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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国史新编”之《五凉史》连载六十四 ——经济篇诸凉政权恢复发展社会经济的举措

2020-02-16 16:52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政务

编者按：

著名历史学家赵向群先生代表作《五凉史》，是“十六国史新编”之一，汇集传世史料与出土文献，还原魏晋南北朝大分裂时期河西地方的历史，钩沉一千六百多年前纵横河西走廊、丝绸之路的五凉王国的兴亡盛衰，全方位、多面向，还原中国历史上鲜为人知的重要阶段。武威，亦称凉州，自古以来就是河西走廊上门户城市，中西方文化交汇之地。千年的融合发展，形成了光辉灿烂的汉唐文化、五凉文化、西夏文化、佛教文化等为主的凉州文化，成为中国文化宝库中不可多得的珍品，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位置，给武威这片神奇的土地增添了无穷的魅力。

武威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通过河西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河西史地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理事贾小军先生多次沟通衔接，征得赵向群先生儿子赵晓东先生同意授权，《五凉史》即日起长期在“武威文体广电旅游”微信公众号连载，让更多人了解武威“五凉古都”的历史文化魅力。以飨读者，敬请关注！

感谢贾小军先生、赵晓东先生的大力支持！

卷八经济篇

第四节北魏太武帝时期的西域经济战略

——兼论北魏灭北凉的可能性与合理性

平城是北魏的创基地。平城时代的北魏在军事、政治、经济诸方面建树颇多。平城诸帝中，太武帝拓跋焘是最值得称颂的人物。他不仅“扫统万，平秦陇，翦辽海，荡河源”，统一了北方大地，还通过严法制、明选举、劝农桑、宽赋徭、定考课、颁新字、修国史等举措使北魏国家生活摆脱初期的落后状态而进人统治中原的适应期。他最重大的建树是在经济国策方面，是他完成了统一北方时期的经济战略的转移，将其祖道武、父明元两代君王只依赖军事征服后的移民方式开发京师一线的做法，转变为对所有占领地区普遍进行开发的远略，并着眼于行将占领地区的开发。对此，史家记述道：

世祖即位，开拓四海。以五方之民各有其性，故修其教不改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纳其方贡以充仓廪，收其货物以实库藏，又于岁时取鸟兽之登于俎用者以牣膳府。

这个战略的实施过程给平城带来巨大的物质利益，其中最直接的结果是“府藏盈积”。从史书中可以看出，因府藏的盈实，从太武时起，平城每遇自然灾害就遣民四出“就食”的频率大大降低，京师的稳定和巩固程度空前提高；另外，军事上的征讨能力和北方边镇的防务也大为增强。而涉及到如西域、河西等一些特殊地区的开发，对北魏国家后来的发展更具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由于这样的功绩，史家才称赞太武帝“遂使有魏之业，光迈百王”。

本节仅就太武帝上述经济战略在西域和河西的实施及其影响即北魏灭北凉可能性与合理性作一些研讨。

厩库未实，则通好于西戎。由是德刑具举，声名遐洎，贲服毡裘，辐凑于属国；商胡贩客，填委于旗亭。

这几乎是汉以后中原王朝一贯的国策和现象。北魏平城时期也如此：

太祖初，经营中原，未暇及于四夷。既而西戎之贡不至，有司奏，依汉氏故事，请通西域，可以振威德于荒外，又可致奇货于天府。

但因当时国力不足，太祖（道武帝）搁置了此议。后历太宗（明元帝），西域“奇货”仍可望而不可及。

“自魏德既广，西域、东夷贡其珍物，充于王府。”随太武帝统一北方事业的进展，自西晋十六国纷乱以来一百多年中原与西域间彼此隔绝的状态有了变化。从太延元年（435）起，西域的龟兹、疏勒、乌孙、悦般、渴磐陀、都善、焉耆、车师、粟特等九国陆续遣使朝献，拉开了平城通西域的序幕。效法汉武帝当初的做法，太武帝派出王恩生、许纲等出使西域，结果王等在出流沙时被柔然俘虏。既而再派散骑侍郎董琬、高明等“多赍锦帛，出鄯善，招抚九国”。这次出使很成功，董、高以其所携锦帛厚赐西域诸国，不仅招来了丰厚的物质回报，而且沟通了平城与西域间的交往，西域“遣使与琬俱来贡献者，十有六国。自后相继而来，不间于岁。国使亦数十辈矣。”

