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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世功:疫情防控为全球化时代的国家治理提出新挑战
【导言】
近日,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强世功为三联中读录制了一期节目,讲述了本次疫情防控对全球化时代的国家治理提出的新挑战。本文根据2月12日三联中读的录音整理。
![](http://image.thepaper.cn/www/image/50/907/81.jpg)
三联中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强世功。相信大家最近和我一样都是呆在家里,通过互联网关注着正在武汉和全国蔓延的一切。今天我想把武汉疫情的防控作为一个个案,和大家一起来思考全球化时代我们国家治理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我们中间有不少人都经历过2003年的SARS,但是和十几年前的这场灾难相比,今天的疫情防控面临着新的形势和挑战。我之所以强调全球化时代的国家治理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国家从2003年的一个普通的发展中国家,今天已经变成一个正在迅速崛起的、全球性大国,这种国家发展的地位和全球格局中位置的变化,必然对我们国家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
首先,我们要对当前中国所处的历史时代进行一个准确的定位。人类历史的发展是经验和知识不断累积不断提升的一个过程,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发展水平,对国家治理提出的要求也完全不同。传统的农业社会治理主要依赖于宗教和道德,而现代社会的治理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来了现代科学,产生了我们今天分门别类的专业化知识。而后现代的社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让知识不断的流动、跨界、革命性,从而发展出来信息科学、智能科学等等,这就意味传统的知识并不是固定的,而是流动的不断变化。
这种变化尤其体现在信息的收集、整理、处理、创新,由此产生知识的不断更新。这一点我们从互联网的发展到智能手机的应用,从大数据到人工智能的发展,就可以明显的看出后工业时代的一些特征。如果从传统的农业社会、现代的工业社会和后现代的信息化社会,这三种社会形态和历史发展阶段看,我们的今天中国处在哪一个发展阶段上?实际上是三种社会形态并存。我们刚刚摆脱了农业社会进入到工业化的发展阶段,但同时一条腿已经迈入到后工业化的信息社会。这三种社会形态并存,主要是由于世界的变化太快了,我们中国的发展速度也非常快。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我们国家的治理体制和治理机制、部分官员和精英阶层的思想和心态以及普通国民的观念和素质,距后工业化发展的要求还有差距,这才暴露出我们国家治理面临的问题。
而这次武汉冠状病毒在全国大规模的爆发,就集中地说明了这个问题。这次武汉疫情的扩散,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月20日之前,对疫情性质的诊断和决策阶段,这个阶段主要就是发现问题。在此之后就是防控的实施阶段,就是怎么解决问题。而这次武汉的疫情之所以在全国大规模的传播,主要原因就在于第一个阶段上,对一切的性质、风险的判断和最后做出决策出现了一个重大的失误,从而错失了疫情及早防控最佳的时机。在这个阶段上,我们国家治理面临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处在一个后工业互联网信息横向传播的社会中,跟我们国家的决策体制和机制依然是工业化时代层层上报的一个纵向集中决策机制。
让我们回顾一下,从去年12月底,武汉的医院就已经发现了快速传播的这种特殊疾病,为了诊断这种疾病的性质邀请了国家疾控中心的专家进入湖北调查,那么这些专家是如何提意见的?武汉市的卫健委、湖北省的卫健委和国家国务院的卫健委,三级机构是如何沟通的?前方的医生、各级专家和中央来的,包括院士在内的顶尖专家是如何决策的?他们决策又给国家提出什么样的建议?如何上报中央的?这个过程我们并不清楚,但是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两点,第一,武汉医院普通医生已经意识到这种病毒的可怕传播,中央派来的专家已经很快在实验室中分离出这种冠状病,并开始在国际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会看到这些专家和湖北卫健委的官员,对外发布的统一口径都是可防、可控、否认、人传人,从而一度掩盖了病毒传播的危险性。一直到1月20日,国家领导人对疫情作出指示之后,同时钟南山院士接受媒体采访,才让整个社会知道了这种病毒传播的危害性。而这时候距离病毒最初发现已经大半个月过去了。可以说在这大半个月的时间里,我相信各级政府管理员的公文不断的往来,对决策进行反复的开会和商讨。但是在从地方到中央,从专家到官员来回公文往来的决策过程中,冠状病毒每天都在扩散传播。
尤其这个时间,已经是大学寒假放假的期间,也是春节民工回家的期间,作为九省通衢的武汉,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在流动,而我们缓慢复杂的决策程序,错失了疫情早期控制的最佳时间,导致冠状病毒一下子从武汉飞向了全国,陷入到今天的被动局面。在一片问责声中,这场决策的失误和责任纠结在哪里?
