多少凑一点医用防护物资送到前线;有身处困境的患者求助,他又多方联络朋友,希望利用有限的资源尽可能提供帮助。
作家方方有句话让陈行甲感同身受:时代的一粒灰尘,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他感慨,有种锥心的疼痛,武汉人、湖北人心里知道。
尽管心情沉重,但也有一种力量支撑着他,那就是成千上万奔向抗疫前线的医护逆行者。“还有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大爱善举,太多太多的力量在支撑我们走过这段灰暗的时光。”陈行甲说。
据湖北省卫健委消息,截至2月17日24时,宜昌市累计报告确诊病例904例。这段时间,陈行甲所在的宜昌某小区,确诊病例也从1例上升到6例,同时出现一些疑似病例,整个小区被封闭隔离至今。
但他说一点都不害怕。
在他看来,疫情虽然严峻,但终究只是自然界的生物病毒;另外也没有时间害怕。“真正让我们恐惧的是恐惧本身”,他只想与时间赛跑,为抗击疫情做点事情。
陈行甲把这次疫情视为一次大考,题目就是:对于每一个承担公共责任的人,思考问题的根本立场到底是站在哪里?
他认为,公众的每一份善款都不能被辜负,这是公益界的铁律。公益人千万不可走着走着忘了初心。这次疫情中社会捐助热情高涨,一些获得了大额度捐赠的公益基金会千万要用好公众捐来的每一分钱,切不可抱着“盆大好刮稀饭”的想法在巨额的公众募捐中蹭好处,或者以压住款项执行进度拖一段时间、光利息都能吃不少的态度来对待这次捐赠。
“如果到疫情结束,基金会通过公众募集的巨额善款还有不少没花出去,想自己留着以后慢慢花恐怕不那么好花。”陈行甲说。
监督
这次抗疫“战争”中,陈行甲看到了公益的力量。
民政部第一时间发出倡议和指导;众多公益组织的行动可圈可点,不仅帮助湖北疫区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也在社会人心的安抚上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众多公益学者积极发声,撰写多篇文章就公益热点难点答疑解惑建言献策……
民间很快出现了很多“自组织”,如封城后公交停运送医护人员上下班的志愿者服务车队,官方求助通道拥堵之后微博、微信、豆瓣等平台的呼救和互救信息传递等。可以说,公益组织等社会力量有作为的。
但陈行甲也发现了一些问题。比如公益组织参与的空间和渠道仍然有限、公益组织的专业程度仍然存在短板、公益组织之间协调配合不够等。
“官办公益组织和民间公益组织没有及时有效联合。”他指出,疫情防控刚开始,各大公益组织虽然都积极行动,但基本上各自为战,导致同业竞争,需求与供给不匹配,甚至一度对医疗物资涨价起了一定的负面作用。
有的公益组织只盯住眼前。陈行甲认为,疫区的次生灾害正在发生,且不说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光是大众长期封闭引起的心理问题、死难者家属情绪崩溃的安抚、人们被隔离后无人看守的宠物等等,这些领域公益组织目前做的还不是很够。
公益的透明度也再次面临公众的“检阅”。
在陈行甲看来,这次疫情再次显示尊重公众的知情权,让真相尽早公之于众是最好的对策。公益组织只有平时就实行账务透明,运作透明,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才能够被公众信任。“战时”才能迅速汇集资源,高效率分配资源。
“公众有权、也有义务随时监督公益组织的善款使用情况。公益组织有绝对的义务接受公众监督,绝不能自以为站在道德高地就可以横眉冷对监督追问,因为公众监督追得紧就不耐烦。”他强调。
谈起这些天的感受,陈行甲形容,“这是一次没有硝烟的战争,我们都是仓促上阵。”
他同时也在思考,就像政府部门有公共灾难的应急预案,公益界是否也应该有一个应急预案,在大的灾难来临时能短时间把平常做教育、环保、医疗、社会服务等各种类型的基金会高效地整合起来,积极有序地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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