董琬之行，最大的收获还在于使平城上下第一次知道了西域的辽阔广大，了解到西域资源的丰富以及通商道路的四通八达。这更增强了太武帝开发西域的决心。

当此之时，横亘在西域与中原之间的最大路障是柔然和坐制河西的沮渠北凉。这两支势力互为依托，给东西交通和往来制造出许多麻烦。其中，沮渠北凉是最大的障碍。虽然《魏书·西域传》等记载，自太延元年许多西域国家都在遣使朝献，说董琬等招来了十六国贡使，西域贡物岁岁有来，“不间于道”。其实，从太延元年到太延五年的情况看，西域人贡自始至终是有条件的，要么需皇帝率军到河西地界去游弋接应，要么需皇帝遣使到西域去游说招诱。现列举《魏书·世祖纪》所载如下:

太延元年八月，“(帝)幸河西，粟特国遣使朝献”。

二年“八月丁亥，遣使六辈使西域。帝校猎于河西。诏广平公张黎发定州七郡一万二千人，通莎泉道。甲辰，高车国遣使朝献”。

三年三月，龟兹、悦般等九国遣使朝贡。是年八月，太武帝又“行幸河西”。十一月，“破洛那、者舌国各遣使朝献，奉汗血马”。

“五年夏四月丁酉，鄯善、龟兹、疏勤、焉耆诸国遣使朝献”，“五月丁酉，治兵于西郊。癸未，遮逸国献汗血马”。“六月甲辰，车驾西讨沮渠牧键”。

微妙的是，每次这样的“行幸”与“贡献”过后，都有北凉的表演，要么是沮渠牧键“遣使朝贡”，要么是“河西王沮渠牧键世子封坛来朝”。直到太延五年五月太武帝治兵西郊，六月西讨北凉，情况竟无一例外。这说明，西域诸国对北魏的朝贡视沮渠牧键的指示而动，而沮渠牧键对北魏朝贡则视太武帝的军事威慑而动。

至于北凉与柔然之间互相勾结，互为依托，阻断西域道路和煽动西域背魏，也是不争的事实。一次，魏使从西域返回，在姑臧听牧键左右密告说，牧键曾与柔然主昊提彼此呼应，制造流言，说北魏去年伐柔然，“士马疫死，大败而还”，还说牧键听吴提生擒太武长弟乐平王丕的消息后，

大喜，宣言国中，又闻吴提遣使者告西域诸国，称：“魏已削弱，今天下唯我为强。若更有魏使，勿复恭奉。”西域诸国亦有贰者。

我们知道，自古以来，所谓“贡使”，“贡献”，都带有官方政治往来和商贸往来的性质。魏太武帝为纳西域方贡以充仓廪，收西域货物以实府藏，为方便和扩大平城与西域间的双边贸易来往，多次以“田猎”、“巡幸”为名，兵临河西地界，其锋芒所向，直接目标是柔然，间接目标是北凉，最终目标则在西域。即驱逐渗透到河西一带的柔然势力和威慑北凉君臣，借以达到两方面目的，一是扫除平城与西域间的交通障碍，二是向西域诸国宣示恩威，诱迫诸国与魏建立双边商贸关系。这与派使者“多赍锦帛”去西域诱说各国“贡献”相辅相成，最终战略目标则在控制西域并获得西域丰富的物质资源利益，其间的扬兵耀武与派人诱说乃是在对西域尚无主权的情况下采取的先期性举措。

