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芭蕾外交”：日本《白毛女》首次访华的历史背景

1958年3月4日，在《朝日新闻》第12版的角落位置登了这么一则不起眼的消息：

……松山芭蕾舞团一行45人在横滨搭英国籍客货船出发前往大沽。其中，表演者包括团长清水正夫、松山树子等38人……在其后的两个月中，他们计划造访北京、西安、成都、重庆、武汉以及上海。

5天后，《人民日报》上也登出了日本松山芭蕾舞团造访北京的消息以及田汉所写的《迎接日本的“白毛女”——松山树子》一文。这篇文章让广大中国人第一次知道了“松山芭蕾舞团”以及主演松山树子，称她为“日本很有名的进步的芭蕾舞演员”。 松山芭蕾舞团成立于1948年，是日本最著名、历史最悠久的芭蕾舞团之一。当时的松山芭蕾舞团正好迎来建团十周年。十年间，在团长清水正夫、主演松山树子的带领下，一直以演出“古典芭蕾”和创作“具有民族特色的芭蕾”为其艺术宗旨，并与日本左派文艺圈有着密切的交流。在《人民日报》的文中，田汉还简单介绍了芭蕾舞剧《白毛女》在日本的改编过程并对在北京的演出充满期待，“由于此剧在日本的成功，中国舞蹈界不用说，中国文化界也热切地期待芭蕾舞《白毛女》在中国的演出。中国京剧院，评剧院已经计划《白毛女》的戏曲化，但把它舞剧化还没有听得说”。实际上，无论是《白毛女》的改编，还是松山芭蕾舞团访华，其背景都是20世纪50年代中日之间曾兴起过的“恢复邦交论”。

1952年6月，国会议员高良富、帆足计和宫腰喜助率先到访北京，以民间名义与中国贸促会签订了《第一次中日民间贸易协议》，双方协议约定的进出口总额约3000万英镑。较之有限的经贸合作，此协议的政治意义当然更为重大，在日本政坛朝野引发轰动，各界的话题逐渐从“日中贸促活动”发展到“日中恢复邦交”的讨论。

1954年12月，吉田茂内阁总辞。民主党总裁鸠山一郎成为新首相，新闻记者出身、战前就反对日本侵路扩张路线的石桥湛山出任通商产业大臣。石桥入阁后，马上就开始积极推动与中国恢复商贸往来。而作为外交大臣的重光葵也致力于恢复与中苏两国的外交关系，对促进中日两国的贸易关系持正面态度。在此背景下，尽管恢复邦交的政治进展缓慢，但商贸关系却保持着畅通。1955年4月，两国签订了《中日渔业协定》；5月，中日两国的贸易代表机构在东京又签署了第三份民间贸易协定。

除了商贸关系往来外，日本文化人士也开始对访华和新中国萌生兴趣。紧接着高良富、帆足计和宫腰喜助签订民间贸易协定之后，1952年10月，13位日本学者和文化人士在日本外务省未签发护照的情况下，前往北京参加“亚洲太平洋地域和平会议”。其中，名气最大者当属歌舞伎名角、前进座剧团创立者中村玩右卫门。1952年5月战后加入日共的中村玩右卫门在北海道赤平町公演时突遭警察搜捕，理由是“他曾非法侵入住宅”。中村玩右卫门侥幸逃脱，此事之后也被称为所谓“赤平事件”。参加玩会议后，中村玩右卫门一直在中国待到1955年才返回日本。期间，曾在日本媒体上发表过多篇见闻，例如《在北京思念祖国》《老舍会见记》等，在日本国内尤其是文化圈引发不小的反响，其中也包括有清水正夫与松山树子。

1957年4月，日本社会党代表团访华，书记浅沼稻次郎亲任团长并曾与毛泽东会见。此次访问后，社会党就喊出了亲华的政策方针，要求两国尽早恢复邦交，并表明社会党“不承认两个中国。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希望和平解决有关台湾的国际紧张局势。联合国代表权应该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党的国会议员、战时曾在近卫文磨内阁出任过内阁书记官长、司法大臣的风见章还发起成立了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成为中日贸易和民间交往的重要平台，致力于两国恢复邦交。在执政党集团在中，鸠山内阁、石桥内阁对改善中日关系均持积极态度。在1958年3月松山芭蕾舞团访问中国前夕，也正是日本国内朝野对“恢复邦交论”讨论最热烈、氛围最好的时候。芭蕾舞剧《白毛女》的诞生也正是当年这个政治大氛围下的产物。

