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与社会 | 都市学生空间：蔓延与治理

北京市海淀区，当今中国最具活力和创新精神的地区之一，拥有全国庞大的高校群体，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全国著名学府均坐立于此，在校大学生数占北京市的一半以上。

在北京大学南边有个海淀路社区，原来在单位体制下是海淀区政府职员的公共福利住房社区，现在逐渐成为大学生居住的集聚地。大量年轻的面孔熙熙攘攘地穿梭于此，他们经常在社区周边的地方吃饭、喝酒、聊天，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化氛围。

笔者的研究团队在2013年和2014年间，分别两次对海淀路社区开展了深入的田野调查。虽然我们没有获得官方许可得知当地社会群体的具体数量，但是与房屋中介、商户、居民、学生及学者总计60次的深入访谈中发现了该地区的独特现象：活跃的学生租房市场、季节性的租房需求、年轻化的人口特征、独特的消费场所……这些现象无不刻画和记录着社会空间的“悄然转变”，即“学生化”（studentification）。

学生化空间形成的来源

最早提出学生化概念的是研究团队的中的地理学者戴伦·史密斯（Darren Smith）。在对英国利兹大学周边地区的调研时，史密斯发现在校大学生涌入到了大学周边的私人住宅区，原先一栋栋私人住宅改造成了多名学生合租的学生公寓。当地房产中介也鼓动原住家庭迁移出去，将他们的家庭住宅改造为学生公寓进行出租。由此，原本环绕在校园周边的家庭住宅区摇身一变成为了学生聚集区。这样的现象便被命名成为了学生化，也给当地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景观等方面带来了一系列的变化。

放眼全球，高等教育在各国不断扩张，学生人数不断增加，学生住房急剧上升，学生化现象引起了全球学者的关注，他们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西班牙、马来西亚、智利等地都找到了对应的学生化案例进行研究。

与国外高校的学生住房管理不同，中国高校普遍在校园内为大学生们提供了宿舍，并且执行严格的管理条例对学生行为进行约束。因此，是什么原因促使了一部分大学生离开校园居住到了高校周边社区呢？研究团队在田野调查中，站在学生需求的角度，总结了三类校外租房的学生群体以及他们离校租房的动机。

第一类，情侣对于亲密空间的渴望。中国高校有着严格的宿舍管理制度，普遍采取男女分开居住的管理措施，对于学生留宿异性过夜的行为“零容忍”，然而，现实情况却是学生情侣对于制度的“不顾”，他们期望拥有亲密的生活空间。

一位在海淀路社区经营出租房生意的中介说到：“我手里有很多类型的出租屋，一墙之隔的北京大学情侣就很喜欢120元一天的单间；当然我也提供月租房，如果他们想租久一点时间，房租价格都好商量。”

此外，由于高校允许达到法定结婚年龄的大学生结婚，因此一部分已婚学生更愿意校外居住。一位北京大学的研究生说：“我和我丈夫就在校外租房，外面房子的条件设施都要比学生宿舍好很多，有客厅、卧室、厨房和厕所等，生活起来方便自由。”

第二类，学生对于私人空间的需求。出于对用电安全及意外事件的防范，大部分高校都会在宿舍管理条例中禁止使用大功率生活电器，例如吹风机、电熨斗、电热水壶、电饭煲等；并对宿舍用电加以限制，而对冰箱、洗衣机等大功率电器则采取楼层共用的模式。因此，对于不想受约束的学生来说，在外租房不仅可以拥有独立的生活电器来保障自己的生活品质，更重要的是满足了他们享受自由生活的私人空间。

其中一位受访者就有谈到：“我是来自独生子女家庭，一进学校后就不太适应与他人一起过集体生活，也不喜欢受到各种限制约束。”此外，促使学生向外租房的动力之一是为了能够拥有学习和考试前复习时安静的私人环境。由于寝室的宵禁熄灯规定以及室友活动时发出的噪音，在拥挤的寝室里安安静静地复习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虽然他们选择搬出去住会增加经济负担，但是部分家庭条件较好的学生会在“考试周”搬去海淀路社区，租上几周来应对考试压力。一位学生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时提到：“小部分家庭条件较好的同学会在考试周前搬去外面 （海淀路社区），这里离学校也近，位置方便。主要是受不了在紧张的复习期间还要担心熄灯或者吵到别人这样的事情，本来复习就挺紧张的，时间也不够用，多闹心啊。”