灭北凉是北魏北方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太武帝开发西部经济战略的关键环节。之所以推迟到太延五年（439年）实施，并非如太武帝自己所言“朕方有事东方，未暇西略”。其实早在431年，他已完成“扫统万，平秦陇”的事业，又将北燕主冯弘从和龙赶往高丽，荡平了“东方”割据者盘踞的最后一个巢穴。另外，在太延五年以前，太武帝也不是“无暇西略”，而是如前文所论，他频繁地西巡西狩，有时追击柔然到“西接张掖水”的地方。他之所以不进占河西，是因北凉统治者不像赫连昌等割据者那样，在政治上敌视北魏。相反，早在始光元年（426年），沮渠蒙逊已“遣使内附”，向魏称臣。使太武帝感到还有利用的价值，即利用它长期控引西域和熟悉西域交通，稳住西域诸国，并为魏使出使西域做向导。为此，太武帝给了沮渠氏一个特殊的头衔：都督凉州及西域羌戎诸军事，行征西大将军。但沮渠父子常阳奉阴违，不仅靠掌握丝绸之路的关钥垄断商税，还阻碍西域胡商的东进和魏使的西出。更甚者，还与柔然主吴提相联结，“事主也颇慢惰”。这些，从太武出兵前令公卿所写的讨凉檄文看得很清楚。讨凉檄文所数沮渠“十二罪”中，“民籍地图不登公府，任土作贡”，“知朝廷志在怀远，固违圣略，切税商胡，以断行旅”，“扬言西戎，高自骄大”，“欣敌之全，幸我之败，侮慢王人，供不以礼”，条条罪名，都与西域事有关，与西部经济有关。随着太延中西域贡使越来越少，到太延五年，北凉政权就非灭不可了。

太延五年（439年），太武帝出兵灭掉北凉，占领了河西走廊。为了实现他彻底开通西域商道的经济战略，而后又人西域追歼沮渠氏流亡势力，并讨平负隅顽抗，制造多年断塞道路事端的鄯善，创造出历经百余年丝绸之路上“行人复通”的恢宏成果。

作为平城时期西部经济战略的起始，丝绸之路的复通，给北魏国家社会生活带来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首先，它有力地促进了东西商贸的发展和统一的北方市场的恢复兴起。从平城开始直至后来的洛阳时期，原本为中国达官贵人所喜好的西域宝货如珠玉、犀象、貂裘、名马等源源不断输人中原，使平城及洛阳等中心地区不仅“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而且成了东西商品周流之地。西域商品纷纷进人一些鲜卑贵胄和汉族公卿家中，所谓金瓶银瓮、瓯檠盘盒、水晶钵、玛瑙琉璃碗、赤玉卮等，“作工奇妙，中土所无，皆从西域而来”。此时，西域的众多城邦国家都和中原建立起商贸关系，如粟特、大月氏、安西、波斯、大秦、罽宾、天竺、高昌等。有的还将其独特的手工业技术介绍到平城，如大月氏，“太武时，其国人商贩京师，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琉璃。于是采矿山中，于京师铸之。既成，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

应当指出，在西域商道畅通前后，北方除个别地区如河西走廊使用货币外，在北魏统领的广大地区，货币经济还很萧条。以中国一方而论，与西方交易主要支付丝织物和布帛。这必然会拉动北方丝麻织造业的发展，并形成以丝麻织品为主要商品的北方统一市场。针对这一点，北魏政府对丝麻类织品倍加重视，丝麻织品的库存量也很大。翻检《魏书·食货志》，可以看到，自太武到孝文，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及措置屡见不鲜。如：

“天兴中，诏采诸漏户，令输纶绵，自后诸逃户占为细茧罗毅者甚众。于是杂营户帅遍于天下，不隶守宰，赋役不周，户口错乱。”

“ (和平二年冬)诏出内库绫绵布帛二十万匹，令内外百官分曹赌射。”

“旧制，民间所织绢、布，皆幅广二尺二寸，长四十尺为一匹，六十尺为一端，令任服用。”“高祖延兴三年秋七月，更立严制，令一准前式。违者罪各有差，有司不检察与同罪。”

“太和八年，始准古班百官之禄，以品第各有差。先是，天下户以九品混通，户调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粟二十石;又入帛一匹二丈，委之州库，以供调外之费。至是，户增帛三匹，粟二石九斗，以为官司之禄。后增调外帛满二匹。所调各随其土所出。其司、冀、雍、华、定、相、泰、洛、豫、怀、兖、陕、徐、青、齐、南济、南豫、东兖、东徐十九州，贡绵绢及丝茧;幽、平、并、肆、岐、泾、荆、凉、梁……皆以麻布充税。”

所谓户口错乱，让百官赌库存织物，绢帛丈尺不中度，以绵绢布帛为百官俸禄及课税，这些，都是商品经济下社会生活的反映，可见，作为市场主要商品及交换媒介的纺织品给北魏造成的广泛影响。而政府对税区的划分实际上是太武帝经济开发战略的最终落实，也是北方大市场形成的明证。不过到孝文帝时，大市场的中心已转移到了洛阳。