这显然不是网络媒体能够说清楚的。但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些官员、专家在“报喜不报忧”的决策惯性影响下,放弃了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面对问题,层层欺上瞒下,推卸责任,不做决策,不敢担当,不负责任。我们都知道,在病毒开始蔓延的关键时刻,当一些医生迫不得已通过网络公开疫情的时候,武汉政府的第一反应就是以传播谣言为由传唤八名医生。
大家还要注意,就在这一切越来越严重的时候,甚至在1月18日,武汉还在举行有4万家庭参加的百家宴,甚至在1月20国家领导人作出指示之后,湖北省的各级官员依然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我们大家要注意,就在1月20日到22日,香港著名的病毒专家管轶就在武汉,他对媒体透露出来,最惊讶的就是武汉当地的卫生防疫防卫根本没有升级,根本没有拉响警报。
武汉市民还在安心的准备过大年,对疫情完全没有感知,所以管轶只能选择“逃离”了武汉。一直到1月22日,中央高层官员飞抵武汉来部署指导工作,23日武汉宣布封城。相比之下,我们看到临近的河南、四川、以及江苏、浙江的政府的治理能力,获得了全国人民的广泛赞誉。
在1月20日之后,武汉的疫情进入了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我们如何来应对病毒的扩散。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今天的中国是一个高度参与全球流动性的一个社会,人流、物流、货币流、信息流、知识流,一方面带来了创新,带来了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繁荣。但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全球性风险,包括疾病的传播、金融危机乃至于恐怖袭击等等,而这些风险通过互联网的高速流动和传播,造成了心理的恐慌、信任危机。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今天所处的社会实际上是一个高度的风险社会。然而我们部分官员和部分老百姓的整体心态依然是农业社会的心态,小富即安,缺乏风险意识,缺乏防范意识。尽管我们经历了非典的经验教训,但是从1月20日高层决策之后,武汉应对一切的情况看,足以证明这次仍缺少一套成熟的系统的科学有效的应对预案。
1月20日之后,中央和各地全力支援武汉,专家、医护人员、资金和物流纷纷涌入到武汉。然而,武汉又出现捐赠物资缺少合理调度的局面,一线的医护人员连口罩等这样最基本的防护物资都缺乏。武汉仓促封城,导致城市交通瘫痪,甚至连医护人员的上下班出行都成了问题。
而这一切背后,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武汉市乃至于湖北省,没有类似解决问题的预案,或者虽然有但没有有效执行,仍依赖一线官员的个人调动能力。我们可以设想一下,无论是武汉市、湖北省、乃至于国家的卫健委,如果早就制定了为防范类似疫情的风险预案并保障能及时、有效执行,那么不至于陷入到如此的被动中去。
对于类似疫情,集中隔离防治无疑是行之有效的最佳手段。从1月23日武汉封城开始,就按照小汤山模式,用10天的时间,以中国建设的速度建起了两所医院,可是仍然不能满足病人的需要。于是我们才会看到,2月3日在军队的建议下,又开始建造三所方舱医院来隔离、治疗轻微的病患者。
也就是在2月3号这一天,我的同事北大法学院的两名教授公开呼吁武汉政府紧急征用大量的楼堂馆所,便于进行个体隔离。这说明,武汉仅仅是简单地沿用2003年SARS的小汤山模式,而没有准确测算过可能出现的感染人群的数量。
总而言之,这次武汉疫情暴露出我们国家治理中面临的两个根本性的问题。其一,我们已经处在一个后工业的互联网时代,可是应对突发事件的决策体制和机制,依然是工业化时代的产物,层层集中、层层下达,这是一种垂直的体制,缺乏一种扁平化的快速决策体制。第二,我们已经处在一个后工业时代的风险社会中,可是部分官员和百姓依然是一种“小农社会”的形态,缺乏危机意识和风险意识。
当然,我们也要意识到中国的发展实在是太快。今天中国的精英阶层绝大多数都成长在小农社会的背景之下,他们中的很多人仍然自觉、不自觉地都带有一种小农的心态。因此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中央从十八大以来,始终将推进国家治理体制和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作为治国理政的一条主线。
平心而论,这次武汉疫情防控一开始的决策失误丧失了早期防控的最佳时机。可是一旦作出了决策,开始行动起来以后,尽管缺乏有效的预案,缺乏工作经验,缺乏应对的能力,在工作中有各种各样的不足。但是毕竟我们的体制仍然发挥了巨大的优势。尤其值得称赞的是,我们公立医院一线的医生和护士,冒着生命的危险,无怨无悔、加班加点,像士兵一样与病毒在做斗争,他们做出了巨大的牺牲,这也意味着我们的医疗改革必须加大对公立医院的支持,而不能简单按照市场化的逻辑,将公共卫生事业简单地分配给民营医院。
而与此同时,各省、市、县、乡、村层层的防控,有效遏制了疫情的扩散。尤其是互联网、大数据,为我们支持、防控疾病的扩散做出了一个巨大的贡献。那么我们比较一下,最近美国仅仅是一个普通的流感,就死亡有上万人,从中我们也能够看出两种不同的治理体制的效能所产生的不同。但是我们也要意识到我们这种治理的方式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一方面,我们的一线医护人员做出了巨大的牺牲。而更重要的是对全国经济带来了一定影响。所以,如果我们能够从这次灾难中吸取教训,全面提升我们国家的决策和治理水平,尤其是我们意识到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中国面临着巨大的风险社会,无论是疾病的风险还是其他灾难的风险,舆论、信任和决策所带来的风险,乃至于恐怖袭击的风险,我们都应该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应该做出切实可行的预案。如果我们能够从这次灾难中吸取教训,那么对于提升我们国家治理水平会有巨大的帮助。
最后,希望听众朋友们能够做好自我保护,保持良好的心态,享受在家里难得的清净。即使在患病,处于隔离中,也希望保持乐观的心态,希望能够早日康复。有了互联网,我们全国人民每天都在一起。我相信武汉乃至全国,很快就会摆脱疫情恢复我们的正常生活。谢谢大家!
来源:法意读书公众号
注:发表时有删节,个别这句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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