第三类，考研族对于学习空间的追求。全国硕士研究生统一招生考试（简称“考研”）初试基本在每年的12月份举行，初试成绩于来年的3月份公布，通过初试的学生才有资格参加由招生单位每年在3到5月间组织的复试，通过复试后才能真正成为了一名硕士研究生。

由此可见，考研具有时间跨度大和周期性强的特点。为了成为中国最高学府之一的北京大学的研究生，大量考研族会来到北京大学周边的社区，寻找一个临时住所，海淀路社区便是众多考研族的首选之地。这里不仅仅可以与他们的考研战友找到合租房，便利的地理位置也节约了他们的时间成本。

特别是对于考研族来说，参加校内讲座和整合复习资料是提升入学考题命中率的重要“诀窍”；他们需要充分利用好校内资源整合各类资料。一位居住在海淀路社区的考研族特意提到：“我打算报考北大政府管理学院的硕士，我需要参加学校里的一些讲座甚至蹭课来收集相关的考试信息和复习资料，增加我明年考试的录取率。”

而在每年的考研结束后，海淀路社区就会迎来“空巢期”，大量考研族在考试结束后就回家等待成绩放榜，但是这样的“空巢期”并不会持续太久，考研失利的学生会再度归来，继续租住在海淀路社区备战来年的入学考试，因此，在这里不乏备考多年的考研族，他们也是海淀路社区学生租房群体的主要来源。

“学生化”改变的社会空间

海淀路社区的学生化催生了一个新的社会空间形态，改变了社区及其周边环境的方方面面。首先，学生化激活了社区的租房市场。随着学生租房市场的需求增加，社区内的房屋所有者迎来了投资的“春天”，他们与租房中介一道对房屋进行了改造，吸引更多学生入住到各自的单元套房内；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扩大租房收入，提升房东和房屋中介的经济收益。

一位房屋中介说到：“我手上有各式各样的出租房间类型，一部分北大的学生喜欢租单间，而更多的考研学生喜欢在这里租个床位，我们会对房间稍微做个隔断，腾出空间，满足更多需求。”

其次，学生化改变了社区的社会生态。当越来越多的学生入住后，当地人口结构发生了改变，呈现出年轻化、密度高、流动大的特征，这给当地的治安管理也带来了挑战。特别是，学生被当地部分居民贴上了“噪音制造者”的称号，主要是有些学生回来后喜欢举办各种聚会到深夜，一位居民对此颇有微词：“晚上有些学生回来后会在出租屋内制造些响动，唉！为这事我也没少跟他们说道，但是又能怎么样呢。”

此外，学生化破坏了社区的环境卫生。告别了学校的卫生监督和宿舍的惩罚条例，学生会随意地摆放自行车，堆放各类杂物，随手乱扔垃圾在海淀路社区。一位当地居民对此充满了苦恼和无奈：“有时他们（学生）会把垃圾直接从窗户丢出来，或者干脆把垃圾堆在了楼梯走廊，我是真不喜欢，但我也没法阻止他们。”

最后，学生化改变了社区的消费文化。海淀路社区的学生化进程吸引着资本源源不断地投资到学生生意，逐渐改变了社区及周边的消费文化，忽略了原住居民的消费需求。最具典型的是离海淀路社区不远处的畅春园商业美食街，各式各样的餐馆、咖啡馆、甜品店都在商业街上红红火火地开了起来，吸引了大量的学生消费者，形成了一条具有大学生消费文化特征的美食街。

其中，一位餐馆经营者信心满满地说道：“这条街上的餐厅越来越多了，为了吸引周边大学生群体的消费，我们提供了不同价位的菜品，推出了各式各样的优惠活动，学生们如果想要组织个生日聚会或者开个派对，这里（美食街）总会是他们的第一选择”。

由此可见，日常活跃的租房市场，噪音导致的社会冲突，日益颓败的物质环境和文化导向的消费空间，上述四个显著特征可以被视为海淀路社区学生化带来的结果，逐渐改变了城市的空间形态。