1952年6月，高良富、帆足计和宫腰喜助三位议员签订贸易回国时，也将电影《白毛女》的拷贝带回了日本。这也是日本人最早看到的新中国电影。松山芭蕾舞团的清水正夫、松山树子看完《白毛女》后深受感动，认为对日本国内的左派运动、妇女解放也会产生巨大影响，继而萌生了将《白毛女》改编为芭蕾舞剧的想法。他们的这个想法辗转传回中国后，中国戏剧家协会很快就把歌剧《白毛女》的剧本寄到了日本。1955年2月，松山芭蕾舞团版的《白毛女》在东京日比谷会堂首演大获成功，在之后的四年间就全日本上演了40次之多。中村玩右卫门在第一时间就将这个消息告诉了中国著名剧作家欧阳予倩，后者称之为“创举“。同年6月，松山树子在出席赫尔辛基世界和平与友谊联欢节后顺访北京，获周恩来接近，并与王昆、郭兰英、田华几位中国“白毛女”见面。1956年欧阳予倩访问东京时，曾去看过松山芭蕾舞团版《白毛女》的排练，惊叹于松山树子的技艺，“使人感到她的确是一个纯朴而又天真活泼的农村少女，她具有东方女性温婉的美；但在她遭受欺凌时立即爆发出强烈的火焰，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1957年，中日双方开始就松山芭蕾舞团来华演出《白毛女》的可能性进行商讨，团长清水正夫也为此专程来过北京。

1958年3月14日的《人民日报》更以三篇报道的篇幅详细介绍了松山芭蕾舞团在北京演出的经过，尤其是《白毛女》的精彩演绎：

日本松山芭蕾舞团改编演出的芭蕾舞剧“白毛女”，今天在北京天桥剧场第一次同中国观众见面。一千五百多首都观众以长时间的热烈鼓掌祝贺这次演出的成功，日本艺术家们不得不连续谢幕多次。陈毅副总理、郭沫若副委员长、沈雁冰部长等人出席观看了今晚的演出。

松山芭蕾舞团在北京的演出一直持续到3月24日，在日本同样引起了舆论界的关注。《朝日新闻》等媒体也都随团派出了记者，进行跟踪报道。3月28日的《朝日新闻》甚至刊登了清水正夫、松山树子等人在北京座谈会实录。之后，松山芭蕾舞团告别北京，转服中国其他城市巡演至同年5月。

1958年5月2日，正当松山芭蕾舞团还在中国进行巡演之时，却发生了令人遗憾的“长崎国旗事件”。一名隶属日本右翼团体的青年冲入长崎市滨屋百货公司四楼的会场。当时，这里正在举办“中国邮票暨剪纸展览会”，而在会场入口处悬挂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这名右翼青年降下并损毁了五星红旗。事后，这名肇事青年未受重责，仅罚款了事。此举引发了中国方面的极大不满与抗议，认为这是当时岸信介政府的纵容与敌视态度下的产物。自1957年2月岸信介接任首相后，其对待战争反省、历史问题的态度就广受非议。用原日中友好会馆名誉会长、前副总理大臣后藤田正晴的话来说就是，“一个因战犯嫌疑而被捕过的人，竟然能成为日本内阁的总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就个人而言，我是怀疑的……坦率地说，他对战争没有作过反省，以至今天各方面都有后遗症”。

实际上，在20世纪50年代“恢复邦交论”兴起的同时，日本国内的右翼势力依旧强大，并对新中国采取极为敌视的态度。例如1954年10至11月，李德全与廖承志带领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访问日本时，就传出过右翼分子企图干扰乃至伤害中国代表团的风声。当时负责代表团保卫工作的警视厅警部伊藤实甚至感到“事关日本的国际信誉，决心不惜用自己的身体也要保护中国代表团成员的安全”。情况之严峻可见一斑。不过，由于鸠山内阁、石桥内阁在政治上采取较为开放温和态度，方能抵御这股力量。而当首相换成了坚持日美安保、敌视新中国、亲蒋介石集团的岸信介后，日本国内的各类右翼势力必然又有了沉渣泛起的机会。“长崎国旗事件”后，中日双方关系急转直下，经贸与文化交流近乎中断。1960年10月，被视为“友华派”的社会党书记浅沼稻次郎甚至遭右翼分子刺杀身亡。在此前后，则是轰轰烈烈的“安保斗争”。

在第一次访华时，松山树子就曾感叹：“中日文化和两国人民有着许多世纪的传统联系，但是日本人民现在还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完全同新中国自由来往，这是很遗憾的事情。”

1964年，松山芭蕾舞团时隔六年方才有了第二次访华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