太武帝开通丝绸之路，对北魏社会带来的另一个影响是使平城和后来的洛阳变成国际性的大都会。因为这条通道不仅联结着今陕、甘、青、宁、新诸省区，而且沟通着葱岭以西、以北和以南中亚、西亚、南亚乃至欧洲的地中海沿岸地区。如董琬所述：

出西域，本有二道，后更为四：出自玉门，度流沙，西行二千里至鄯善，为一道；自玉门渡流沙，北行二千二百里至车师，为一道；从莎车西行一百里至葱岭，葱岭西一千三百里至伽倍，为一道；自莎车西南五百里，葱岭西南一千三百里至波路，为一道焉。

各道商人、使节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或经营，或通贡，将包括平城、洛阳在内的一些城市变成五方之民交汇之地。天长日久，许多胡商贩客在城中相地卜宅，娶妻生子，成为永久的居民。正所谓：

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门巷修整，阊阖填列，青槐荫陌，绿柳垂庭。

终北魏之世，这些西域来客一直受到政府的优遇。孝文帝时洛阳城内四馆四里中的崦嵫馆和慕义里就为西方来者而专设。正光中（520-525年），各地反魏起义层出不穷，又值水旱频仍，政府下令禁断了百官的例酒，但格外规定：“远蕃使客，不在断限。”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西域商人来华贸易和居住能繁荣经济，能给政府带来可观的关税、市税收益。

可见，国际性大都会的形成，对促进北方民族的大融合以及首都的人殷物丰都具重要意义。

灭北凉，开通西域带来的第三方面影响是大大方便了北魏政府对河西资源的开发利用。

在农业方面，经北凉等诸朝的开发，河西积累起巨大的资源潜力。粮食、桑麻、蔬果等一般都能实现自给有余。北魏充分注意这点，利用黄河水道开漕运，用河西粮食支援六镇。如太平真君七年（446年），薄骨律镇将刁雍请求朝廷准其于牵屯山（今宁夏固原）“河水之次”造船二百艘，并说每船可运谷二千斛。按一年运一次计，便可从河西出谷40万斛。因利益巨大，太武帝准其所请，并下诏说：“非但一运，自可永以为式。”也就是说，从这时起，河西粮食常年通过黄河水道转输到薄骨律、沃野等州镇，以供边防之用。

在畜牧业方面，北魏受益更多。在灭凉前，太武帝虽多次西幸西略，但未曾亲履河西走廊。他听出使过北凉的李顺说“凉州乏水草”，“自温围河（今黄河）以西，至于姑臧城南，天梯山上冬有积雪，深一丈余，至春夏消液，下流成川，引以灌溉。彼闻军至，决此渠口，水不通流，则致渴乏。去城百里之内，赤地无草，又不任久停军马。”奚斤、古弼等一般鲜卑元老重臣也随声附和说河西走廊“其地卤斥，略无水草”。为此，他一次次推迟灭凉的决策。但熟悉史实的崔浩引《汉书·地理志》反问李顺等：

“凉州之畜，为天下饶。”若无水草，何以畜牧？又汉人为居，终不于无水草之地筑城郭、立郡县也。又雪之消液，才不敛尘，何得通渠引漕，溉灌数百万顷乎？

及至决策灭凉，用兵河西，北魏军队一渡过黄河即“获河西畜产二十余万”，而映入太武帝眼帘的河西走廊竟是“姑臧城东西门外，涌泉合于城北，其大如河，自余沟渠流人漠中，其间乃无燥地”。而后，太武帝做出经济上的决策：“以河西水草善，乃以为牧地。畜产滋息，马至二百余万匹，橐驼将半之，牛羊则无数。”从此，河西走廊成为北魏畜牧业资源的供应地，直到孝文帝时期，仍连年通过转牧的方式，将大量牧畜“自河西徙牧于并州，以渐南转，欲其习水土而无死伤也，而河西之牧弥滋矣。”

总之，太武帝时期的西部开发战略表现出这一时期北魏统治者放眼整个北方的积极进取精神。作为这一时期经济战略转移的一个例证，它同时也说明太武帝对北魏历史发展所做的贡献及北魏国家其后发达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