英国“学生化”治理经验与中国启示

以海淀路为代表的学生化现象投射出了当今中国城市转型过程中的一面，呈现出了由不同学生群体构建的城市社会空间，与中国城镇化进程并行发展。同样，中国的学生化既有全球学生化的共性，又带有中国本土的烙印。

首先，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高校是提供学生住房的唯一合法机构，强制要求学生住校进行统一管理；就算是对想要长期合法住在校外的学生来说，也必须先取得家长和学校的双重许可。而现实是，校外租房群体或许并没有获得双重许可，他们是为了摆脱门禁管理、统一作息、性别隔离等管制枷锁，追求自由的生活方式和私人的专属空间，成为了推动中国学生化进程的参与者。

其次，中国正在经历高等教育扩张带来的考研热潮，社会和市场对于高学历、高素质人才的需求也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考研人数的逐年递增。例如，研究生报名人数已经从2010年的141万增长到了2020年的341万，区间增长数达到惊人的200万人次。特别是，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集中了中国大部分的知名高校，这些高校将扩招研究生当成他们参与全球高校竞争的重要战略之一。其他城市的大学生为了考上北上广的名校研究生，选择异地居住备战几个月的入学考试已是常态。他们愿意负担着比宿舍更贵的房租甚至更差的环境，选择居住到高校周边社区实现心中的梦想，成为了推动中国学生化进程的主力军。

尽管中国学生化中的学生类型和租房动机有别于西方社会，但是学生化现象导致学生与当地居民在住房供给、基础设施、公共空间等方面的紧张关系依旧是学生化地区普遍面对的公共议题。在学生化发源地英国，研究团队持续深入开展学生化研究，与政府、议会、大学、社团共同提出了种种应对措施治理学生化现象带来的消极影响。

第一，划分学生住房限制区。当地政府收集详细的租房学生数量，当一个地区的学生人口超过了地区总人口的20%以上时，当地政府会将该地区命名为学生住房限制区，禁止该地区的任何私人家庭住房改建成为学生公寓，控制学生化蔓延到限制区外。

第二，颁布学生公寓人数限制令。当地政府对学生公寓采取了租户人数控制，如果学生公寓的居住人数超过5人时，需要向当地政府申请特别许可证，否则不得向外出租。

第三，投资高端学生酒店计划。政府鼓励私人资本对内城区的棕榈地（废旧工厂用地）进行学生房地产开发，为建设高端服务的“学生酒店”提供种种优惠政策。学生酒店是集合学习、社交、娱乐、健身等功能为一体的学生宿舍，采取了封闭式的管理方式，雇佣了专业化的管理团队，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学生文化“飞地”。学生酒店的出现不仅仅满足了日益增长的学生住房需求，也有效抑制住了学生化的蔓延，成为了治理学生化现象的良方。特别是，政府也把对内城区的学生酒店建设当成了城市更新的重要手段。

第四，实施社区友好关系规划。大学发挥了促进社区居民与学生交往的桥梁作用。例如，拉夫堡大学建立了社区与大学联合工作小组，积极与周边社区相互合作，任命社区看守人管制学生行为，发行“好邻居指南手册”给校外居住学生，开展宣传教育活动，防止学生扰民行为，组织慈善义务活动，改善了学生与居民之间的紧张关系。

因此，从英国学生化的治理经验可以看出：政府的规划法案成为了限制学生化蔓延的核心力量，大学通过引导学生行为成为了抑制学生化效应的中坚力量。

尽管中国有关部门和高校尚未对学生化现象引起广泛关注，也未采取针对性的管理措施，但是英国的治理经验为中国今后学生化及相关问题提供了参考样板。同样，我们也需要正视学生群体，鼓励在校大学生们走向周边社区，将大学的文化活动融入到周边社区，激活老旧邻里社区的社会活力，形成与当地社区居民的良好互动关系，营造健康的文化氛围，为城市建设和社区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本文改编自学术论文“离开校园：中国北京的学生化与城市地理变化”(‘Living off the campus’: urban geographies of change and studentification in Beijing, China)，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城市地理》（Urban Geography）。作者谷浩系湖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住建部中国城乡建设与社区治理研究院研究员，Darren Smith系英国拉夫堡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教授、湖南大学讲座教授。特别感谢湖南大学杨文靓的文稿翻译协助，以及香港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及设计系何深静教授的学术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